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他还没开始流浪。那时的他住在离这里300多公里远的偏远乡村，家有老母，有妻有儿，当时他在城里找了份油漆工的差事，勉强能养活一家人。没活儿干时，他只能蹲在城里的立交桥下，立着一块写着“油漆工”的小牌子，和工友们望着路面上的车鸣着喇叭呼啸而过，巴望着雇主的到来。
工友们租一间小屋住。每到晚上，和这些不很熟悉的男人们横七竖八地挤在一间空气浑浊的屋子里，他便会悲哀地想起家中的老母亲和妻儿。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也会在夜里偷偷流泪。
这样的安稳日子过了一年，家里传来消息说孩子病了，已被送进医院。
为了照顾孩子，妻子索性和孩子一起住在了医院，只留下老母亲一人在家里。那年冬天的黄昏，他匆匆赶回家时发现老母亲突发心脏病倒在家中，手上还紧紧攥着未纳完的棉鞋底。
大半年过去了，儿子的病也未见好转，妻也消瘦了大半。他突然觉得生命啥意义也没有了。他多想放掉牵着生命的那根绳子，一切都随他去好了，爱怎样怎样吧！可是他不忍心，因为他是家里的顶梁柱。
后来，儿子虽是出院了，却因这场大病失去了听觉。妻子本就是个脆弱的女人，经历了这些变故，也一蹶不振，半疯半傻了。
两年后，县城搞工业园建设，征收老家那片地，补偿金少得可怜，但他没敢提出异议，索性拿了钱搬出老家，用尽几乎所有积蓄，在这个城市的一家废弃工厂租了间小平房。
一天，他正在立交桥底下蹲着，发现自己的妻子正跌跌撞撞地在大街对面奔跑着。他立即起身穿过大街，但妻子已不知去向，他顺路找了两三个小时都没找到。
他回到家，发现妻子没有回来，愈发着急了。打电话到警察局，被告知要等24小时以后才可报失踪案。好不容易捱了一天，刚准备再报案，却听街坊邻居聚在一起议论：“昨天下午有个疯女人嘴里喊着‘妈对不起你’在街上乱跑，结果被车给撞死了……”“哟，怎么还有这种事？肯定是受了刺激了吧？”
他用力地抓住其中一个人的肩膀，大声叫着：“你们说什么？有没有人看清了是谁家的女人？”那人惶恐地摇摇头，掰开他的手快步离开了，人群也一哄而散。
当他第二天看到妻子躺在医院的床上，全身盖着白布时，他泪流满面。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他想。
日子一天比一天难，初中快毕业的儿子虽一天比一天懂事，可他已付不起儿子读书的费用了。儿子好几次提出辍学，可他坚决不同意：“我就是因为没读书所以现在才没出息，你要再像我一样，连老婆都讨不到了！”后来，他和儿子商量，把儿子送到远房表哥那里去，表哥家庭条件很宽裕，再加上膝下无子，便也愿意帮这个忙。儿子起初不愿，他便轰儿子走。他知道，儿子跟着他，不会有啥出息。儿子半埋怨半爱怜地看着父亲，默默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不常去桥下蹲着了，而是买了几斤散装白酒，天天把自己弄得醉醺醺的。他觉得自己很没用，现在的他可以说是无牵无挂了。他觉得很舒坦，可同时又感觉心里像被抽空了一般，紧紧地疼。
后来，他发现那些工友们都自立门户搞起了一条龙服务，五六个人一起合伙赚钱。于是他索性不干了，捡起了破烂。
曾几何时，他看着街上的流浪汉，总觉得他们又可怜又可嫌，好好的为什么不干点活赚钱，白白地把气力都浪费了？可后来，当他卷着铺盖也开始流浪的时候，却发现每个流浪汉的出现都一定有个伤心的理由。
他想念儿子，也不知道儿子有没有回来看过自己。不过他相信一定是有的。他想，当儿子回到昔日住处发现人去楼空时，一定很难过。
他现在就像参禅一般，日子过得安谧自然，除了睡大街会被人驱赶起来外，再无琐事打扰。
他睁开惺忪的眼，天已破晓。
他整理了一下那双洗得发白的棉鞋，那是母亲生前留给他的唯一纪念，抚摸它像是抚摸母亲那张满是皱纹的脸。
