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随笔年度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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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一个守墓家族的背影(1)

——纪念一部绵延三百年的遗训和一个濒临失传的词

王开岭

一个苍凉的词:忠义

如果有问:你目睹过“忠义”吗,货真价实、恒久不渝的忠义?你可能犹疑:难道它是罕见的?它有被逐出现实之虞吗?

是。无论“忠”或“义”,都越来越显苍凉,古意越来越浓。

在“忠”这点上,宗教信徒是最深沉的实践者,对上帝、佛祖、真主等神灵的忠诚和笃信,乃其最日常的精神操守。所以,谈论宗教情怀的“忠”

并无意义,我们只有将目光投向世俗生活。在世俗领域,政治和权力堪称“忠”

之最踊跃的招募者、最激烈的竞争者,比如君王、党魁、主义。这类“忠”,多栖息于意识形态的绑架之下或狂热的蒙昧之上,多是靠嗓子和口号、靠决心和宣誓、靠精神驯化和集体运动来进行,且伴以盛大的政治祭祀或仪式(上世纪的“忠字舞”,那种红海洋的高潮意境,那种跳大神般的手舞足蹈,将之演绎到极致);这类“忠”,虚虚实实、亦真亦幻,要么犬儒使然、要么迷信所致。个别者确实脱胎换骨、身心并殉,堪称无私废己;更多者则捕风捉影、掩耳盗铃,实为脸谱化的表情投入。即便对“国家”“民族”这样大体积的抽象物,“忠”也是有条件的,一旦须以性命和大额私利相抵,背叛起来并不难。所以,意识形态上的“表忠”“献忠”“效忠”,虽搞得声势威猛、震耳欲聋,但可疑性最大。这类“忠”的逻辑往往是:从一致的献媚到一致的唾弃。

如果说极权政治下的“忠”确属愚忠——弃之不惜的话,那其余情形呢?

日常生活中,对婚姻、友谊、承诺、托付、信念、职守,当代人有多大底气信奉和实践“忠”?我们的精神行囊里还能检索出这个古老的字吗?

撇开儒家伦理,单从生命类型和精神美学上看,“忠”,象征着一种人格的超稳定状态和高钙特质,显示着一种执着、敦厚、倔强、不疑的秉性和契约意识。就像一株大树,透过茂盛枝叶,你会感受到它有一股垂直、饱满、沉实的定力,由此奠基了不动荡、不易撼的品格。人亦如此,凡忠诚者,无不在精神上底盘重、根须深,有着强烈的守护意识和稳固能力。

现代人的精神轮廓,越来越不像树,基本上呈颗粒或粉末状,日日夜夜处于失重、懈散和悬浮状态,随遇而安、随波逐流、随物赋形、随行就市……灵魂难以成型、成器。现代人的一大特点,即脑子活泛,没有边界、纪律和敬畏,难以和自我发生契约,变通、摇摆、伸缩、进退,无不优游自如,如橡皮筋。

“义”,更是个越来越像古董的字。随着乡土和江湖时代的结束,随着乡绅伦理、士子文化和侠客精神的消隐,它正渐渐退出世俗生活。按现代人的价值眼光,诸如“季布一诺”“屈平沉湘”“不食周粟”“赵氏托孤”“岳母刺字”“士为知己者死”“宁玉碎不瓦全”等古义,不仅在是非和理性上不严谨,还意味着道德上的鲁莽和霉陈,有迂腐、刻板、僵硬之嫌。

世上没有哪块土地像华夏这样盛产“忠义”。在古代,凡偶像,其精神底座上都刻着“忠义”二字。叔齐、伯夷、屈原、季布、聂政、荆轲、苏武、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水浒传》里的“忠义堂”,更把这一道德脸谱渲染到极致。尤其关羽,因义薄云天被推上道德圣殿的头把交椅,由之衍生的关帝崇拜,催生了中国乡土最大的世俗宗教,除了关公庙,他还是儒、释、道三家庙堂共邀的客座神。

“忠义”,乃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人生的关键词。

有次,和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朋友聊天,我半开玩笑地说:

忠义精神,应进入国家“非遗”保护名录才是。朋友当真,急切问:那传承人呢?谁是它的标志性载体?总不能是全体国人吧?他问得很专业,按世界“非遗”确认章程,该项目除了珍贵和濒危,还要有当世传承人才行。我怔住,是啊,哪儿找这样一个活在当下且古意十足的人生标本呢?但很快,我眼前一亮:北京崇文区的佘家,袁崇焕的守墓人!

