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就是用这种普通话来做成的一部极有价值的文学书，所以我说他是国语的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这种国语，到了现在还是没有甚么变更。近年以来，有智识的文学家主张文学革命，提倡国语的文学，明白道理的教育家应时势之需求，提倡国语普及，把学校中的国文改授国语。因此，要求国语的文学书和国语读本的人非常之多。其实这两件事是不能分开的：要研究文学，固然应该读国语的文学书；要练习做国语文，练习讲国语，也决不是靠着几本没有趣味的国语读本——甚而至于专说无谓的应酬话的国语会话书——所能收效的，惟有以国语的文学书为国语读本，拿他来多看多读，才能做出好的国语文，讲出好的国语。(所谓“好”者，是指内容的美，不是指甚么“音正腔圆”。须知各人发音，有各人的自然腔调，这是不能矫揉造作的，而且也决不应该矫揉造作，硬叫他统一，把活人的嘴都变成百代公司的留声机器片子！)孔丘说的好，“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又说，“不学诗，无以言。”这就因为诗是文学，一个人研究了文学，讲起话来才能善于辞令。我们要会作国语文，会讲国语，也应该先读国语的文学书。两三年来，新出版的书报很多，其中可以供青年学生作为国语读本用的“国语诗”、“国语小说”和“国语论文”，自然很有几篇，可是还不算多。据我看来，这部《儒林外史》虽然是一百七八十年前的人做的，但是他的文学手段很高，他的国语又做得很好，这中间的国语到了如今还没有甚么变更，那么，现在的青年学生大可把他当做国语读本之一种看了。
我写到这里，觉得关于“国语”这个问题，还有几句应该说明的话。从《儒林外史》以来，到我们现在做白话文所用的国语，是把元明以来的北方方言为主而加入其他各处较通行的方言所成的，这是上文已经说过了。这种国语，虽然到了现在还没有甚么变更，但是今后的国语，却不可就以此为限，应该使他无限制的扩充起来，以现在这国语为主而尽量吸收方言、古语和外国语中的词句，以期适于应用。所以如《儒林外史》，如今人所做的国语诗、国语小说和国语论文，虽然都可以作为国语读本用，但若一味将他们来句摹字拟，为他们所限制，以为他们没有用过的词句就是不可用的，那就大谬不然了。要知道从《儒林外史》出世以来，国语的文学虽然成立，但是到了现在，他的内容还很贫乏。那丰富的新国语还在将来，负制造这丰富的新国语之责任者就是我们。我们都应该努力才是！近来有一班人，不知道打了甚么主意，不但不打算扩充现在的国语，使他丰富适用，就连这点好容易支持了三四百年之贫乏的国语还不肯让他存在，口口声声说他是“伪国语”，非取消他不可。他们主张以纯粹的北京话为国语，说道，“非如此办法，则不能统一。”我且不问国语统一是否可能？就算他是可能，试问统一了有甚么好处？清朝末年，有做京话报的，有做京音字母的，这些人的意思，也是要以北京话为国语，以期达到统一之目的。但是到了如今，他的效果安在？倒还是这位二百年前的吴敬梓用了不统一的普通话做了这样一部《儒林外史》，直到现在，我们做国语文，提倡国语还大受其赐，这就可见国语并无统一之必要了。至于有人因为中华民国之国民公仆的办事房在北京，竟称北京为“首都”，以为应该以这“首都”之语为国语，甚至杜撰事实，说“德国以柏林语为国语，英国以伦敦语为国语”，这竟是“情钟势耀”者口吻，更没有一驳的价值了。
以上的话，都是为介绍一部国语的文学作品《儒林外史》给青年作国语读本而说的。至于吴敬梓著《儒林外史 》的见解和理想，则非把这书专门研究一道，是不能乱下批评的。我现在决不配来批评这书。不过我平日爱看这书，觉得其中描写那班“圣人之徒”的口吻，真能道破我们的心事，妙不可言。现在把他摘录两段，如下：
马二先生道：“……‘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朱程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第十三回)
高老先生道：“……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个败类。他家祖上几十代行医，广积阴德，家里也挣了许多田产。到了他家殿元公，发达了去，虽做了几十年官，却不会寻一个钱来家。到他父亲，还有本事中个进士，做一任太守，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悌，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第三十四回)
这种见解，本是从前那班“业儒”的人的公意，一经吴敬梓用文学的艺术描写，自然令人看了觉得难过万状。——但是我要请那班应民国新举业的文官考试之青年学生仔细看看！问问他们看了作何感想？
吴敬梓对于“烈妇殉夫”这件事，还不敢公然的排斥，这是为时代所限的原故。但是他已经感觉到这种“青史留名”、“伦纪生色”的事之不近人情。请看《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中，写王玉辉的女儿三姑娘殉夫那一件事：
王先生……到了女婿家，看见女婿果然病重；……一连过了几天，女婿竟不在了。……三姑娘道：“我而今辞别公婆父亲，也便寻一条死路，跟着丈夫一处去了！”……王玉辉……向女儿道：“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亲家再三不肯。王玉辉执意，一迳来到家里，把这话向老孺人说了。老孺人道：“你怎的越老越呆了！一个女儿要死，你该劝他，怎么倒叫他死！这是甚么话说！”王玉辉道：
“这样事，你们是不晓得的。”老孺人听见，痛哭流涕，连忙叫了轿子去劝女儿，到亲家家去了。王玉辉在家，依旧看书写字，候女儿的信息。老孺人劝女儿，那里劝的转！一般每日梳洗，陪着母亲坐，只是茶饭全然不吃。母亲和婆婆着实劝着，千方百计，总不肯吃。饿到六天上，不能起床，母亲看着，伤心惨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抬了回来，在家睡着。又过了三日，二更天气，几个火把，几个人来打门，报道：“三姑娘饿了八日，在今日午时去世了！”老孺人听见，哭死了过去，灌醒回来，大哭不止。王玉辉走到床面前，说道：“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样一个好题目死哩！”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
这一段描写三姑娘饿死之凄惨和王玉辉的议论态度之不近人情，使人看了，觉得这种“吃人的礼教”真正是要不得的东西。但是王玉辉究竟是个人，他的良心究竟也和平常人一样。他居然忍心害理的看着女儿饿死，毫不动心，这是他中了礼教之毒的原故，并非他生来就是“虺蜴为心，豺狼成性”的。所以他的女儿死了以后，他的天良到底发现了。再看这段的下文：
过了两个月，……制主人祠，门首建坊。到了入祠那日，……安了位，……祭了一天。在明伦堂摆席，通学人要请了王先生来上坐，说他生这样好女儿，为伦纪生色。王玉辉到了此时，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
王玉辉说起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下不忍。
王玉辉……上船从严州西湖这一路走。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儿，凄凄惶惶。
……路旁一个茶馆，王玉辉走进去坐下；……看了一会，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这几段描写王玉辉的天良发现，何等深刻！拿来和前段对看，更足证明礼教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了！
吴敬梓在二百年前(吴氏的生卒是一七○一——一七五四)，能够讪笑举业，怀疑礼教，这都可以证明他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新思想的人。
钱玄同。一九二○，一○，三一，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