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过去历史，做过连指导员的事也同她说了。他是多么想回到连上去呵。
从指导员房里出来之后，一个下午还遇了几个有关系的同事。那化验室的林莎，在用一种怎样敌意的眼睛来望她。林莎有一对细的弯的长眼，笑起来的时候眯成一条半圆形的线，两角往下垂，眼皮微微肿起，露出细细的引逗人的光辉，好似在等着什么爱抚，好似在问人：“你看，我还不够漂亮么？”可是她对刚来的陆萍，眼睛只显出一种不屑的神气：“哼！什么地方来的这产婆，看那寒酸样子！”她的脸有很多的变化，有时像一朵微笑的花，有时像深夜的寒星。她的步法非常停当，用很慢的调子说话，这种沉重又显得柔媚，又显得傲慢。
陆萍只憨憨地对她笑，心里想：“我怕你什么呢，你用什么来向我骄傲？我会让你认识我。”她既然有了这样的信心，她就要做到。
又碰到一个在抗大的同学，张芳子，她在这里做文化教员。这个常常喜欢在人面前唱歌的人，本来就未引起过她的好感。这是一个最会糊糊涂涂地懒惰地打发去每一个日子的人。她有着很温柔的性格，不管伸来怎样的臂膀，她都不忍心拒绝，可是她却很少朋友。这并不由于她有什么孤僻的性格，只不过因为她像一个没有骨头的人，烂棉花似的没有弹性，不能把别人的兴趣绊住。陆萍刚看见她时，还涌起一阵欢喜，可是再看看她那庸俗平板的脸孔时，心就像沉在海底似的那么平稳，那么凉。
她去拜访了产科主任王梭华医生，他有一位浑身都是教会女人气味的太太一一她是小儿科医生。她总用着白种人看有色人种的眼光来看一切，像一个受惩的仙子下临凡世，又显得慈悲，又显得委屈。只有她丈夫给了陆萍最好的印象，这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中年男子，面孔红润，声音响亮，时时保持住一种事务上的心满意足。虽说她看得出他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所惯有的虚伪的应付，然而却有精神，对工作热情。她并不喜欢这种人，也不需要这种人做朋友，可是在工作上她乐意和这人合作。她不敢在那里坐很久，那位冷冷的坐在侧边的夫人总使她害怕，即使在她和气和做得很明朗的气氛之下，她也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
不管这种种的现象，曾给予她多少不安和彷徨，然而在睡过一夜之后，她都把它像衫袖上的尘土抖掉了。她理性地批判了那一切。她非常有元气地跳了起来，她自己觉得她有太多的精力，她能担当一切。她说，让新的生活好好地开始吧。
3
每天早饭一吃过，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故，她可以不等主任医生，就轮流到五间产科病室去察看。这儿大半是陕北妇女，和很少的几个××，××或××的学生。她们都很欢迎她，每个人都用担心的，谨慎的眼睛来望她，亲热地喊着她的名字，琐碎地提出许多关于病症的问题，有时还在她面前发着小小的脾气，女人的爱娇。每个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她的身上。这样的情形在刚开始，也许可以给人一些兴奋和安慰。可是日子长了，天天是这样，而且她们并不听她的话。她们好像很怕生病，却不爱干净，常常使用没有消毒过的纸，不让看护洗濯，生产还不到三天就悄悄爬起来自己去上厕所，甚至她们还很顽固。实际她们都是做了母亲的人，却要别人把她们当着小孩子看待，每天重复着那些叮咛的话，有时也得假装生气。但房子里仍旧很脏，做勤务工作的看护没有受过教育，把什么东西都塞在屋角里。洗衣员几天不来，院子里四处都看得见用过的棉花和纱布，养育着几个不死的苍蝇。她没办法，只好带上口罩，用毛巾缠着头，拿一把大扫帚去扫院子。一些病员，老百姓，连看护在内都围着看她。不一会，她们又把院子弄成原来的样子了。谁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抱歉。
除了这位张医生的老婆之外，还有一位不知是哪个机关的总务处长的老婆也在这里。她们都是产科室的看护，学了三个月看护知识，可以认几十个字，记得十几个中国药名。她们对看护工作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认识。可是她们不能不工作。新的恐惶在增加着。从外面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女学生，离婚的案件经常被提出。自然这里面也不缺少真正有觉悟，愿意刻苦一点，向着独立做人的方向走的妇女，不过大半仍是又惊惶，又懵懂。这两位夫人，尤其是那位已经二十六七岁的总务处长的夫人摆着十足的架子，穿着自制的中山装，在稀疏的黄发上束上一根处女带，自以为漂亮，骄傲地凸出肚皮在院子中摆来摆去。她们毫无服务的精神，又懒又脏，只有时对于鞋袜的缝补，衣服的浆洗才表示兴趣。她不得不催促她们，催促不成就只好代替；为了不放心，她得守着她们消毒，替孩子们洗换，做棉花球，卷纱布。为了不愿病人产妇多受苦痛，便自己去替几个开刀了的，发炎的换药。这种成为习惯的道德心，虽不时髦，为许多人看不起，而她却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养成。