2004年夏,我参与指导的央视《社会记录》播出了4集纪录片《佘家故事》。

这是个深深感动和震撼我的故事,一个家族和一座古墓默默厮守370年,只为一记祖训、一句承诺。这个家族的精神基因,即“忠义”。

在曲阜孔林,圣冢旁有处景点,叫“子贡庐墓处”。孔子死后,学生子贡守墓6年,后人立碑颂之。因子贡为孔墓所植皆楷树,世人便发明了“楷模”一词,表彰这位圣徒。佘家守墓已过370个春秋,墓主非圣人可比,历史亦不会予佘家如子贡那般的荣耀,但意义也就在这:这是一个朴素的百姓故事,这是一户淡定的市井人家,它孤独、安静、隐蔽,它习以为常地去做一件事,它把美德兑现为常识和习性,演绎成一种碌碌无为、朝朝暮暮的生活。

说真的,若为“忠义”申请“非遗”,这是我迄今所知唯一有资格的传承人了。当然,这足以令世人蒙羞,故可行性为零。

那个被吃光的人

古英雄有两类:一乃造反的绿林,以叛逆之志收拾天下,可谓枭雄;一乃栋梁之士,挽危局于欲坠,忠烈是也。比较两厢,枭雄为“攻”,忠烈为“守”;前者的生命姿态若野马之奔、决堤之涌,呈狂飙恣肆状;后者则忧愤郁闷,所吟乃悲竹之声,所绘皆病梅之美。从大势上看,后者的悲剧早就注定了:“攻”为顺,“守”为逆,攻者所为乃践踏扫荡,摧枯拉朽;守者则笨拙的很,他做的是托举苦撑之事,力逊分毫,即覆顶殒命。

后者的险境在于,他脚踩的地面早已绵软松陷,无基实供其运气发力了。

更要命的是:他孤立,独柱一根!既无依托,又无环绕,同僚早已暗暗做了白蚁,在梁木上蛀起了眼。接下来,他要承担为时代沉疴和积弊——替罪顶过的厄运。史上的忠烈,如岳飞、于谦等,都出自该行列。如果说前者多亡于刀剑、裹尸马背,那后者多死于心碎,窒息于沼池烂塘。

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祖籍广东,明万历进士,初任福建邵武知县,但他心系天下,有拯世之志。此时的大明,纪纲废弛,佞人当道,颓象毕露。而北方的后金,像一条粗犷而饥渴的巨蟒,在努尔哈赤的激情领舞下,血气高涨,飞沙走石,大有吞象之势。据史记,当时明将闻金胆战,摊上出征诏命,竟号啕恸哭,哀己不幸。1622年,13万明军覆没,崇焕主动请缨,以书生之躯担武将之职,镇守宁远孤城。1626年,努尔哈赤猛攻宁远,崇焕血书立誓,将老母妻儿迁至城中,奋战3日,以万卒破十倍之敌,努尔哈赤亦为炮火所伤——此役乃其平生唯一败仗,不久郁终。皇太极为报父仇,又率兵猛攻宁远,均被击溃。崇祯元年,崇焕被授兵部尚书兼右副督御史,督师蓟辽。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从内蒙古绕道,偷袭京城。崇焕星夜驰援,风雪行军3昼夜,于城南与敌激战,崇焕身先士卒,“两肋中箭如猬,赖有重甲不透”,皇太极知难,悻悻退兵,自此未再犯京师。

此时的袁崇焕,已成大明残局唯一有效的棋子。本来,这枚棋子若运筹得当,至少可让敌我在战略推手上多几个来回。可惜,史上那令人吃惊的一幕上演了:皇太极略施小计,一项“私下通敌”的暗网自天而降,缚住的不是别人,正是心无旁骛、一心抗金的袁崇焕。罪名轻易成立了,崇祯三年九月初七,崇焕被“寸磔”于西市。寸磔,即凌迟,即千刀万剐。“皮肉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方止。”(清·计六奇《明季北略》)

崇焕死了,死在崇祯上吊前的第14个年头上,死在他拼命维护的社稷手里。细究死因大概多余,谗言、构陷、昏帝、个人清高与过度自信……这些元素在忠烈生涯里皆可找到。“宁为直折剑,犹胜曲全钩”,原属咏志的清风之叹,竟与其后的命运有着惊人暗合。是历史之巧,还是精英的宿命?

