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眉
“李劼人故居”坐落在成都市外东沙河堡一处幽静地，那里的陈列室展出有一本1992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的《现代名人书信手迹》。这本“书信手迹”共收入梁启超、林语堂、蔡廷锴、陈立夫、茅盾、徐悲鸿、蔡元培、胡适、李劼人、潘玉良、陈伯吹、楚图南等142位现代名人于1949年前致中华书局负责人的手迹400迈件。这些信件虽主要是写信人当年为自己的稿件事与中华书局磋商，但其中一些信件却谈到了稿件以外的一些事，这对了解其中多数名人的文艺思想、生活动态很有帮助，加之精美的印刷和风格各异的手迹，使这本书颇具赏鉴价值。
在142位名人手迹中，收入信件最多的是徐悲鸿，共39件；其次，就是我父亲李劼人，共14件。
李劼人这14封信件，最早的写于1930年7月3日，最晚的写于1947年3月15日 ，历时17年。其中大部份信件是30年代中期写的，即1934年至1937年的4年间，共11封。除开两封信外，全部是写给当时的中华书局主任编辑舒新城的。舒新城与李劼人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他们于1924年相识。那时，舒新城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书，因“自由恋爱”事触犯军阀杨森，被追捕。由于李劼人的帮助，得以逃走。1929年，李劼人受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委托，去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约聘教授，又与舒新城相会。他们两人志趣相投，交谊颇深。30年代，李劼人的几部长篇小说就是通过舒新城首次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另外一些短篇和随笔也是通过舒新城在其他一些全国性的大型刊物上发表的。
30年代中期，正是李劼人创作生涯的高峰时期。《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相继出版。这几年中，他除开有一段时间在四川省建设厅任《建设周讯》主编外，主要是以写作为专业，卖文养家。在这14封信件中，不难看出他在写作这几部长篇小说时的创作构思、写作过程、自我评价，以及创作和生活中的甘苦。
1955年，李劼人在《死水微澜》修订版的“前记”中曾写过：“从1925年起，一面教书，一面仍旧写一些短篇小说时，便起了一个念头，打算把几十年来所生活过、所切感过、所体念过，在我看来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折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用几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一段落一段落地把它反映出来。”“直到1935年……我才专力从事写作。”“我那时的计划，是以1911年即辛亥革命为中点，此之前为三小段，此之后也分为三小段。同时把名字也拟定了，即《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
以上这些话，在几封“手迹”信件中得到了具体的印证。同时，还看到了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一些构思上的情况和变化。
在1925年至1930年期间，李劼人主要从事于法国文学翻译，主编《新川报》副刊，在成都大学、四川大学任教，筹办造纸厂，及至1930年辞去教授职务后，就以开办“小雅”餐馆谋生。就在这一年的7月，他在致舒新城的信中，第一次谈到了他创作长篇小说的设想。信中说，打算在开办“小雅”餐馆之时，“欲出其余力，制一长篇小说”。“此小说从辛亥年正月写起，至现在为止，以成都为背景，将此二十年来之社会生活及组织之变迁，与夫社会思潮之邅递，一一叙说之、描写之。……全书告成，大约在百万字以上，粗分数部。每部自为起讫，若法国大仲马之所为者。全书定名《年轮》。第一部已动手写出二万余字，至辛亥年正月起写至反正止，大约有二十万字上下，今年底可做成。”
由此可见，在1930年，李劼人已将他酝酿了几年的庞大的写作计划开始付诸实践了。这就是最初定名为《年轮》的长篇小说。但从信中描述的内容看，当时构思和着手写作的这“第一部”小说绝不是后来的《死水微澜》，而却近似于《暴风雨前》和《大波》。
