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文字狱是封建统治者共同的嗜好，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不算什么新奇事。而清朝的文字狱是最泛滥的一个朝代，其文字狱的密度和株连之广远远超过了以前所有朝代的总和，有案可查的就有一百七十多起。满清的文字狱往往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异端思想的清洗和威慑恐吓，常常是抄家灭族，祖先、子孙、连同众多无辜者一起株连坐罪。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是清王朝的兴盛时期，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也都是制造文字狱的高手。而发生在雍正朝的曾静投书谋反一案，不仅是清朝一件充满神秘色彩的案件，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离奇案件。此案不仅株连规模广，治罪诛戮严酷，而且在处置上的“出奇料理”，更堪称文字狱案的绝无仅有。
策反的闹剧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当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抵总督署衙门前时，一个自称张倬的人手捧书信拦轿阻道，声言要亲交总督岳钟琪，并有要事与他讲。岳钟琪命随员接过书信，见那书信封面上写着“天吏元帅岳钟琪大人亲启。”，署名“南海无主游民夏靓、张倬”。岳钟琪甚为惊奇，于是将投书人交巡捕看守，急忙赶回总督署衙，拆书细读。这一读，岳钟琪不禁大惊失色，原来是一封策反信。
信中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内容：1.列举了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诛忠、好谄、任佞”的十大罪状，谴责雍正是失德的暴君，根本没有资格当皇帝；2.对雍正的继位提出了严重质疑，还说雍正即位后，连年灾害，民不聊生，这是他用阴谋诡计篡位带来的恶果（所遭受的天谴）；3.认为满人是“夷”，华夷之别，断不可开，满人皇帝和满人统治都不合法，因此要反对清朝的统治。4.策反岳钟琪，认为他作为大英雄岳飞的后人，不应效忠清王朝，应该利用手握重兵的机会，成就反清复明的大事业。
岳钟琪看过信后惊惧交加，由于事情重大，岳钟琪不敢耽搁，他将此信以最快的速度密报雍正，请求如何处理；与此同时，他又派人通知桐城的陕西巡抚西琳和按察司硕色来会审张倬，因为这两个人是满族，而岳钟琪是汉人，他怕担嫌疑，于是叫这两个人来为他作证。
岳钟琪行事如此小心谨慎并非胆小怕事，而是有他难言的苦衷。此时的岳钟琪虽身为川陕总督，位高权显，但川陕总督这个位置一向为满族八旗子弟垄断，岳钟琪虽说是汉军八旗出身，但仍难免被人嫉妒中伤，使得岳钟琪在这个位置上险象环生、如履薄冰。
岳钟琪原本出身于武将世家，祖父岳镇邦曾任左都督、绍兴总兵，他本人因在康熙末年平定西藏之乱时立下战功而升为四川提督，雍正三年（1725年），因大将军年羹尧事发，接替年羹尧出任川陕总督。当岳接任年羹尧受命川陕总督之际，直隶总督蔡立即向雍正奏本称岳“不可深结”。并对岳钟琪施离间计，说：“怡亲王允祥对你当上川陕总督非常不满，皇上藩邸旧人傅鼐告你要小心。允祥是皇上最信任的兄弟。”这样的离间和挑拨，使岳钟琪惶恐万状，自以为雍正对他拥兵自重而有所怀疑，使他终日惶惶不安。
而又因为岳钟琪姓“岳”，而且他还是当年的抗金英雄岳飞的二十一世孙，这又给他招惹了不小的麻烦。一些人躲在暗处给雍正偷打小报告说：岳钟琪是汉人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人，恐难对清廷忠心，搞不好他要推翻清朝为汉人报仇，这种人如何能重用？这还不算什么，更让岳钟琪心烦的是，就在他接到张倬投书的前一年，也就是雍正五年（1727年），一个名叫卢宗汉的人，沿街叫喊：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要造反了！大伙一起反了罢！这个灭门诛族的举动，犹如晴天轰雷，使岳钟琪大为恼火，他当即命提督黄庭桂将卢宗汉捉拿归案，被当作疯子砍了头。
