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随笔年度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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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午夜来獾(2)

透过表象的种种分析,很容易得出的结论是: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第三世界,急于学习发达国家的文学,也极有可能学到其中最坏的部分,毫不犹豫地丢弃自己美好的民族传统。时至今日,他们要比以前所鄙视的“堕落的西方”

更多更淋漓地写到性和暴力、更大幅度地展示“人性的恶与委琐”——这在通常情况下会是阅读中更为刺激的部分,也是“解构”和“解放”的灵药和猛药。

中国传统通俗小说中并不缺少这样的元素:我们有千奇百怪和极尽想象力的关于性和暴力的描述,这方面并不稍逊于商业主义物质主义的西方。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齐国在发展经济的最能干的人物管仲的管理下,国都临淄建立了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庞大的妓院。至于说暴力和酷刑,同时期的秦国有一个宰相商鞅,他炮制的严刑峻法大概是人世间最罕见最残酷的。不幸的是这二位总是受到后人不吝言辞的极度称赞。所以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与生活都有各自的传统,二者在交流和学习中总要对接,问题是不要把其中最可怕最恶劣的部分交集起来,一旦这样也就糟透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在这场震耳欲聋的物欲大合奏中听到独奏和独唱,看到能够置身于生命旷野中的人——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五六千年的古老文明,总会贮藏起这样的精神能量。

在历史上,对现实的功利性有所超越的文学总是难忘的。这里谈谈孙犁和汪曾祺,他们在当时和今后的意义,都给我们以启示。

先说孙犁。这位文笔优美的作家经历了战争,是我们熟悉的那一代革命作家。这个创作群体的主要特征是配合战争和阶级斗争,以笔为枪,其作品是隆隆前行的革命列车上的一件件行李——有时也被视为“齿轮和螺丝钉”。

可孙犁稍有不同的是,他的作品在同样拥有浓浓的战斗和硝烟气息的同时,个人志趣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他描述山地的斗争,芦苇荡里的战火,公社化的过程,但这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生活背景出现的——更大的背景却是山川大地,即令人迷思和爱恋的自然,它下面发生的故事才是各种各样的,作家要用自己的笔来描写和绘制。

这就有了一个个迷人的女性形象,她们含蓄的耐人寻味的心情表达得多么生动逼真。这在当时的文学中是十分少见的,现实功利性较弱,因而显得格外触目。作家对女性的涓涓柔情,特别的爱惜之情,独到的观察,都充盈在字里行间。这是比一般的儿女情长更深邃更细致的东西,它来自恒久不变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最别致的青春形象,迷人的天籁,无法言表的生趣。可见在那个统一的潮流和文学气氛中,孙犁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了出来,保护了自己的艺术空间,并在这个空间里生长起来。

再说离我们更近一点的汪曾祺,他的主要创作期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代表作更是八十年代初产生的。同时期的作家在写什么?大家大致在写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对极“左”文化专制的控诉,二是对新时期新气象新成就的欢颂。

但汪曾祺基本上没有写这两方面的内容,而是独自沉浸到往昔的回忆中去,把老旧生活的场景一一追记下来。这其中满是他的个人志趣和性情,十分饱满。

他玩味往昔的做法,今天也许不算多么特异,在当时却是极为另类的,一般读者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那时候人在现实的“潮流”之中,也就无暇顾及大自然所赋予的斑斓人性、大自然本身。

由此可见,孙犁和汪曾祺都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自己身处的现实潮流,尽可能地保存了自己生命中应有的单纯和朴实,具有一定的精神自由。

当然,他们因此而成为那个时期难得的文学收获。

那么到了时下,我们究竟有什么值得乐观的方面?这才应该是讨论的重点。我们的乐观在于:目前罗列的这一切虽然令人忧虑,但还不是完全无望,因为屈指算来,在短短的半个世纪的历史中,作为写作群体这起码是第二次对潮流的“顺驯”了——上一次是六七十年代,那时的文学主潮是写“阶级斗争”;而这一次则是对物质欲望的集体追逐和仰望。

这两股文学潮流从表面看起来是呈现两极状态的,但它的内里、它的本质含义都是相同的:写作汇入并跟从社会思潮与时尚,其境界并没有区别和超越现实操作的功利层面。当代文学在这两个潮流中都未能幸免,也都是同一种命运。从人性和艺术的规律上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后的文学命运也要大致如此。不过我们面临的是本世纪的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于更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是否可以企望艺术家的想象力、独立性和人格的力量,有一个稍稍不同的面貌?

