李洁非
每个人一生，都有没齿难忘的经历。大约1670年，已是大清子民的计六奇这样写道：
四月廿七日，予在舅氏看梨园，忽闻河间、大名、真定等处相继告陷，北都危急，犹未知陷也，舅氏乃罢宴。廿八日，予下乡，乡间乱信汹汹。廿九日下午，群徴叔云：“崇祯皇帝已缢死煤山矣。”予大惊异。三十日夜，无锡合城惊恐，盖因一班市井无赖闻国变信，声言杀知县郭佳胤，抢乡绅大户。郭邑尊手执大刀，率役从百人巡行竟夜。嗣后，诸大家各出丁壮二三十人从郭令，每夜巡视，至五月初四夜止。
“四月廿七日”，指的是旧历甲申年四月二十七日，置换为公历，即1644年6月1日。文中所叙，距其已二十余载，而计六奇落笔，恍若仍在眼前，品味其情，更似锥心沁血，新鲜殷妍，毫无褪色。
之如此，盖一以创巨痛深，二与年龄有关。事发之时，作者年方二十二岁，正是英华勃发的大好年华。在这样的年龄遭逢塌天之变，其铭心刻骨，必历久如一而伴随终生。时间过去将近三十年，计六奇渐趋老境，体羸力衰，患有严重眼疾，“右目新蒙，兼有久视生花之病”，而愈如此，那种将青春惨痛记忆付诸笔墨的欲望亦愈强烈。从动手之始到书稿告竣，先后四五年光景，“目不交睫，手不停披，晨夕勿辍，寒暑无间，宾朋出入弗知，家乡米盐弗问，肆力期年，得书千纸。”
他曾回顾，庚戌年（1670）冬天江南特别寒冷，大雪连旬，千里数尺，无锡“一夕冻死”饥民四十七人，即如此，仍黾勉坚持写作，“呵笔疾书，未尝少废”；而辛亥年（1671）夏季，又酷热奇暑，计六奇同样不肯停笔，自限每日至少写五页（“必限录五纸”），因出汗太多，为防洇湿纸页，他将六层手巾垫于肘下，书毕抬起胳膊，六层手巾已完全湿透……须知，这么历尽艰辛去写的上千页文字，对作者实无任何利益可图——因所写内容犯忌，当时根本无望付梓，日后能否存于人间亦难料定。他所以这样燃烧生命来做，只不过为了安妥自己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
今天，不同年龄层的人，每自称“××一代”。作为仿照，17世纪中叶，与计六奇年龄相近的那代中国人，未必不可以称为“甲申一代”。他们的人生和情感，与“甲申”这特殊年份牢牢粘连起来。令计六奇难以释怀，于半盲之中、将老之前，矻矻写在纸上的，归根到底便是这两个字——当然，还有来自它们的对生命的巨大撞击，以及世事虽了、心事难了的苦痛情怀。
倘若尽量简短地陈述这两个字所包含的要点，或许可以写为——
公元1644年（旧历甲申年，依明朝正朔为崇祯十七年），4月25日清晨，李自成攻陷皇城前，崇祯皇帝以发蒙面，缢死煤山。自此，紫禁城龙床上不复有朱姓之人。5月29日，从山海关大败而归的李自成，在紫禁城匆匆称帝，“是夜，焚宫殿西走”。
6月7日，满清摄政王多尔衮率大军进入北京。
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历史更迭只是家常便饭。之前千百年，大大小小搬演过不下数十次，1644年则不过是老戏新齣而已。就像有句话总结的：几千年来的历史，无非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就此而言，明末发生的事情，与元、宋、唐、隋、晋、汉、秦之末没有什么不同。
作为20世纪下半叶以后出生的中国人，我们有幸读过不少用这种观点写成的史著或文艺作品。或许，一度也只能接触这种读物。对于明末的了解，笔者最早从一本叫《江阴八十天》的小册子开始，那是1955年出版的一本通俗读物，写江阴抗清经过，小时候当故事来看，叙述颇简明，然每涉人物，必涂抹阶级色彩，暗嵌褒贬、强史以就。在我看来，明末这一段在中国历史上有诸多突出的特质：时代氛围特别复杂，头绪特别繁多，问题特别典型，保存下来、可见可用、需要解读的史料也特别丰富。
明代是一个真正位于转折点上的朝代。对于先前中华文明正统，它有集大成的意味，对于未来，又有破茧蜕变的迹象。没有哪个时代，思想比明代更正统，将中华伦理价值推向纯正的极致。同样，亦没有哪个时代，思想比明代更活跃、更激进乃至更混乱，以致学不一途、矫诬虚辩、纷然骤讼，而不得不引出黄宗羲一部皇皇巨著《明儒学案》，专事澄清，“分其宗旨，别其源流”，“听学者从而自择”。
这一思想情形，是明朝历史处境的深刻反映。到明代晚期，政治、道德、制度无不处在大离析状态，藉善恶之名殊死相争，实际上，何为善恶又恰恰混沌不清，乃各色人物层出不穷，新旧人格猛烈碰撞、穷形尽相，矛盾性、复杂性前所未见。