岳钟琪的确是雍正的忠臣，他知道皇上对他恩重如山，即使效犬马之劳也难报恩于万一，更何况他自知不是雍正的对手。于是他将卢宗汉迅速处死后，向朝廷引咎辞职，但雍正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不但没有责怪岳钟琪，反而大加抚慰，说：“多年来，在我面前密参你的谤书足足有一筐之多，可我却从无理会它”，并让岳钟琪继续尽心尽职，对于如此的浩荡皇恩，岳钟琪感激涕零。谁知事隔一年，又冒出来张倬投策反书一事，缘由里仍有“岳飞之后”的托词，这使得岳钟琪怎能不惊惧交加。
我们回过头来再说西琳和硕色，二人接到岳钟琪的通知不敢怠慢，立刻赶去总督府。他们到了之后，岳钟琪就升堂对张倬严加审讯。审讯中投书人只说自己叫张倬，策反书是他的老师夏靓所写，其他的便坚不吐实。岳钟琪就开始动刑，重刑之下，张倬几度昏厥，但仍然是没什么口供，岳钟琪无可奈何，只得暂且退堂。
岳钟琪给雍正上密折，请求“恩准将张倬解送到京”，让皇上亲自处理。雍正认为张倬既敢拦驾投书，必定是一个亡命之徒。死都不怕，刑讯何用？因此在岳钟琪密折上朱批道：“此事在卿厉害所关，量卿不得已而然，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何必当日追问即加刑讯？伊既有是胆为此事，必是一亡命不畏死之徒，便解京亦不过如此审问。”岳钟琪苦思冥想，悉心体会圣上旨意，又会同陕西巡抚西琳、按察司硕色磋商一番，终于商定了对付张倬的计策，随即演出了一出与张倬盟誓之戏。
第二天，在提审张倬时，张倬被绳捆索绑押进了审讯庭堂，西琳暗躲在屏风后窥探审讯情景，岳钟琪一改过去怒斥责骂的态度，笑容可掬地亲自为张倬解下绳索，并让座捧茶以礼奉侍，大加夸奖张倬是位英雄好汉，难得的仁人志士。岳钟琪流着眼泪诚恳地对张倬说：“我岳某早有谋事反清意图，只为处境艰难，不得已对志士动用刑讯，以图掩人耳目，看你是真是假，不想兄弟真男子大丈夫，使兄弟受委屈了，请你体谅。”说着热泪横流，假装发誓要与张倬结为盟友，共讨满清，光复汉室。
九月二十九日，岳钟琪将导演的假戏“真做”，与张倬二人在密室（照例又拉一位满洲大员秘隐屏风之后以窃虚实）焚香对天跪拜，叩头泣血，结为金兰之交，发誓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并准备共举义旗，迎聘夏靓为师，决心为推翻满清为己任。在封建社会里，一经发誓，结为金兰，要比亲兄弟更加信得过，要同心同德，共赴患难，同享富贵，若有违誓，要遭五雷轰击的报应。岳钟琪就这样采取欺骗的手段取了张倬的信任。这个张倬是个山村未见过市面的读书人，便信以为真，于是就将实情向岳钟琪和盘托出了。
原来这张倬真名叫张熙，是湖南一个偏僻乡村塾师的学生。他的老师便是化名夏靓的撰信人曾静。
曾静是湖南郴州永兴人，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生，出身贫寒，因应试屡次不第，于是闭门读书、授徒，自称“蒲谭先生”。他在家收了张熙、廖易两个得意的徒弟。曾静于雍正五年（（1727年）曾派张熙去浙江购书，在吕留良后裔家访求到吕的遗著手稿，其中有《备忘录》、《吕子文集》。曾静看到这些书稿，“始而怪，既而疑，继而信”，特别是有关“华夷之辨”的论述，引起了曾静强烈的反清共鸣，让他赞赏不已。
“华夷之辨”是先秦时代就已有的思想。考古资料证明，至少在商代，华夏先民们就有了“华夷之别”的民族意识。例如著名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已经考证出早在商代就有“中国”意义的称谓，即当时的商人就有五方而自己居中的概念，就认为自己就是中国。而“中国”与“华夏”实际上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它们都是与四方的“夷狄”相对立的概念，是华夏先民们将自己所属的民族集团与夷狄戎羌等异族集团区别开来的民族和地理称谓。
