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黑暗的心脏”意指殖民者心中的魔鬼，而库尔茨就是魔鬼的偶像。作为一个掠夺成性的人，他把自己打扮成“怜悯、科学和进步的使者”，在象牙堆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而且被他的门徒顶礼膜拜。他在一个大陆公开地抢劫，将土人的人头斩下，戳在成排的立柱上示众。他身体的力量已经耗尽，而他的精神影响依然强大。他早已弱不胜衣，但他的声音仍然能用口若悬河的雄辩，去掩盖他黑暗心灵的贫乏：“那种无比高尚以及极其卑鄙的言辞，那搏动着的光明之河，或是来自深不可测的黑暗心灵的欺骗的流露。”他在垂危之际还在做着漫无边际的殖民美梦，“那只瘦瘦的胳膊威风地伸了出来，下巴在动，这幽灵的两只眼睛深陷在它那皮包骨头的脑袋上阴森森地闪着光，那脑袋十分怪诞地频频点着。……他两排肋骨围成的体腔在颤抖……那景象好似一个用陈年旧象牙雕成的活动的死神偶像，朝着一群用暗暗发光的青铜铸成的木然不动的人群，带有威吓性地挥着手。我看见他张开大嘴——显露出一副极其古怪的贪婪神态，好像要把整个天空、整个大地和他面前所有的人全部吞掉”。正如马洛所说：“他就是一种深不可测的黑暗。”
比利时公司驻刚果贸易总站经理的叔叔也是一个库尔茨式的掠夺者。他组织了一个埃尔多拉多探险队，其目的就是从非洲土地的深处抢走金银财宝。他在晚上一面与侄子策划在公司里争权夺利的阴谋，一面“伸开他那只短短的鱼鳍般的胳膊做了个手势——像是要把这森林、溪流、土地和河流统统揽为己有——像是在这阳光照耀的大地面前，无耻地一挥手，向着那潜伏的死亡，向着那暗藏的邪恶，向着那内心深处的黑暗，发出奸诈的召唤……面对着这两个人，那极度的宁静正在以一种不祥的耐心，等待着一场疯狂侵略的结束”。与此同时，那些远在伦敦的养尊处优的淑女们，或生活在兴盛一时的超人迷梦之中，侈谈“要让千百万愚昧无知的人从他们可怕的生活习惯中解脱出来”；或沉醉于殖民征服的现代神话，在客厅里为库尔茨之流招魂。
在《“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中，黑暗的心脏则指水手们自己心灵深处自私、懒惰、涣散与胆怯等心态。渗透于康拉德小说中的根本性的东西是令人心焦的孤独感。康拉德无限关心个人灵魂的奇异性及其神秘的实质。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奇异性显示了各个心灵的特质，并使它陷于孤独状态。作者虽然也歌颂海上人物与狂暴无情的大海进行搏斗时表现出来的勇敢坚毅，但他更注意描绘遮蔽在人物内心深处的恐怖与邪恶，揭示人物精神上的孤独，笔端带有悲观主义。
第四，“黑暗的心脏”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死亡意象。认真梳理一下《黑暗的心脏》的主要意象，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大多与死亡、腐朽有关。随着马洛刚果旅程的深入，我们看到了荒废破烂的铁皮顶房屋，一个锈蚀的锅炉，一辆四轮朝天翻倒的小火车车厢，看上去好像是一具动物的尸体，还有被锈蚀的无力抗拒的机器和一堆生锈的铁轨。这些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殖民掠夺的铁证，到头来只不过是一堆破铜烂铁。在它的污染之下，连空气中都弥散着死亡的气味。在贸易总站，“象牙”这个词“在空气中回响，在耳边传诵，从嘴里叹出。你会以为他们在向它祷告。透过这一切，散发出一种愚不可及的贪婪的臭气，恰似从尸体上吹来的气息”。
