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中共昔阳县委按照山西省委的意图，开始在白羊峪、赵壁等村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年年底，昔阳县委决定，在全县原有5个初级社的基础上，1953年要发展到34个。为了办好初级社，已经升任昔阳县委书记的张怀英派出县里的三个劳动模范，即畜牧业模范刀把口村党支部书记张老太、林业模范白羊峪村党支部书记王殿俊和农业模范已经成为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到晋中地区参加培训，学习有关试办初级社的办法。陈永贵等人本来就有走合作化的积极性，再加上领导提倡，又学习了先进经验，便越发热情高涨。回村后陈永贵逢人便讲集体化道路的好处，讲合作社的优势。随后，他就向县领导提出了办社申请。县委随即就批准了他的申请，于是大寨便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陈永贵任社长。
当时合作社尚属试验阶段，县里对此事比较慎重。上级有一项原则规定：每个合作社在初办的时候不得超过30户。但大寨的常年互助组已达49户的规模，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都要求加入农业社，在这个局面下，人们看出了陈永贵的能力。他搞了个变通办法，向上报的时候初级社为30户，对有些农户暂时不上名册，但实际上凡愿意参加合作社的随时都可以参加。用他的话说，这个办法是既考虑到上级的精神，又要照顾到具体情况。像这样的事情，如果是贾进财当家的话，可能就办不成。
大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办起来了。合作社采用劳动日分配和土地股分红相结合的方法，规定：劳动日分配占55%，土地入股分红占40%，公积金、公益金占5%。因此这种合作社通常被称作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
为了充分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在劳动管理上，大寨初级社由原来的“死分活评”改为“包工与评工相结合”。即对于责任明确的农活，确定出劳力、时间、报酬和完成任务的数量与质量，然后包给社员，到期后经过验收，给社员记工。对于那些一时看不透，不好包和不能包的农活进行评工记分。与此同时，在社里还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进一步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按照陈永贵的提议，为了加强党支部对没有入社农户的领导，由贾进财负责他们的工作，这就意味着贾进财将要留在社外。陈永贵征求贾进财的意见。本来，贾进财也是打算入社的，但此时他信守了“让贤”时的诺言，对陈永贵说：“只要支部交给我的任务，我办就是了。”于是，社外的3个互助组、4个单干户的工作就由贾进财负责了。
由于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激发了社员群众的劳动热情，大寨村的生产搞得热火朝天，粮食产量全村平均达到亩产125公斤，其中农业社亩产131公斤。集体化的优势明显。到1955年，大寨除一户地主被留在社外，73户农家全部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寨在集体化的道路上又一次走在前列。
大寨村的成绩和陈永贵的才干在这个时候不仅受到县委的表扬，也开始引起晋中地委领导的重视。1953年，在晋中召开的一次号召成立初级社的学习会上，陈永贵作了典型发言，时任中共晋中地委书记的姚宗泰听后大为高兴，他对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说：“你们县大寨村的陈永贵发言质量高，讲得好，有水平！”
1954年，王成旺接替姚宗泰任晋中地委书记。1956年5月，他来昔阳县视察工作，在大寨住了一夜。看到大寨各方面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他高兴地对陪他前来的张怀英说：“大寨各项工作做得不错，陈永贵有能力。宋立英同志不错，要好好培养这样的妇女干部。”
6.响应统购统销
就在大寨取得丰收的那一年，国家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如何既要圆满完成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又要安排好村民的生活，是对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和农业社社长的陈永贵的一次考验。
1953年大寨农业获得了丰收，特别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丰收更为明显，陈永贵也就名声在外了。但大寨村里还有人对他不服气。初级社刚成立的那年冬天，粮食已经收下来了，一个在社外的单干户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在村里说起了风凉话。他说：“不要再吹农业社的优越性啦！亩产125公斤也值得大惊小怪？我这个单干户，一亩地还打了150多公斤哩！”
在今天我们听起来，一个人对新成立的农业社有成见说几句风凉话也算不上什么大事情，但陈永贵却不这样认为。他知道那个人的地里不可能打下那么多的粮食，他认为那个人说这番话的本意就是向初级社挑战，不承认合作社的优越性。但是，那人毕竟没有直接攻击合作化，陈永贵也不便正面追究他的什么责任。但这难不倒陈永贵。
陈永贵马上召集了全村会议。他先在大会上宣布国家今年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这是一项新的政策，它禁止粮食在自由市场上销售，要求农民要把口粮之外的余粮全部卖给国家。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情况下，国家把粮食的价格定得比较低，以此来增加国家积累，增强工业化的实力。陈永贵当时不可能对统购统销政策的意义了解得这样清楚，但国家要求农民卖余粮这个关键环节他把握住了。他说：“今年，农业社、互助组、单干户都丰收了，这很好！党支部相信国家第一次分给咱村的征购任务一定能超额完成。现在就按各家自报的产量，把余粮卖给国家吧！”
