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孙漂流记》的野性思维，典型地表现在作者对土着他者的野蛮化书写之中。在世界史上，各地的文明固然有高下之分、早晚之别，但是美洲文明并不逊色于欧洲文明。英国着名的人类学家弗雷泽在考察了古墨西哥的杀神仪式后指出：“墨西哥人的仪式足以证明我所假定曾在阿里奇亚流行的那种以人献祭的习俗，事实上也是其他一些民族惯常遵行的习俗。这些民族的文化水平，如果还不明显地高于，也决不低于古代意大利那些民族的文化水平。”所以，美洲文明可以说是与欧洲文明同步进化的。弗里吉亚也和欧洲一样，在庄稼地或打谷场上杀人的古老野蛮习俗早在公元前５～４世纪就已经改为假装杀人了。
根据星期五的介绍，美洲土人早已告别了人牺时代，并未将他们从海难中救出的１７个白人（其中有１６个西班牙人和１个葡萄牙人）当做陌生人送到神的祭坛上去，而是与他们和睦相处，“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四年，野蛮人给他们单独辟一块地方住，并给他们提供食品”。
在人类文化史上，远古的野蛮人同类相食，意在获取神性。
所以，其祭仪有着特定的时间、地点，人牺有着特定的对象。
《鲁滨孙漂流记》将古代祭祀仪式上的“圣餐”泛化为包括妇女、小孩在内的所有的人，将原始人定期举行的祭祀夸大为一种食人癖好，既无知，又险恶。小说描写鲁滨孙为了改掉星期五那可怕的饮食习惯和吃人的欲望，决定给他尝尝其他肉：
“吃过炖肉和肉汤后，我打算第二天让他尝尝烤小羊的滋味。
我采用在英国常见的方法烤制：在火的两旁各插一根木杆儿，中间横架一根，用绳子把肉吊在横杆上，时时转动。星期五对这种方法大为倾倒，尝到烤肉后，他想方设法告诉我，肉好吃极了，他以后再也不吃人肉。”作者在这里似乎告诉我们，星期五这样以狩猎为业的丛林野人在此之前似乎一直是以吃人肉为生的，从未领略过烤羊肉的美味。这样的描写，真令人不可思议。
笛福对美洲土人的野蛮化书写，同时也包藏着转嫁灾祸的深层文化心理。在欧洲文明中，潜藏着一种替罪人原型，即把一切瘟疫邪恶都附集在一个人身上，然后将其驱逐，借以避邪。在古罗马，每年的３月１４日，一个被称之为“老玛尔斯”（战神）的人就披着兽皮，被领着在街上游行，人们用白色的长棍打他，把他赶出城外。罗马在新年之初（罗马年为３月１日）驱除老玛尔斯的风俗与斯拉夫“送走死神”的仪式如出一辙。这种仪式不仅把神的代表当做植物神，而且也当做替罪羊，因此必须把它赶出城区，让他负担着罪恶到别处去。
古希腊也盛行这种仪式。在普鲁塔克的故乡凯罗涅亚城，此种仪式由行政长官在市政厅内主持。在希腊的殖民都市马赛，一旦流行瘟疫，就有一个出身贫寒的人自愿出来做替罪羊，人们将其供养一年，然后让他穿上圣衣，用神枝装饰起来，领着他走遍全城，同时高声祷告让人们的全部灾害都落在他一个人头上，最后将他扔出城外，或在城外用石头把他砸死。雅典人常年用公费豢养一批堕落无用之人，一遇瘟疫，就把这些堕落的替罪羊拿出两个来献祭。色雷斯的阿卜德拉城每年大规模地清城一次，为此须专门选出一个市民作为替罪羊用石头砸死。卢卡迪人每年从他们岛上的“情人崖”上把一个囚犯扔到海里去作为替罪羊。在其他地方，往往是把一个年轻人扔到海里去。
在笛福笔下，美洲的土人就是欧洲白人的替罪羊。作者把人类划分为文明的欧洲和野蛮的他者，将人类文明中丑陋的一面全部附集在这些异类身上，似乎使自己远离了野蛮而洋洋自得。难怪鲁滨孙第一次看到印第安人的食人现场后，十分庆幸“上帝把我安排在有别于这帮禽兽的社会”，从而满足了自己作为上帝特选子民的幻想。
此外，笛福对美洲土着食人成风的杜撰也满足了自己的通灵幻想。在《鲁滨孙漂流记》中，目击土着人第二次吃人之后，鲁滨孙“满怀杀人恶念，不思劳作，只想着下一次见到他们时怎样设计消灭他们——特别是当他们像上回那样分成两拨人马的时候。我一点也不考虑，如果我杀了一拨人，——比方说十到十二个——次日，下个星期或下个月就要杀掉另一拨，随后又要杀一拨，就这样一拨一拨地杀下去，直到我在吃人方面毫不逊色于他们——也许还青出于蓝”。