那么，《年轮》为什么没有完成？而且，他的长篇创作计划又一搁几年呢？这就不能不使我想到他在1931年到1935年这几年中的经历：儿子被绑匪绑架；出任重庆民生实业公司民生机器厂厂长期间，与多数资方人士在办厂方针上的争执；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在几个中学同时任课等等。差不多在四年多的时间中，文学创作愿望不能实现，事业上不顺心，生活上的煎熬，使李劼人常常处于苦闷与彷徨之中。
1934年底，李劼人已决心辞去民生机器厂厂长职务，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先期从重庆回到成都。12月，独自留在重庆的父亲写信给舒新城，第二次提到了他写作长篇小说的事。他说：“家眷不在身边，工余多暇，多年拟作之十部联络小说已动手矣。第一部拟写10万字。今年已得五万余字，阴历年内可将初稿完成，明春可将二次稿改出……内容系改法以前之安定社会，洋货之逐渐侵入，民智之混沌安闲，当今伟人之龌龊出身，写至庚子大变之后川汉铁路征股时止……且因其内容颇有关系，不便以真名发表，拟用‘歌书汉’表出之……书名尚未定，拟用《暴风雨前》，或否，俟稿成再斟酌。”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李劼人第二次提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仍然不是《死水微澜》，而是《暴风雨前》。
使人费解的是，当时李劼人曾称这部小说“内容颇有关系”，“当今伟人之龌龊出身”，故使用“歌书汉”这一笔名。但在后来出版的《暴风雨前》中，却未见有哪一个伟人的“龌龊出身”，我想，是否作者在后来写作中有所改变？抑或会在《大波》书中再现？可惜《大波》第四部尚未完成，作者即长辞于世，给我们留下了点点揣测和莫大遗憾。
1936年，《暴风雨前》出版以前，《死水微澜》先出版了。全书近20万字在1935年６月底至７月底短短的一月间竟然是一气呵成。是什么原因激起李劼人的创作冲动呢？这里，必须提到组成此书的一个关键人物邝侠（瞎）子。邝是成都东北近郊地区的一个“舵把子”，袍界一个不大不小的头头。正是他，在李劼人受到票匪绑架儿子的痛苦折磨中，挺身而出，帮忙从匪穴中赎出孩子，从而和李劼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事发生在1931年冬天，当时的李劼人是一个穷教授，用什么报答邝瞎子的恩德呢？只有把儿子拜给邝做干儿子。从此，邝成了李家的常客，他常来看干儿子，他的豪爽、健谈及其乐观的性格与李劼人相投。他们这两个出身、经历各异的人却成了好朋友。1935年６月初，李劼人从重庆回到成都后，邝几乎天天到李家。他酒足饭饱、烟瘾过足之后，就和李劼人侃侃而谈，一谈就是一整天。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邝瞎子的经历，他与一个女人之间的纠葛，以及袍界中的形形色色的见闻，以后都融进了李劼人的小说中去。罗德生、蔡大嫂、顾天成这些人物自然而然地也走入了李劼人所描绘的辛亥年前后四川那一潭状如死水的历史画卷中去。《死水微澜》的框架瓜熟蒂落，它竟先于李劼人五六年前已动笔的小说而成了三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
在《死水微澜》开笔之前，即1935年6月14日，李劼人在致舒新城信中，第一次提到了袍哥界和教会。他在信中说：“去年所作小说本有数万字，但不满意，将来删节之下可得二万余字……在七月底可得一部十万余言之完整小说。此部小暂名《微澜》，是我计划联络小说集中第一部。背景为成都，时代为光绪庚子年之前。内容是描写当时之社会生活，洋货势力逐渐侵入，教会之侵掠，人民对西人之盲目，官绅之昏庸腐败，礼教之无耻，哥老之横行，官与民之隔膜，以及民国伟人之出身，咸以侧笔出之，绝不讥讽。亦绝不将现代思想强古人有之。尤其注重事实之结构，以此为弟所作第一部长篇，而又是全集之首，不能不兢兢从事。且虽是联络小说，但各有其首尾，分之自为若干部。合之又有一贯之脉络，犹巴尔扎克、左拉、大仲马之所为也。”
这样，几经布局，几易其稿，李劼人终于完成了他酝酿十年之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死水微澜》，由于其中内容“咸以侧笔出之”，“绝不讥讽”，出版之时，他使用了真名。
《死水微澜》一开始，作者写了一个“序幕”，对于为什么作者要以第一人称来写这个“序幕”，是当今评论界颇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我本想在这些信中找到答案，但无结论，反而意外地发现了作者对该书第二部分第八段的修改意见。
