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政治部太嘈杂，莫俞同志决定要把我送到邻村去暂住，实际我的身体已经复原了，不过既然有安静的地方暂时休养，趁这机会整理一下近三月来的笔记，觉得也很好，我便答应他到霞村去住两个星期，那里离政治部有三十里路。
同去的还有一位宣传科的女同志，她大约有些工作，她不是个好说话的人，所以一路显得很寂寞。加上她是一个“改组派”的脚，我的精神又不大好，我们上午就出发，太阳快下山了，才到达目的地。
远远看这村子，也同其他村子差不多。但我知道，这村子里还有一个未被毁去的建筑得很美丽的天主教堂和一个小小的松林，我就将住在靠山的松林里，从这里可以直望到教堂。现在已经看到靠山的几排整齐的窑洞和窑洞上的绿色的树林，我觉得很满意这村子。
从我的女伴口里，我认为这村子是很热闹的；但当我们走进村口时，却连一个小孩子，一只狗也没有碰到，只是几片枯叶轻轻地被风卷起，飞不多远又坠下来了。
“这里从先是小学堂，自从去年鬼子来后就毁了，你看那边台阶，那是一个很大的教室呢。”阿桂(我的女伴)告诉我，她显得有些激动，不像白天那样沉默了。她接着又指着一个空空的大院子：“一年半前这里可热闹呢，同志们天天晚饭后就在这里打球。”
她又急起来了：“怎么今天这里没有人呢？我们是先到村公所去，还是到山上去呢？咱们的行李也不知道捎到什么地方去了，总得先闹清才好。”
村公所大门墙上，贴了很多白纸条，上面写着“××会办事处”、“××会霞村分会”、“……”。但我们到了里边，却静悄悄地找不到一个人，几张横七竖八的桌子空空地摆在那里。我们正奇怪，匆匆地跑来一个人，他看了一看我，似乎想问什么，接着又把话咽下去了，还想往外跑，但被我们叫住了。
他只好连连地答应我们： “我们的人嘛，都到村西口去了。行李？嗯，是有行李，老早就抬到山上了，是刘二妈家里。”他一边说一边也打量着我们。
我们知道了他是农救会的人，便要求他陪同我们一道上山去，并且要他把我写给这边一个同志的条子送去。
他答应替我们送条子，却不肯陪我们，而且显得有点不耐烦的样子，把我们丢下独自跑走了。
街上也是静悄悄的，有几家在关门，有几家门还开着，里边黑漆漆的，我们也没有找到人。幸好阿桂对这村子还熟，她引导着我走上山，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冬天的阳光是下去得快的。
山不高，沿着山脚上去，错错落落有很多石砌的窑洞，也常有人站在空坪上眺望着。阿桂明知没有到，但一碰着人便要问：
“刘二妈的家是这样走的么？”“刘二妈的家还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怎样到刘二妈的家里？”或是问：“你看见有行李送到刘二妈家去过么？刘二妈在家么？”
回答总是使我们满意的，这些满意的回答一直把我们送到最远的、最高的刘家院子里，两只小狗最先走出来欢迎我们。
接着有人出来问了。一听说是我，便又出来了两个人，他们掌着灯把我们送进一个院子，到了一个靠东的窑洞里。这窑洞里面很空，靠窗的炕上堆得有我的铺盖卷和一口小皮箱，还有阿桂的一条被子。
他们里面有认识阿桂的，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的，后来索性把阿桂拉出去了。我一个人留在这屋子里，只好整理铺盖。我刚要躺下去，她们又涌进来了。有一个青年媳妇托着一缸面条，阿桂、刘二妈和另外一个小姑娘拿着碗、筷和一碟子葱同辣椒，小姑娘又捧来一盆燃得红红的火。
她们殷勤地督促着我吃面，也摸我的两手、两臂。刘二妈和那媳妇也都坐上炕来了。她们露出一种神秘的神气，又接着谈讲着她们适才所谈到的一个问题。我先还以为她们所诧异的是我，慢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她们只热心于一点，那就是她们谈话的内容。我只无头无尾地听见几句，也弄不清，尤其是刘二妈说话之中，常常要把声音压低，像怕什么人听见似的那么耳语着。阿桂已经完全变了，她仿佛满能干的，很爱说话，而且也能听人说话的样子，她表现出很能把握住别人说话的中心意思。另外两人不大说什么，不时也补充一两句，却那么聚精会神地听着，深怕遗漏去一个字似的。
忽然院子里发生一阵嘈杂的声音，不知有多少人在同时说话，也不知道闯进了多少人来。刘二妈几人慌慌张张地都爬下炕去往外跑，我也莫名其妙地跟着跑到外边去看。这时院子里实在完全黑了，有两个纸糊的红灯笼在人丛中摇晃，我挤到人堆里去瞧，什么也看不见，他们也是无所谓地在挤着而已，他们都想说什么，都又不说，只听见一些极简单的对话，而这些对话只有更把人弄糊涂的：
“玉娃，你也来了么？”
“看见没有？”
“看见了，我有些怕。”
“怕什么，不也是人么，更标致了呢。”
我开始以为是谁家要娶新娘子了，他们回答我不是的；我又以为是俘虏兵到了，却还不是的。我跟着人走到中间的窑门口，却见窑里挤得满满的是人，而且烟雾沉沉地看不清，我只好又退出来。人似乎也在慢慢地退去了，院子里空旷了许多。
我不能睡去，便在灯底下整理着小箱子，翻着那些练习簿、相片，又削着几支铅笔。我显得有些疲乏，却又感觉着一种新的生活要到来以前的那种亢奋。我分配着我的时间，我要从明天起遵守规定下来的生活秩序，这时却有一个男人嗓子在门外响起了：