一到下午，她就变得愉快些，这是说当没有产妇临产而比较空闲的时候。她去参加一些会议，提出她在头天夜晚草拟的一些意见书。她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她陈述着，辩论着，倾吐着她成天所见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她不懂得观察别人的颜色，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她得到过一些拥护，常常有些医生，有些看护来看她，找她谈话；尤其是病员，病员们也听说她常常为了他们的生活管理，和医疗的改善与很多人发生冲突，他们都很同情她；但她已经成为医院里小小的怪人，被大多数人用异样的眼睛看着。
其实她的意见已被大家承认是好的，也决不是完全行不通，不过太新奇了，对于已成为惯例的生活就太显得不平凡。但做为反对她的主要理由便是没有人力和物力。
而她呢，她不管，只要有人一走进产科室，她便会指点着：“你看，家具是这样的坏。这根唯一的注射针已经弯了，医生和院长都说要学着使用弯针；橡皮手套破了不讲它，不容易补，可是多用两三斤炭不是不可以的。这房子这样冷，怎能适合于产妇和落生婴儿……”她带着人去巡视病房，要让人知道没有受过职业训练的看护是不行的。她形容这些病员的生活，简直像受罪。她替他们要求清洁被袄，暖和的住室，滋补的营养，有次序的生活。她替他们要图画、书报，要有不拘形式的座谈会，和小型的娱乐晚会……
听的人都很有兴趣地听她讲述，然而除了笑一笑以外再没有什么。
然而也决不是毫无支持，她有了两个朋友。她和黎涯在很融洽的第一次的接谈中便结下了坚固的友谊。这位在外科室做助手的同属于南方的姑娘，显得比她结实、单纯、老练。她们两人谈过去，现在，将来，尤其是将来。她们织着同样的美丽的幻想，她们评鉴着在医院的一切人。她们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想法都会一样，她们也不去思索，便又谈下去了。
除了黎涯之外，还有一位常常写点短篇小说或短剧的外科医生郑鹏。他在手术室里是位最沉默的医生，不准谁多动一动，有着一副令人可怕的严肃的面孔，他吝啬到连两三个字一句的话也不说，总是用手代替说话。可是谈起闲天来便漫无止境了，而且是很长于描绘的。
每当她工作疲劳之后，或者感觉到在某些事上，在某些环境里受着一些无名的压迫的时候，总不免有些说不出的抑郁，可是只要这两位朋友一来，她可以任情地在他们面前抒发，她可以稍稍把话说得尖刻一点，过分一点，她不会担心他们不了解她，歪曲她，指摘她，悄悄去告发她。她的烦恼便消失了，而且他们计划着，想着如何把环境弄好，把工作做得更实际些。两个朋友都说她，说她太热情，说热情没有通过理智便没有价值。
他们也谈医院里的一些小新闻，譬如林莎到底会爱谁呢？是院长，还是外科主任，还是另外的什么人。他们都讨厌医院里关于这新闻太多或太坏的传说，简直有故意破坏院长威信的嫌疑，他们常常为院长和林莎辩护，然而在心里，三个人同样讨厌那善于周旋的女人，而对院长也毫不能引起尊敬。尤其是陆萍，对林莎几乎有着不可解释的提防。
医院里还传播着指导员老婆打了张芳子耳光的事。老婆到卫生部去告状，张芳子便被调到兵站上的医务所去了。大家猜测她在那里也住不长，她会重演这些事件。
医院里大家都很忙，成天嚷着技术上的学习，常常开会，可是为什么大家又很闲呢，互相传播着谁又和谁在谈恋爱了，谁是党员，谁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有问题，那就有嫌疑！……
现在也有人在说陆萍的闲话了，已经不是关于那些建议的事。她对于医院的制度，设施，谈得很多；起先有人说她放大炮，说她热心，说她爱出风头，慢慢成了老生常谈，不大为人所注意。纵使她的话还有反响，也不能成为不可饶赦，不足以引起诽谤。可是现在为了什么呢，她竟常常被别人在背后指点，甚至躺在床上的病人，也听到一些风声，暗地用研究的眼光来望她。
但敏感的陆萍却一点没有得到暗示，她仍在兴致很浓厚地去照顾着那些产妇，那些婴儿，为着她们一点点的需索，去同管理员，总务处，秘书长，甚至院长去争执。在寒风里，她束紧一件短棉衣，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脸都冻肿了，脚后跟常常裂口，她从没有埋怨过。尤其是夜晚，大半数的夜晚她得不到整晚的睡眠，有时老早就有一个产妇等着在夜晚生，有时半夜被人叫醒，那两位看护的胆子小，黑夜里不敢一人走路，她只好在那可以冻死人的深夜里到厨房去打水。接产室虽然烧了一盆炭火，而套着橡皮手套的手，常常冰得发僵，她心里又急，又不敢露出来；只要不是难产，她就一个人做了，因为主任医生住得很远，她不愿意在这样的寒夜里去惊醒他。
她不特对她本身的工作，抱着服务的热忱，而且她很愿意在其它的技术上得到更多的经验，所以只要逢到郑鹏施行手术的时候，恰巧她没有工作，她便一定去见习。她以为外科在战争时期是最需要的。假如万不得已一定要她做医务工作，做一个外科医生比做产婆好得多，那么她可以到前方去，到枪林弹雨里奔波忙碌，她总是爱飞，总不满于现状。最近听说郑鹏有个大开刀，她准备着如何可以使自己不失去这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