这一段是有关反对洋教和打教堂事件的“白头帖子”的内容，看来，李劼人在写这一段时颇费踌躇。他在1935年10月10日致舒新城信中曾说：来信“所云《死水微澜》第八章中关于打教堂一段插入文章稍嫌平板，此节在弟写起之时，便不满意，打算删去而易以正面描写。因再思之正面描写殊累赘。曾与太玄商酌，彼意亦云删去则费笔墨更多，留之又觉不伦，不如姑且留下以待批评者之吹求。今老兄亦已看出，足见英雄所见大略相同。惟兄意拟将首节略易数语，使全文由罗歪嘴口中念出。亦是一法。惟此数语却需结构谨饬，不然又是蛇足。弟处既未留稿，何如即请吾兄代笔，将来长序中自将此段叙出。以彰大功也。再，是篇之文本无其文，盖杜撰也。如何改为全文言。或如何改为全白话，亦祈大笔代我一挥，感激之怀，明年有机会东下时再面罄。”由此看来，李劼人原稿中的这一节，可能是单纯叙述“白头帖子”，后来由舒新城建议并代笔修改，才有了从罗歪嘴对蔡大嫂念“白头帖子”的描写。至于“白头帖子”全文，至今仍然不文不白，大概原稿如此，舒新城并未动过。
《死水微澜》出版后，李劼人创作欲望不可遏止。在朋辈们的鼓励下，更是一鼓作气，先后于1935年8月至1936年8月一年的时间里写出了《暴风雨前》和《大波》（上、中、下）两部长篇。书稿寄出之后，他并没有搁笔，除写短篇和随笔外，他又开始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横流》的创作。这是他在1937年2月致舒新城信中提到的。信中介绍：《横流》内容是“描写民国十四年时成都现象”。后来他又在同年6月致舒信中谈到《横流》已写出6万字，打算在年内写出20万字，而“腹中之稿，已有三册，达40万言，只要鼓劲一写，不出四月，过暑假，将《横流》续成，正易之事”。但信中却紧接着谈：收到了已出版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上卷）“甚感有不满意处。将已成之六万言重复一看，漏洞百出，势非重新改写不可，于是提笔便更难矣”。
《横流》没有写完，残稿也没有留下。但从前信所叙构思看，这部长篇小说的点滴内容可能已写进他的短篇小说《程太太的奇遇》和《胡团长本领真大》等作品中。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李劼人积极投身于一些进步文化活动。而他参与经营的嘉乐造纸厂事务繁重，致使他创作长篇小说的计划无从继续。1945年7月，他在致书局吴廉铭信中就说过：“自抗战以来，即为嘉乐公司所羁绊，全身精力皆用于其间。”虽材料满前，几无从着手，这样，他终生渴望创作的百万字长篇连续小说之事，终于在1937年7月以后搁笔。
在李劼人的十几封书信中，曾多次对自己的作品作自我推荐和自我评价。对此，有人曾认为这“仍有广告及待价而沽之嫌”，“往往只能姑妄听之”。但在对信件进行研读之后，我认为李劼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并不过分。因为一个作家在自己作品完成之后常常会有自己的评价。这些评价并不完全符合读者和评论家的看法，这是自然之事。
这些自我评价的内容是：关于《死水微澜》，作者认为：“此书虽非至佳之作，自信尚非粗造滥制”，“地方色彩极浓，而又不违时代，方今作家或尚无此笔墨”。（1935年8月6日信）《暴风雨前》：“头绪极繁。百倍于第一部，故结构抒写亦甚费心，然自信优于《死水微澜》之处定多。将来必对得住买主也。”（1935年10月10日信）《大波》（上卷）则“千头万绪，不第吾川一重要史事，抑全国代谢时之一大关键也。郭沫若之《反正前后》直是打胡乱说，吾书则处处顾到事实。”（1936年3月4日信）《大波》（中卷）：“自阅一过后，颇以为较前三书俱优……刘大杰要弟下年教书，决不干。我现写作小说极感兴趣，好不好不管，自信有些见地。殊非时贤所及。每于疲不可支之余而兴会犹浓也。”（1936年5月23日信）《大波》（下卷）：“足足写了两个整月，因为头绪太纷烦，不易着笔，改了又改，太费气力。本来结得太骤了，但是字数已超过十三万三千之数，如何再能舒徐写下？”（1936年8月9日信）
以上这些自我评价，虽然看来有的地方有自赞之词，但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在几部书出版之后，他才有“甚感有不满意之处”的感叹。即至1955年6月，他在《死水微澜》修订版的《前记》中还这样说：“在三部小说中，偏以《大波》写得顶糟……十几年来，随时在想，如何能有一个机会将《大波》重新写过，以赎前愆。”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李劼人的几百万字作品中，三部长篇小说在断断续续几十年间，的确耗去了他许多心血。30年代，靠卖文为生，暮年已至，又带病改写。无论是卖文还是改稿，他都孜孜以求，无愧于己，无愧于人。此中甘苦只有他自己知道。至于作品如何，任人评说而已。
原载《成都文物》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