饱受殖民蹂躏的非洲固然如此，而给他们带来无穷灾难的欧洲都市也不过是一座座地狱之城：在布鲁塞尔这座“粉刷白了的坟墓”里，人们“打算搞一个海外帝国，通过贸易捞取无穷无尽的金钱”。大陆贸易商会的办公室“像沙漠一样死气沉沉”，门口坐着两个女人。这两个命运女神守卫着马洛想要进入的地狱之门，一边不停地把人们引到那未知的世界去，一边拼命地为远征刚果的冒险家们编织“一条温暖的棺衣”。在漫长的岁月中，正是她们目睹一个一个的征服者从这里走向疯狂，走向死亡，因为除了征服和奴役的危险之外，仅仅那神秘大陆的热病就是这些殖民主义者的大敌。在伦敦库尔茨未婚妻的家里，“高高的大理石壁炉带有一种冰冷的墓碑一样的白色，一架大钢琴立在墙角，占据着一大块空间，平平的表面上泛出黑色的光亮，好像一口灰暗色的磨光的石棺”。这些末日景象，预示了世界史上继雅典、罗马之后，又一个欧洲文明的衰亡。
在《“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中，我们几乎处处可以看到死神的幽灵：夜空清朗，海风习习。桅梢上空，灿烂的银河弯曲地横跨天穹，好像一座永恒光明的凯旋门，照耀着地球黑暗的运行轨道。在它那幽幽之光的烛照之下，“白水仙号”上的水手铺位好像一间刷得雪白、灯光明亮的停尸所里用来放棺材的狭窄的壁龛。双层铺的两排铺位黑洞洞地张大着口，就像是被睡卧不宁的尸体占有的坟墓一样。船长阿里斯通在夜里“好像一个幽灵从坟墓里钻出来，他频频从黑洞洞的升降口里上来，警惕而又沉默地站在繁星之下”。韦特死后，“沉睡的人们裹着外套挤在一起，在照亮的甲板上形成黑黑的、奇形怪状的一堆又一堆，犹如无人看管的坟墓”。
最后，在伦敦这个肮脏的世界贸易中心，经受了风暴考验的英姿勃勃的“白水仙号”在被卸下的从世界各个角落里抢掠来的财富的香风臭气中，任人践踏，凄然死去。曾经叱咤风云的辛格尔顿变成了令人嗤之以鼻的畜生，“把他忠实工作的悠久业绩带到了殷勤好客的大海的宁静深处”；而跟随他战胜过惊涛骇浪的那群英雄水手则变成了“黑压压的一簇”，其豪情均在“黑马酒吧”的酒杯里化为乌有。他们走过了象征着罪恶和贪欲的伦敦塔和造币厂，继续着自己荒漠的人生旅程，最后则变成了冥河上的幽灵。以上这些描写，表现了作者对欧洲文明保持了一种深刻的文化批判意识。无怪乎有人说，这部小说是“康拉德全部极富于想像力的成就的象征；是我们这个世纪的象征”。
然而，仅仅基于一种人道主义激情和现代批判意识，康拉德是不可能彻底颠覆自己的帝国叙事的。今天，他那“黑暗的心脏”仍然侵蚀着我们。《黑暗的心脏》被一个严肃的学者误读成“用英语语言创作的最伟大的几部短篇之一”。在美国大学的英语系里，此书是２０世纪文学课程中常被推荐给学生读的书。在理论界，批评家们始终没有洞穿康拉德小说的帝国叙事。对此，詹姆逊指出：“由于康拉德叙事中客观呈现的那些断裂，如在为数不多的几位其他现代作家那里一样，投射出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相互竞争和不相适应的阐释选择，这正是我们以下所要评价的。