鲁滨孙意识深处潜在的这种野性，形象地诠释了欧洲文明的二重性。欧洲文明是晚出的人类文明。到了近代，它还长期落后于东亚的中国文明和西亚、北非的阿拉伯文明。所以，在欧洲深层的文化意识中，包括人祭在内的人类生命的遗传密码一直在不断地复制。中世纪法兰克骑士们吃人肉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只是到了１９世纪，研究十字军的欧洲历史学家才开始再也不提及这一兽行，尽管这一事实在当代十军字编年史中曾毫无羞耻地提到过。与笛福同时代的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曾在小册子《一个使爱尔兰的穷孩子不致成为他们父母或国家的负担的温和建议》
（１７２９年）中提议生养孩子以供屠宰食用。此说虽然不无反讽之意，但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信息。１８世纪以后的欧洲文明，似乎约束在理性堡垒之中。但是，欧洲文明中动物性的一面仍然困扰着人们。所以，欧洲每一个民族每年都有一个放肆的时期。在这个遍布全欧的各种各样的狂欢节期间，全民纵情地寻欢作乐，宣泄黑暗的情欲。人类天性中被压制的力量的这种突然爆发，常常堕落为肉欲罪恶的狂欢纵饮。
对于欧洲文明中这种来自野森林时代的文化记忆，１９世纪的英国作家斯蒂文森在《化身博士》中作了生动的描述。小说主人公杰基尔在公众面前德高望重，但他发现自己性格中“恶”的一面时有冲动。后来，他发明了一种药物，吞服后化身为另一个体貌完全不同的人。于是他时时通过这个名叫海德的人去发泄自己的兽性。这些说明，欧洲的白人不仅与其他有色人种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也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和生物界的一员。
就这样，通过鲁滨孙的心理演示，欧洲人的野蛮得到了认可，白人殖民主义者本性中的野蛮性在被欧洲殖民主义者看做他者的人身上折射出来了。尼尔·海姆斯指出，在《鲁滨孙漂流记》
中，这一点是以作为核心的同类相食主题反映出来的，“通过这种叙述，笛福证明了欧洲人对人类野兽般吞噬的幻想”。
三、经典话语与文化重构笛福生前穷困潦倒，负债累累，始终没能进入知识精英阶层，最后客死他乡。然而，他的《鲁滨孙漂流记》问世后却风靡一时，以至他接连写了续集和第三部《鲁滨孙的深思集》。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之中，《鲁滨孙漂流记》更是声名远播。据统计，到了１９世纪末期，这部小说的各种不同的版本、译着和仿作已经不下７００种。
《鲁滨孙漂流记》最初主要受到中下层读者的欢迎，但它在流传的过程中经过无数知识精英们的诠释，逐渐被经典化了。法国作家卢梭把这本书视为“一本具有一切书本知识的书”。英国小说家克拉拉·里夫（１７２９～１８０７年）在《传奇文学的发展》
中把该书列入“卓越的、有独创性的作品”之列。英国浪漫主义作家柯勒律治在读到笛福描写鲁滨孙在破船的柜子里发现了一些金币时，不禁脱口而出，由衷地赞叹：“堪与莎士比亚媲美。”
到了２０世纪，加缪把笛福在《鲁滨孙漂流记》中提出的寓言性声明用做《鼠疫》（１９４８年）的卷首引语：“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一种囚禁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两者都可取。”安德鲁·马尔洛写道，对那些看过了监狱和集中营的人来说，只有三本书还保持着它们的真实性：《鲁滨孙漂流记》、《堂吉诃德》和《白痴》。伴随着欧洲主流社会的吹擂，在《鲁滨孙漂流记》走向经典的过程中，笛福也就当然成了“英国和欧洲小说之父”。
与此同时，这部小说也逐渐融入了帝国主义的殖民教育体系。它流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进入了英语国家的中学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