而在商代卜辞中频繁出现“伐羌”、“（捕）获羌”、“用羌几人”、“征鬼方”、“征犬方”以及“伐孟方”、“伐夷方”、“征夷”、“征尸方”、“伐林方”等文字也是当时的商代人已有华夷之别的最好证据。卜辞中的“鬼方”、“犬方”相当于后来的“狄”，“夷方”则指东方的“夷国”，“孟方”、“林方”分别为东方的“于夷”、“蓝夷”。至于“尸方”（古音“尸”与“夷”相通，周代金文也用“尸”称“夷”），则包括了东方的所有夷人。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华夏族与四邻地区的蛮夷戎狄等族的民族大融合的新时期。《公羊传》把整个社会分成两大文化集团：“夷狄”与“诸夏”。春秋之世，“南夷”与“北狄”交侵。自平王东迁，一直到狄灭邢、卫，“戎狄”的势力逐步东渐，威胁到周人的生存。对于这时的夷狄，《左传》“蛮夷戎狄”连称，《公羊传》、《榖梁传》“夷狄”连称，足以说明三传把“戎狄”置于与夷相同的地位上，并与华夏民族成对立之势。管仲、齐桓公的“尊王攘夷”以及《公羊传》的“夷夏之别”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来的。
首先提出“华夷之别”的是管仲及齐桓公。他们在中原争霸时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然而当时他们只针对霸业出发，而真正确立“华夷之辨”及影响后世深远的却是儒家的始创者孔子。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华夷之辨，后来成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孟子也曾说过：“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自古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强调的就是用夏变夷，而不是用夷变夏。
孔子也盛赞齐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称其“正而不谲”；高度评价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孔子对他们在“中国不绝若线”之时，攘除夷狄，挽救了中国，免使中国沦为夷狄，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后世于是以就此为目标，严遵“华夷之别”。
儒家的“华夷之辨”的主要内容是“贵华夏贱夷狄”，就是以华夏为贵，以夷狄为贱。贵华夏，就是要重视华夏的文明；贱夷狄就是鄙视、拒绝包括夷狄的服饰、发型、风俗、语言等在内的文化。由此可见，“华夷之辨”其实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以华夏优越的文化为中心，不断把周边、外来的文化同化。
“华夷之辨”的根本思想在于，它区分华夏汉族与外族的标准不仅仅是血缘或地域，还要根据其文明的程度，以其礼乐诗射书作为区分华、夷的准则。因此，华夷的地位可以互换，也就是说夷狄可以进为华夏。相反，华夏僭乱，亦可以退为夷狄。但是，有些人只根据血缘、种族或所居之地域来区分华夷，片面地宣扬“华夏中心主义”，视异族、外邦为无文化的野蛮人，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而自清兵入关以后，在以吕留良为代表的中原传统汉族知识分子中所保留的这样一种“华夷之辨”的民族气节，就是犯了这样一个错误。
吕留良（1629～1683年），号晚村，浙江石门人。当时虽然已经去世，但他汇编的《时文选评》以及他的一些著作，在当时流传很广，他的思想也对读书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吕留良在他的文集中说，这“华夷之辨”最重要的就是华夷的区别要大于君臣的区别，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帝制社会，要讲君臣之夷，但是首先你要看它是不是你的同族同类，否则就不必讲君臣之夷。吕留良强烈的反清思想对曾静影响很大，同时曾静还与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沈在宽等人有过交往。曾静与严、沈二位吕留良的学生十分尊敬，与他们情投意合，俨然如兄弟一般，此时曾静已经49岁。曾静学生张熙，是个反清更为激烈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师徒二人对于反清复明的事业一拍即合，谋划着种种方案。