死因不究,死状却耐人寻味。

除了看客的喝彩,那一片片血沫飞溅的皮肉,也被当场竞拍,嚼一口,啐于地,呸一声“汉奸”……爱国者即这样被另一群爱国者给分食了。应该说,这样的场面确让我们——“人民群众”的后嗣们尴尬,因为虽同为铮骨,但来自民间的待遇却不一样:于谦就义,百姓哭泣,冒杀身之祸去祭奠;岳飞赴死,街民流泪相送,诅咒奸佞;熊庭比下狱,市井流传歌颂他的抄本和绣像……无疑,这些精神答谢是对英灵最好的抚慰,如此的民心确给“人民”

概念添了光彩,也隐隐旁证了那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崇焕的遭遇又如何解释呢?那份悲凉与绝望,恐怕只能以“深渊”来喻之了。没有响应、声援,没有体恤、同情,历史上的同类在临终前多少都会找到一点的精神依傍和温暖(那点温暖足以让一个死囚带着足够的尊严和对未来的信心,从容地告别这个世界),在他这儿,真是片鳞半爪也没有。除了袁崇焕,谁会冤得这般痛彻?谁被抛弃得这般赤裸?基于此,崇焕之死在史学上有“第一冤案”之称。

这一回,“人民”真的失察、失聪、失明了。

其实,此般历史悲情从未拂袖而去,几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殊力量能把这两类“人民”、两款“爱国”拉扯开。想想吧,在罪证如山、众口凿凿、只有一个信息源和舆论调门的前提下,你有何理由不跻身于那“正义”合唱?比如“反右”“文革”,比如“将某某永远开除出党”的大会上,有谁落后过?据史载,崇焕死后,“暴骨原野,乡人惧祸不敢问”,那颗死不瞑目的血颅,终日悬于杆上,忍受空荡荡的落寞和曝晒。

黑夜里的黑影

接下来的事,是我真正要说的。

“寸磔”后不久,某月黑风高夜,一身手矫健的黑影偷偷攀上了城杆……一大早,守卒发现,崇祯朝最重量级的头颅不翼而飞了,这可是惊天大案,朝野惶惶,巷语纷纷,皆不得其踪,它神秘蒸发了。

明亡后,因抗清之故,袁崇焕继续以“国家公敌”的名义列入讳语。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不知何故,这位文治武功的天子突然挂念起那个被祖辈构陷的宿敌,唏嘘之余,颁诏曰:“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悲悯也好,钦敬也罢,这份来自敌营的尊重,总算给了崇焕一个见天日的机会,也让一户人家走进了历史的视野。

原来,那黑影乃崇焕旧部,姓佘,名不详,后世称“佘义士”。盗得头颅后,将之葬于自家后院,从此隐姓埋名,守墓至终。去世前,他嘱咐家人将己埋在主公旁侧,并要求子嗣做到三件事:永不为官,勤于读书,世代守墓。

这份口嘱,为一部长达370年的家族故事作了奠基。

袁崇焕,这个流浪的冤魂,终于有了人间的地址。

该址的现代描述是:北京崇文区东花市斜街52号。

我的同事为拍摄《佘家故事》,跟踪数年,留下了丰富的影像资料,也使我得以邻近地感受这个家族。

某天,我特意走了趟那个地方,下车才发现,那儿竟毗邻广渠门,广渠门,不正是袁崇焕与清军最后交锋的战场吗?事实上,墓园的气象出我意料,非但不见恢宏,反而幽僻得有点落寞:青砖矮墙的小院,水泥箍成的馒头坟,碑刻“有明袁大将军墓”,正前有石案,一束枯花散落;将军墓旁有个更小的坟,主人即那位冒死盗颅的佘义士了,佘碑低矮,中有裂缝,显然被修复过。小院二十多平方米的样子,收拾得很利落。

正是这种简朴和冷清,让我确信置身于一家私人墓园。这是纯正的百姓领地,是人住的地方,从草木到瓦片,皆透着一股民宅生活气息。供养它的是人之血脉、体温和炊烟,而非意识形态和权力资本。官方纪念馆的豪华修饰和政治油漆味儿,这里是没有的。