他拾起放在床头边的蛇皮袋，打开门，还是用那把小挂锁把门锁好，向里推了推，又向外拉了拉，把钥匙还是放在那双褪色的棉鞋里藏好，便放心地出发了。
天气格外好。
他知道，生命的意义对于自己来说，就是在糟糕透顶的日子里，还能继续地活下去。
邻里之间
刘薇来上海工作已经三年了。
去年，她向父母借了笔钱，在远离市中心的一个新建的小区里买了房，尽管每日早出晚归，且小区附近交通并不方便，但不管怎么说，总比刚出来工作那会儿强。
由于平日里在家待的时间少，她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周她会清扫两次房间，并更换垃圾袋，把已存放了三四天的垃圾打包放在门口，次日上班时再带出去扔进垃圾屋。
这一年来她都是这样做的。
奇怪的是，半个月前的礼拜四早晨，她打开门时，却发现头天晚上放在门口的垃圾袋不见了。起初，她以为是自己忘了拿出来或已经倒掉了，但这样的情况连续发生了几周以后，她开始怀疑，是不是隔壁邻居帮忙处理了？想到这，她不禁打了个寒战：隔壁的周大爷半年前去世了，她的老伴不久就被儿子接走了，按理隔壁的房子已经闲置半年了，怎么会有人呢？
于是她开始猜想第二种可能：会不会是小区的清洁工？不过她立马否定了这一猜想——今年这个小区的物业费老是收不齐，物业管理中心已在这个月把清洁工给辞退了，以示对小区居民的警告，所以应该没有清洁工来这里。
那会是谁呢？
刘薇住三楼，于是她把一、二楼的住户排除了，毕竟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往楼上跑，还帮着扔垃圾吧。
可一想到四楼一号门里的那位张大姐，刘薇皱起了眉头：怎么可能是她？张大姐是个奔五十的中年妇女，具备大部分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应该有的一切外形特征，体态发福，喜欢穿着碎花布做的睡衣在院子里逛，遇到熟人爱神经兮兮地打听家长里短，待人接物还有些刁蛮。然而，令刘薇反感的远不止这些，她怎么也不会忘记，自己每次晒的衣服，总是被张大姐浇花的水溅湿，她也和张大姐理论过几次让她平时注意一下，可每次都是收敛了几天后又故伎重演。
她不把垃圾倒在我家门口就谢天谢地了！刘薇心想。
四楼二号门里住着赵奶奶和她的孙子小明，老人家格外心疼孙子，把他当作手心里的宝，别人碰都碰不得。刚搬来这儿没多久，一次刘薇在小区被疯跑过来的小明撞上，刘薇见其长得可爱，从包里掏出几颗巧克力送给他吃，被后面赶来的赵奶奶夺了下来，把巧克力塞回了刘薇手里，先是一脸应付般的笑，然后牵起小明的手就离开了，嘴里还念叨着“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之类的警言警语。刘薇愣了好半会儿才悻悻地回家。打那以后，老太婆看自己的眼神总是略带警觉。所以绝不可能是她呀！
五楼一号门住着修鞋匠李师傅一家，她曾经亲眼目睹那一家人清晨背着修鞋工具艰难地往楼下走，就连那个七八岁的孩子都不可能腾出手来为她拿垃圾袋。
而五楼二号门就更不可能了，那儿住着一个性格孤僻的老人，极少出门，若出门散步，也得拄着拐杖，刘薇脑海里闪过那位老人颤颤巍巍仿佛随时会摔倒的样子，立马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这样说来，还真是奇怪了。
又过了一个礼拜，疲惫的刘薇下班回家，一头扎进沙发想休息一下，忽然，从窗外硬生生地传来一个夸张的声音，她知道是楼上那位浮夸的张大姐在和她的姐妹们打电话了。
“哎哟，你不知道，前段时间有人送了我一只狗，据说还是受过训练的，会自己去卫生间上厕所！真的，我没瞎说，还有更好玩的，它还会帮我把垃圾袋叼出去丢进院子里的垃圾桶里呢，呵呵，是啊是啊……”
听到这里，刘薇忍不住笑出声来，不知是笑那只狗还是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