当时虽然雍正皇帝对岳钟琪信任有加，但民间却依旧在传播岳大人和朝廷不和的流言。说岳总督非常尽忠爱民，曾上奏谏本，说些不知忌讳的话，劝皇上修德行仁，皇上非常怀疑他，怕他威重权高，对朝廷形成威胁，屡次召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并传说要杀掉他。岳总督非常害怕，连召几次，他都不敢进京。皇上见他死守任上，不肯进京，越发对他疑忌。因他是大学士朱轼保举推荐的人，于是令朱轼召他进京。岳钟琪不得已才同朱轼一同进京面圣，并向皇上奏说用人莫疑，疑人莫用等语。皇上听到这个谏议，也就不计前嫌，仍派他回陕西继续任职，但岳钟琪要求有人保他他才肯去。皇上问朱轼，朱轼不愿再保；又问九卿大臣，九卿大臣也不敢保；皇上就亲自保他去了。
岳钟琪出京门才四天，朝中就有一大臣向皇上奏了一本，说朱轼不保他，是和他暗结私党，里应外合预谋造反，等到朱轼到他任上保他，他才消除疑虑，欣然进京，这足可证明他同朱轼是同党合谋。今日回陕西，本来朱轼是原保举人，照理应该去保他，可是他推却不保了，这是朱轼脱身之计。听了这一番话，皇上十分后悔，对岳钟琪疑忌更深了，于是马上派遣一个叫吴荆山的朝廷官员前去追赶岳钟琪，让他赶快回京，岳钟琪不从命。这朝官吴荆山没有办法，就在路上自刎了。岳钟琪回到任所之后，随即上了一道本章，说了皇上很多不是之处。总而言之，民间都认为岳钟琪一定会在某个恰当的时机起兵造反，把满人赶回山海关外去。
曾静听到这些传闻，以为举事反清的时机已到，于是他就修了一封书信，让他的子弟张熙去策反岳总督。据张熙自己说，曾老师派他和他的堂叔张勘一起去送策反信。临走之前，因为家里穷没有路费，张熙便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家产当了作路上的盘缠，一路晓行夜宿，风尘仆仆途经贵州到四川，听四川人讲岳钟琪已回驻西安，便由四川追踪到陕西。到了雍正六年（1728年）的九月十三号，张熙二人到了西安。他们在社会上一打听，岳钟琪是当今皇上重用的封疆大臣，皇上非常宠爱他，所谓岳钟琪跟皇上存有芥蒂，纯系编造的谣传。二人听后，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很是心灰意冷，张熙的堂叔心里害怕，便丢下张熙，一个人跑回了老家。堂叔走后，张熙势单力孤，正也想打退堂鼓，但又想自己变卖家产，好不容易来这里一趟，要是不把策反信投出，不但前功尽弃，自己也心有不甘。于是他便鼓起十二万分的勇气，冒死投了这封策反信。
张熙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向岳钟琪讲述了一遍，并说你如果同意反清，他的老师曾静可以在地方上一呼百应。岳钟琪立刻将这一结果再次密报给雍正，雍正对岳钟琪的做法非常满意，他朱批道：“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雍正激动得泪流满面说：“岳钟琪实朕股肱心膂之大臣。”“唯知有国，不知有身。”雍正对岳钟琪大加奖励，使岳钟琪“感泣悚惶，惊喜交迫”，为查明此案作了精神力量的基石。
与此同时雍正帝已经命令湖南巡抚王国栋抓到了曾静，并派刑部官员到湖南会审曾静。曾静虽有反清复明之意，但毕竟是一介书生，且也没有自己学生张熙的那种骨气，一顿大刑之后，便把什么都招了出来。曾静供称：他的“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反清排满言论来源于吕留良的《吕晚村文集》。岳钟琪也把这一审讯的结果密奏给了雍正，并且建议雍正帝应该立刻派人把这吕氏一门的家人都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