小小墓园有双重身份:将军墓和义士冢。至此凭吊者,也有了两个瞩目点:忠烈英德和侠士高义。

物换星移,三百七十个春秋,佘家后裔共十七代人恪循祖训,栖息在远离祖籍的皇城根下,守着先人,守着先人守着的东西。佘家的生涯故事和崇焕墓的命运沉浮,就像屋檐和瓦草,早已融为一体。人和墓,不是隶属与管理,而是一种亲情,互偎互依、相濡以沫的亲情。某种意义上,将军墓乃佘家的另一座祖坟,精神祖坟。

墓,是佘家的人生基石,也是全部家当。

墓,即宅。守,即业。死,即生。

家难国殇

纵观佘家墓园的命运,有一现象颇值深思:当时代将之忽略和完全遗忘时,它是恬静和安适的;一旦社会和权力有染指企图,哪怕施予宣扬和彰显时,它反陷入危机与挣扎。

和墓的寂寥一样,这个家族的人丁并不兴旺。

如今,佘家嫡传只剩下一位白发老妪:佘幼芝女士。她今年64岁,退休前是一家小仪器商店的售货员。半个多世纪来,她已成墓园最亲密的见证人和叙事者。纪录片《佘家故事》中,佘幼芝反复念叨这样一段话:“反正先祖临死的时候,就是这么交代的,要辈辈守墓,不再回南方了,袁将军是广东东莞人,我们家是广东顺德人,都不回了……”

墓园所在的位置,过去不叫东花市斜街,老北京称“广东义园”或“佘家馆街”。民国初年,康有为领头、各界人士捐资在墓旁修将军祠,康有为题联:“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

1949年后,小院里来过一些大人物,周恩来、宋庆龄、朱德等,都曾在清明来祭扫。1952年,市政府拟把城里的坟墓全部外迁,有四位名流给毛泽东写信,吁请善待崇焕墓。他们是:叶公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

信是五月十四号写的,十六日,毛亲笔复函:“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

据佘幼芝回忆,她小时候,家有十几间瓦房。1955年,崇文区建第五十九中学,征用佘宅,另给佘家找了房。为了守墓,佘家没搬,大伯一家住袁祠的南屋,幼芝随母搬进从前羊圈改的房子。大伯和母亲去世后,幼芝就在这间房里结了婚,时值1964年。不久,“文革”开始,袁墓被扒,祠堂倾毁,将军碑陈于荒草,义士碑被垫了台阶,佘家收藏被付之一炬,唯一幸免的是幼芝父母与外婆的一张合影。很快,原本狭小的院落,又挤进多户异姓,并纷纷盖起私房。

终于,浩劫结束,一项拾遗补缺和物归原主的政策开始了。

从1978年起,佘幼芝四方奔走,吁求修复墓祠。这一求就是十几年:

无财无物,无权无势,仅凭一张妇人嘴在各个道场笨拙地游说,尤其要就“公——私”“家——国”的动机质疑作各种澄辩,其尴尬和涩苦可想而知。

这个以冢为宅的家族迎来了和平年代最大的考验。第十七代传人和先人一样,有着犟性子,佘幼芝发誓:一日未复墓祠,一日不剪头发!此间,她因病住院,无助时写过一首自勉诗,其中一句:“苦守灵园三百载,谁知我氏心中情。”

首先,崇焕墓面临一个“职称”问题。在中国这个官文化主宰的道场里,凡有价值的物件,无不渴望一件类似“黄马褂”的身份标签,这不仅决定日常待遇,更涉关其自保能力和安全系数,涉关它在危机时所能筹集到的外援。

尤其在政治大一统、私产没有庇护的年代,来自权力系统的鉴定和封号极重要。佘家小院也一样,经了那么多风雨惊悸后,它想为自己求一幅门神了,算个小小护身符罢。1984年,在佘幼芝呼吁下,崇焕墓被定为市级文物,职称不高也不低。但就在此时,老问题又来了:拆迁。第五十九中学为扩建,欲把墓迁往龙潭湖公园。佘幼芝急了,几百年了,这墓可从未动过啊……眼瞅着老太太气喘吁吁到处求告,小院的其他住户不满了:旧居不拆,安得新厦啊。冷嘲热讽、奚落挖苦扑面而来。幸好,第五十九中学的提案被驳回,墓址不动。

天不负人,在社会各界的响应下,崇焕墓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