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们裁了结婚证，她怀孕了，但是我却发现我与她无法相处……我忍让着，痛苦着……更晴天霹雳的是：那年6月，我从青海回到北京，迎接我的是‘剥下公刘右派画皮’的批斗大会。正是这其间，她生下了我日后相依为命的女儿，作为母亲，她却拒绝给‘右派的女儿’哺乳……
“我背着我女儿到山西去劳改……我没有怨恨我的所谓的妻子，我只责备自己当了‘右派’，我写信给她，哀求她寄几块钱给我，好给女儿买件小袄，我得到的回信却是一张写着‘公刘，你这个大右派！’的明信片……
“我用茫然的目光盯着所有发生了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一直在反省，我的思维迟迟没有转到对现实的否定上来……一夜之间，人性便被政治砸得片甲不留……不认丈夫，不认女儿……
“我的第二次婚姻是摘掉我的‘右派’帽子被放在山西《火花》月刊当编辑时开始的，那时我38岁，对方比我小几岁，她对我不错，但她不尊敬我母亲，把我母亲当做雇来的老妈子。在我的心田里，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圣母，岂容他人凌辱。相处了两年，分手了……呵！人世几回伤往事……
“好不容易‘文化大革命’结束了。1979年我与女儿在安徽合肥安了家。1982年我又一次与‘婚姻’两个字有了瓜葛，那年我56岁，对方在北京某电影制片厂做导演，每天给我打几次电话，两天给我写一封信，诚心要做我的另一半，我动心了，答应了她，约她定个时间去裁结婚证。你猜她怎么回答我：‘裁什么结婚证，亲爱的，现代社会，只有傻瓜才结什么婚，我们是自由的仙鹤……’
“我不同意，她强不过我，结果还是办了手续。可她的工作单位在北京，我们一直两地分居，加上她开放无度的言行我无法适应，我的保守她也不能迁就……1984年我们终于分手了。一个好女人，但我们无法相处做夫妻……”
虽然只有我一个听众，但诗人的倾诉欲望让他激昂的演说好像刚刚才开始。
“这就是我三次失败的婚姻，请你转告那位有意跟我回安徽去的女士，我谢谢她，但是我不想再去品尝婚姻这枚苦果……
“我没有品尝过爱情的蜜汁，我受够了婚姻的折腾……但是我收获过许许多多比金子还要宝贵的友谊，假如说我这一生有过什么温暖的话，那就是友谊。我少年时期落难，有缘遇到了蒋经国先生、徐君虎先生、张明大哥、罗琳大姐、十三中的陈颖珊老师、《新赣南报》的洛汀、浙江的圣野、香港的秦似……他们给予我的亲情与我父母给予我的血肉亲情毫无区别。‘文革’之后在我落难的岁月里，又有幸遇到了拯救了我生命的陈根九老人、陈双科老人，还有文化界的长辈夏衍、陈荒煤、冯牧、刻骨铭心的郭小川、两肋插刀的邵燕祥、冰夫、塞风、白榕、柳萌、林希、丛维熙、李耕、柯原、刘章、腾长桥、宫玺、立传玺、陈发仁、冯亦同、李云鹏……还有像李一痕和你这样从未相见却心有灵犀相通的诤友……
“你知道萎靡不振的‘右派’分子公刘当年敲开郭小川的家门时，这位大哥是怎么接待我的吗？他紧紧地拥抱着我，我们俩谁也说不出话，半响，他才说：‘我现在能为你做什么？’
“我说我想回江西，他立即提笔给当时江西省委的宣传部部长李定坤写信……
“五十年代末，我带着女儿在山西劳动改造时，那里和全国一样，饿殍遍野，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包砂糖，原来一位老同学得知我在山西劳改，他在包裹里夹的纸条上说：‘我没有其他能力帮助你，给你寄来一点砂糖……’
“……没有这些刻骨铭心的友谊，我与我女儿早不在人间啦。”
我做笔录的圆珠笔，油墨用完了，好在八境台三楼有个小卖部，等我买了笔回到柳林时，公刘却不知去向，好不容易才在八境台的炮城里找到他，这里杂草丛生，我们坐在草地上继续交谈。
“抗战时期，李耕也在赣州待过好几年，李耕说他来赣州访旧时，也是你作陪同，我与他都是诗人，也同样是‘右派’，我们与你是两代人，你对我们这些人有些什么感触、感慨、感想？”