别的不说，崇祯皇帝便是一个深陷矛盾之人，历史上大多数帝王只显示出单面性——比如“负面典型”秦始皇、“正面典型”唐太宗——与他们相比，崇祯身上的意味远为丰富。弘光时期要人之一的史可法，也是复杂的矛盾体；有人视为“完人”明代文天祥（如《小腆纪年附考》作者徐鼒），有人却为之扼腕或不以为然（批评者中，不乏像黄宗羲那样的望重之士）。即如奸恶贪鄙之马士英，观其行迹，也还未到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地步，在他脸上，闪现过“犹豫”之色。
明末人物另一显著特色，是“反复”：昨是今非，今非明是；曾为“正人君子”，忽变为“无耻小人”，抑或相反，从人人唾弃的“无耻小人”，转而成为“正人君子”。被马士英、阮大铖揪住不放的向来以清流自命，却在甲申之变中先降于闯、再降于满的龚鼎孳等，即为前一种典型。而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钱谦益。数年内，钱氏几经“反复”，先以“东林领袖”献媚于马士英，同流合污，复于清兵进占南京时率先迎降，可两年之后，却暗中与反清复明运动发生关系。武臣之中，李成栋也是如此。他在清兵南下时不战而降，不久制造惊世惨案“嘉定三屠”，此后为清室征平各地，剿灭抵抗，一路追击到广东，却忽然在这时，宣布“反正”，重归明朝，直至战死。像钱谦益、李成栋这种南辕北辙般的大“反复”，固然免不了有些个人小算盘的因素，却绝不足以此相解释，恐怕内心、情感或人格上的纠结，才真正说明一切。
矛盾状态，远不只见于名节有亏之辈，尤应注意那些“清正之士”，内心也往往陷于自相牴牾。例如黄宗羲，自集义军，坚持抗清，只要一线希望尚在，就不停止复明战斗；即便永历帝彻底覆灭之后，也拒不仕清，终身保持遗民身份，其于明朝可谓忠矣。然与行为相反，读其论述，每每觉得黄宗羲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君者，他对君权、家天下的批判，是到那时为止中国最彻底的。以此揣之，他投身复明运动，并非为明朝而战，至少不是为某个君主而战，而是为他的国家、民族、文化认同而战。然而，他的行为客观上实际又是在保卫、挽救他已经感到严重抵触和质疑的皇权，以及注定被这权力败坏的那个人。这与其说是黄宗羲个人的矛盾，不如说是时代的矛盾。
在明末，这种情绪其实已是非常普遍的存在，并非只有黄宗羲那样的大精英、大名士所独有。细读《明季南略》，可于字里行间察觉作者计六奇对于明王朝不得不忠、实颇疑之的心曲。书中，到弘光元年四月止，对朱由崧一律称“上”，而从五月开始，亦即自清兵渡江、朱由崧出奔起，径称“弘光”，不复称“上”。古人撰史，讲究“书法”，字词之易，辞义所在。以“弘光”易“上”，是心中已将视朱由崧为君的义务放下——假如真的抱定忠君之念，计六奇对朱由崧本该一日为君、终生是君，但他一俟后者失国便不再以“上”相称。这是一种态度或评价。朱由崧在位时，作为子民计六奇自该尊他一个“上”字，然而，这绝不表示朱由崧配得上；《南略》不少地方，都流露出对朱由崧的微辞以至不屑。这是明末很多正直知识分子所共有的隐痛：虽然对君上、国事诸多不满甚至悲懑，但大义所系，国不得不爱，君不得不尊，统不得不奉，于万般无奈中眼睁睁看着社稷一点点坏下去，终至国亡。
虽然所有王朝的末年都不免朽烂，但明末似乎尤以朽烂著称。我们不曾去具体比较，明末的朽烂较之前朝，是否真的“于斯为盛”，但在笔者看来，明末朽烂之所以令人印象至深，并不在于朽烂程度，而在于这种朽烂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息。
简单说，那是一种末世的气息。过去，任何一个朝代大放其朽烂气息时，我们只是知道，它快要死了——但并非真死，在它死后，马上会有一个新朝，换副皮囊，复活重生。明末却不同，它所散发出来的朽烂，不仅仅属于某个政权、某个朝代，而是来源于历史整体，是这历史整体的行将就木、难以为继。你仿佛感到，有一条路走到了头，或者，一只密闭的罐子空气已经耗尽。这次的死亡，真正无解。所谓末世，就是无解；以往的办法全部失灵，人们眼中浮现出绝望，并在各种行为上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