我们已经含蓄地接触到其中两项：即对康拉德的‘传奇’或大众文化的阅读，视其为冒险故事、航海叙事和通俗故事的作者；和对康拉德的风格研究，视其为我们不久将称为对风格的适当的‘印象’意志的实践者。然而，与所有这些相伴共生，而又不直接明显地与之相关联的，还有一些其他颇有影响的阅读方式，比如：神话批评的，这种批评方法把《诺斯特罗莫》看作是寻觅宝藏的原型表达；弗洛伊德批评的，这种批评认为，康拉德的两个儿子——主人公（吉姆和诺斯特罗莫）被其精神之父施以可怕的行刑仪式，是俄狄浦斯结局的失败；伦理批评的，这种批评认为康拉德文本就是直接意义上的书，提出了英雄主义和勇敢、荣誉和胆怯等‘问题’；自我心理学的，这种批评方法把吉姆的故事解作对身份或精神统一的寻觅；存在主义的，这种批评方法突出人类生存的无意义和荒诞性等无处不在的主题，将其作为作品传达的‘信息’和‘世界观’而突出出来；最后，比上述任何方法都棘手的是尼采式解读，把康拉德的政治视角看作是与愤懑的斗争和结构主义的文本解读，视康拉德的小说形式为对不可能的叙事开端的内在戏剧化和对线性叙事本身不断增进灵活性和问题化。”
面对理论界的众声喧哗，倒是有一些来自世界边缘的作家试图与康拉德进行直接的对话，以期解构康拉德小说的帝国叙事。
赛义德曾在《有关抵制性文化的诸种话题》一文中，简略介绍了两位非洲作家的相关创作：詹姆士·恩古吉（后来改名为纽吉·瓦·西翁苟）在《中国的河流》里重写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脏》。
该书从一开始就给康拉德的那条河流注入了新的生命，“那一条河流叫洪尼亚，意思是治疗，或起死回生。洪尼亚从不干涸：它好像具备坚强的生活意志，蔑视干旱和气候变化。它以同样的态度不分昼夜地流着，不急不缓。人们看到它就觉得幸福”。在恩古吉的作品中，白人的重要性大大减退——他整个被浓缩为一个单个的传教士形象，象征性地被称做活石头——虽然他的影响在离间村庄、拆毁河堤、散布不和的分裂争端中能够被感觉出来。
恩古吉通过描写撕裂怀亚基生活的内心冲突，有力地表现了没有消解的张力，这些张力在小说结束以后还会继续存在，小说对此也丝毫不想掩盖。一种崭新的、曾被《黑暗的心脏》压制的新样式，在恩古吉的作品中出现了，通过这一新样式，纽吉铸造了一种新的叙事，这种新叙事的艰难历程及其最终的模糊性，暗示着回归非洲人的非洲的趋势。
在塔耶布·萨利的《向北方迁徙的季节》里，康拉德的河流变成了尼罗河，河水使河流上下游的人民永葆青春，康拉德的第一人称英国叙事风格和欧洲主角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改头换面了。首先，人们说的是阿拉伯语言；其次，萨利的小说关注的是一个苏丹人向北边欧洲转移的故事；再次，因为叙事者是从一个苏丹村庄的角度讲述故事的，向黑暗的中心进发的航行于是变成由苏丹农村向欧洲中心进发的神圣历程。苏丹农村仍为殖民财富所压迫，而在欧洲，莫斯塔发·赛义德作为库尔茨的镜像，对准自己，对准欧洲女人，对准叙事者的理解力施行仪式暴力。叙事以赛义德重返故里，并在那里自杀而终结。萨利刻意模仿康拉德，并反其道而行之，连库尔茨的用人头装饰其上的围墙都在欧洲书籍的清单里得到再现并歪曲，那些书籍摆满了赛义德的秘密图书馆。由北到南、由南至北的往返来回，扩大了由康拉德标绘出的往返殖民路线图，并使之更趋复杂化。继之而起的并非仅仅是重新索回虚构的领土，而且是表明一些悬殊的差别及其想象的后果，这些叙事在康拉德气势恢宏的叙事里被掩盖起来。
今天，西方的殖民帝国已经彻底崩溃，“西方人已经从亚、非殖民地撤出，但他们仍然操纵这些地区，不仅把它们当作市场，而且把它们当作意识形态控制区，从这种手段继续在精神和思想方面统治这些地区”。意识形态的非殖民化进程，涉及对欧洲符码的激进的消解和对欧洲主导话语的后殖民式颠覆。因此，重读和重写康拉德的小说等欧洲文化档案，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项文化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