我这次到南昌接公刘，住在李耕老师家里，那天夜晚，他与我正好议论了公刘，而此刻我手上的笔记本，正是记录我们当时对话的那册笔记本。于是我照本宣科对他说，李耕老师是这样评价你的：“公刘是当代中国文坛中的天才，是诗歌界的李逵，是继鲁迅之后能担当得起‘知识分子的中国的智者’。公刘的真诚与痛苦在烈火中反复冶炼、升腾……锥心泣血，以全生命追问历史……清新睿智，大气耿介，坎坷蹇涩，艰辛备至，宁折不弯，黑白分明，大歌大哭，不畏权，不媚俗……是一头浑身长满了剑戟的恐龙……公刘走的是伊索、天问、草叶集的路。公刘不是狂，而是狷，是耿介、犀利与精到！”
公刘仰首大笑：“才自清明志自高……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六十多岁才有所醒悟，这使我很尴尬……我有幸被打入底层，让我看到了我们悲哀的人民的生存状态……”
我们周围已经围了几位听众，看他们的穿戴，好像是星期天出来逛城的大学生，我怕我们的对话会走火入魔……于是我说：
“公刘老师，我们只谈纯文学吧，你早期的作品理想主义色彩鲜明，轻柔，明亮，浪漫……感性多于理性。而你八零年代之后的诗却恰恰相反，凝重，沉郁，反思，追溯，批判……你好像梦醒了，却又隐入了迷惘，你寻求怒海，呼唤危崖、莽林，呼唤搏击……热血仍然在你的血管里奔突……高风亮节，一种屈原、司马迁的精神体现在你的身上……”
他手一挥，制止我说下去，点着我的鼻子说：“阳春，你读了些书吗？恭维人也学会了……”
我也不让他说下去，我继续说：“李耕老师与你都是当代诗坛的骄子，可他与你恰恰是另一种气度，另一种风貌，虽然他与你一样，文采风流，才名四播，但他经过炼狱之后，已不耐烦嚣，苦恼，他只冥求性灵与完好，他有一种过来人悟透了的豁达、澄明、自由、任性、坦然……看似一位无拘无束的悟禅者，一位精神休憩的道人，似乎没有‘思想被主义奸侮后的痛苦’，我与他交谈时，他总是盘腿而坐，一动不动，我甚至能听到他生命的内在音节……我有幸和你们两个都有过近距离的接触……呵！对了，我能问个问题吗？你解脱之后，为什么不留在北京？”
又有几个人围着我们坐了下来，看样子他们也是什么学院的大学生。
“我离开京都，主要是那里没有人收留我这头‘浑身长满了剑戟的恐龙’，我也早意识到那里不适宜我生存，无穷无尽的应酬和争论会把你已经形成的人格在不知不觉中异化，会将你陷入种种方圆之中，消耗掉你的生命……
“我想保持我的自傲和自信，那种被豢养的‘幸福’就是取消你思考的权利。人的本质在于生命的冲动，高高在上，你会丢失生命的冲动。画了一幅惊世大作《父亲》的那位战士，不久就画了一幅《金秋》，不是给我们上了一课吗……
“我在京都看到一大批曾经呐喊着打倒我们的左撇子们，他们在沦落为精神奴隶之后，如今这批人又沦落成了金钱的娼妓，这是悲剧……
“一千多年前，当杜甫看见民不聊生时写下了‘三吏’、‘三别’，那些年，我们的人民走投无路，饿殍遍野时，京都里的诗人谁曾出来呐喊过一声……
“整整一个时代否定了我们这些人，可我们这些被否定的人，一个个都是孤忠之相，不断地反省改造自己，竟没有一个人觉悟了，从而出来否定那个时代。应该说，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一个民族被外族的政治强盗逼进一条自毁文化的胡同之后，将会产生怎样的恶果……四零年代我们出了赵丹这样的巨星，出了《义勇军进行曲》这样全民同唱的壮歌……而这几十年，我们产生、创作出了什么？”
围坐在我们周围的陌生人突然鼓起了掌，公刘站起来，双手抱拳，颤颤地向他们致谢。
“人间的温暖……六十年……我的生活中有过多少温暖？温暖在哪儿……人与人之间怎么会这样？想当年，我在抗战宣传队时，大家都像兄弟姐妹，可今天大家都筑起一扇扇篱笆……”
正这时，李一痕老师陪着一位僧人寻到八境台来了，这位僧人是广东佛教协会的悟了法师，他是来接公刘到广州去参加“文学与宗教”研讨会的。
公刘要走了，我们三双手握在一起……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最后还是公刘说了话：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大家保重！保重……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