那位说风凉话的人，到现在才发现自己“撞到枪口”上了。他本来没有产那么多粮食，实际上他的亩产只有100公斤多一点，如果按亩产150公斤卖余粮，就意味着连口粮也不够。这可是涉及到全家人能否吃饱肚子的大问题，于是也就顾不得脸面了。陈永贵后来多次讲到过这件事，说那个人这时的行为就像电影镜头一样，一会儿蹲在脚角，一会儿又左右开弓打自己的嘴巴。一边打还一边作贱自己，说自己的嘴“是坏嘴，是屁嘴”。说这张屁嘴“不值钱，净是胡说”。他一再说明实际情况：“我每亩地的产量，不管怎样也打不够150公斤。”
村里的人爱看热闹，这时都跟着说：“产量是你自己报的，不能有假？就按你说的数字算统购粮吧！”
在关系到是否饿肚子的问题面前，那人只好四处讨饶。他“交待”说：“我自己不入社，还反对别人入社。我是怕入了社吃亏，才这么捣乱。”
陈永贵当然不是真想让那人按亩产150公斤的数量卖余粮，他要做的其实就是要扫除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障碍，完成好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他见“电影镜头”表演得也差不多了，便说道：“共产党从来讲实事求是，反对说谎话。你究竟打多少粮食，一看你的庄稼还不知道？你想把产量降下来，就得挨门挨户向群众认错，由群众讨论处理。”
一场风波算是过去了，但实行统购统销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财经战线上曾经领导了三大战役：第一个战役是稳定物价，第三个战役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二个战役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相对不足的国家。粮食问题是历代政府都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伊始，粮食产需矛盾、供求矛盾就十分尖锐。建国初期的几次剧烈的物价波动都与粮食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经过土地改革和几年的经济恢复，这一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3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以后，这一矛盾即迅速激化。这一年城镇人口比1952年增加了600多万，农村吃商品粮的人口也增加到1亿人。农民的粮食虽然增产不少，但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粮食都由农民自己消费掉了。由于供需矛盾的突出，加上粮食自由买卖及投机商的扰乱市场行为，使国家粮食收购计划不能完成，粮食牌价与市价脱节。当时山西省的粮食市价就高于牌价10%～20%。
为了解决粮食紧张的问题，1953年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粮食问题，陈云提出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的办法，也就是后来说的粮食统购统销，即实行农村征购，城镇配给，严格管制市场和集中统一管理粮食的办法。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也于11月23日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关系着5亿农民和8000万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事关重大。为此，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全党动手，全力以赴”。接到中央的决议和政务院的命令后，全国各地在1953年11月底和12月初即开始在农村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仅山西省投入这一工作的力量，就有130万人。
统购统销是国家制定的政策，多向国家卖余粮是各级领导反复提倡的事情。凡是国家的政策，陈永贵都要模范地执行，凡是领导提倡的事情，陈永贵都要带头照办。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在大寨村的几次党支部会议上，陈永贵总是经常讲。那时老区的共产党员思想觉悟普遍比较高，只要是上级号召办的事情，即使一时思想上想不通，也会去照着执行。陈永贵自己更是发挥了带头作用。他这年一下子卖了2500多公斤“余粮”，贾进财和其他党员也都学着他的样子，卖了太多的“余粮”，以至于连口粮都没有留足。在党员带动下，大寨当年向国家卖出了20000多公斤粮食。
统购统销的任务总算完成了，但来年开春大寨村民却面临着缺粮难题，陈永贵卖的粮食比谁都多，劳动强度又最大，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可以说，这是前一年卖过头粮的必然结果。
当然，由于第一年大家都没有经验，卖了过头粮的不仅只大寨一个村，别的村也有这种情况。为了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县委在第二年曾三次下放“返销粮”，也就是政府按照牌价向农民“返销”一部分粮食。但大寨村没有去要返销粮。此时大寨已经成为县里的一个先进典型，为了保护这个典型，县委书记张怀英徒步5公里来到大寨，找到陈永贵了解情况。
陈永贵在与张怀英的谈话中，虽然承认自己由于没有经验而使村里卖了过头粮，村民生活有些困难，但是坚持不向国家伸手。他说：“大寨群众的吃粮倒是紧一点，但差不多都还能吃得下来。倒是我的粮食成了问题，又三天两头有下乡的同志。可是瓜豆也快下来了，没粮有菜还能饿着人？你那粮食还是先考虑其他地方吧！”
这是陈永贵第一次在困难面前谢绝了上级的支援，以后他曾多次这样做。这也成为大寨自力更生精神的一种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