“还没有睡么？××同志。”
还没有等到我答应，这人便进来了，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还文雅的乡下人。
“莫主任的信我老早就看到了，这地方还比较安静，凡事放心，都有我，要什么尽管问刘二妈。莫主任说你要在这里住两个星期，行，要是住得还好，欢迎你多住一阵。我就住在邻院，下边的那几个窑，有事就叫这里的人找我。”
他不肯上炕来坐，地下又没有凳子，我便也跳下炕去：
“呵，你就是马同志，我给你的一个条子收到了么？请坐下来谈谈吧。”
我知道他在这村子上负点责，是一个未毕业的初中学生。
“他们告诉我，你写了很多书，可惜我们这里没有买，我都没有见到。”他望了望炕上开着口的小箱子。
我们话题一转到这里的学习情形时，他便又说：“等你休息几天后，我们一定请你做一个报告；群众的也好，训练班的也好，总之，你一定得帮助我们，我们这里最难的工作便是‘文化娱乐’。”
像这样的青年人我在前方看了很多很多，当刚刚接触他们的时候常常感到惊讶，觉得这些同自己有一点距离的青年们实在变得很快，我又把话拉回来。
“刚才，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么？”
“刘二妈的侄女儿贞贞回来了。想不到她才了不起呢。”即刻我感到在他的眼睛里面多了一样东西，那里面放射着愉快的、热情的光辉。
我正要问下去时，他却又加上说明了：“她是从日本人那里回来的，她已经在那里干了一年多了。”
“呵！”我不禁也惊叫起来了。
他打算再告诉我一些什么时，外边有人在叫他了，他只好对我说明天他一定叫贞贞来找我。而且他还提起我注意似的，说贞贞那里“材料”一定很多的。
很晚阿桂才回来睡，她躺到床上老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不住地唉声叹气。我虽说已经疲倦到极点了，仍希望她能告诉我一些关于今晚上的事情。
“不，××同志！我不能说，我真难受，我明天告诉你吧，呵！我们女人真作孽呀！”于是她把被蒙着头，动也不动，也再没有叹息，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睡着的。
第二天一早我到屋外去散步，不觉得就走到村子底下去了。我走进了一家杂货铺，一方面是休息，一方面买了他们很多枣子，是打算送给刘二妈家里煮稀饭吃的。那杂货铺老板听我说住在刘二妈家里，便挤着那双小眼睛，有趣地低声问我道：
“她那侄女儿你看见了么？听说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那是给鬼子糟蹋的呀。”他又转过脸去朝站在里边门口的他的老婆说：“亏她有脸面回家来，真是她爹刘福生的报应。”
“那娃儿向来就风风雪雪的，你没有看见她早前就在街上浪来浪去，她不是同夏大宝打得火热么？要不是夏大宝穷，她不老早就嫁给他了么？”那老婆子拉着衣角走了出来。
“谣言可多呢，”他转过脸来抢着又说。这次他的眼睛已不再眨动了，却做出一副正经的样子，“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哼，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
我忍住了气，因为不愿同他吵，就走出来了。我并没有再看他，但我感觉到他又眯着那小眼睛很得意地望着我的背影。
走到天主堂转角的地方，又听到有两个打水的妇人在谈着，一个说：
“还找过陆神父，一定要做姑姑，陆神父问她理由，她不说，只哭，知道那里边闹的什么把戏，现在呢，弄得比破鞋还不如……”
另一个便又说：“昨天他们告诉我，说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唉，怎么好意思见人！”
“有人告诉我，说她手上还戴得有金戒指，是鬼子送的哪！”
“说是还到大同去过，很远的，见过一些世面，鬼子话也会说哪。……”
这散步于我是不愉快的，我便走回家来了。这时阿桂已不在家，我就独自坐在窑洞里读一本小册子。
我把眼睛从书上抬起来，看见靠墙立着两个粮食篓子，那大约很有历史的吧，它的颜色同墙壁一般黑，我把一块活动的窗户纸掀开，看见一片灰色的天(已经不是昨天来时的天气了)和一片扫得很干净的土地，从那地的尽头，伸出几株枯枝的树，疏疏朗朗地划在那死寂的铅色的天上。
院子里没有什么人走动。
我又把小箱子打开，取出纸笔来写了两封信。怎么阿桂还没回来呢？我忘记她是有工作的，而且我以为她将与我住下去似的了。
冬天的日子本来是很短的，但这时我却以为它比夏天的还长呢。
后来我看见那小姑娘出来了，于是跳下炕到门外去招呼她，她只望着我笑了一笑，便跑到另外一个窑洞里去了。我在院子里走了两个圈，看见一只苍鹰飞到教堂的树林子里边去了。那院子里有很多大树。
我又在院子里走起来，走到靠右边的尽头，我听见有哭泣的声音，是一个女人，而且在压抑住自己，时时都在擤鼻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