中国有句老话:“事不过三”,意思是说,同类错误重犯“第三次”就很愚蠢很不妙了。由此说来,我们的当代文学仍然是有希望的。

东部半岛上那只午夜出没的獾始终是沉默的。可是它即便发声,我们也无法与之交流,只能一边窥视那张可爱的花脸,一边猜测它的行为以及心绪。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不是为了“生态”问题而来,它还没有那样的自觉。它对故园的留恋是一种本能的、自然而然的;它在黑夜里嗅着往昔,走走停停,如此而已。对这道矮矮的栅栏墙和所有的人工痕迹,它除了费解还有恐惧,所以它对自己的行为非但没有强调和炫耀,而且绝不呼喊和喧哗。

它甚至有些羞涩,当然不会在阳光下进入,而必要选择自己的午夜。它有家园记忆的本性,是这个本性让它痛苦。

比起这只獾,我们现代人也许丧失了这种痛苦——那种掺杂了惧怕和莫名羞涩的情态,我们人类是没有的。我们面对自然也许是清晰的责任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勇气——可也恰恰是这种勇气,把我们赖以栖身的大自然给彻底毁掉了。

我们急切的功利性无所不在。我们的传统中也许有着过多的实用主义的心智,并且从现实操作的层面上给予了不适当的推崇。比如长期得到赞赏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我们就将现实应用和精神推崇混为一团——现实生活中,有人正是出于对“覆舟”的恐惧,才有了对“水”的善意。可是我们不禁还要设问:既然乘舟者也来自“水”,“水”才是他的母体,即便“水”不能“覆舟”,不是也要对它爱惜与敬畏吗?这应该是乘舟者的本能与责任。因为惧怕而不得不施与的“善意”,当然是大打折扣的。

我们文学中对待自然的态度,一如对待“水”的态度:现实的社会治理不可不考虑这种“水舟”逻辑,可是文学上却要上升到道德与理想的层面,回到生命的感动。这是有所不同的、不容混淆的。我们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不是因为害怕报复,更不是为了有效地索取,而仅仅因为她是万物的生母、她的无可比拟的美、她的神秘动人,还有——我们只是她的一粒微小的分子……如上说到的那只獾,它仅仅是置身于自然之中,与万千生命融为了一体。

它是懵懂浑然的,可能丝毫谈不到自觉——就这一点而言,与我们人类是有本质区别的。人早就从那种浑然之中走了出来,与自然傲然对立,所以就与大自然的情分上论,已经远远不如一只獾了。

从文学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会发现不久前的人类还不是完全如此的。

比如我近来再次读了《白净草原》,这只是十九世纪的作品,它记录的天籁、神秘无尽的自然,更有人与之不可分离的依存关系,那种生活状态,又一次深深地打动了我。这唤起了我的陶醉,我追求的另一种生活,以及愿意为保卫我们曾经有过的那种日月而斗争的冲动。它不是“自然生态文学”,但它显然更有力量和作用。还有《离骚》,它写满了自然之美;甚至连《瓦尔登湖》,也不是我们惯常所理解的那种“自然生态文学”。再近一些,就说孙犁和汪曾祺吧,他们的柔美篇章里有多少大自然的描写。他们自己和笔下的人物,都是躺在大自然母亲的怀抱中呼吸的生命——他们的这些作品因为真实自然和格外饱满的生命内容,才让我们更加感动,并能够长久地记住。

对比一下,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将不同时期的文学质地区别开来:以前的人对于大自然的情感是难以分离的,是混沌无界的,是沉浸其中的;人对自然的歌颂或牵念不是出于无奈之情,也不是因为逼迫而生出的责任心,更不是出于对物欲的关切而推导出来的功利心;那时的“生态文学”如果有的话,当是更纯粹和更高境界的,因而也是更为激动人心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白这不仅仅是在谈论“自然生态文学”,而是忧虑我们现代人的生命质地、不同的质地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情状、网络时代文学中的生命伦理问题。

如果说梭罗隐隐表露了对于现代化即将来临的恐惧和深忧,那么现在已经再也找不到“瓦尔登”了,我们已经陷入无可逃遁的绝境。我们在尝试追问:我们文学中一以贯之的强大的人道力量、我们追求真理的恒心,今天能否恢复?在这种修复中,我们可能会对物质主义保持一种戒备,这并不难;难的是其他,比如我们怎样还原和追溯浑然一体的思想境界——人对自然拥有了“现代”理解力之后,还能否寻求和借助生命中的本能力量?这种力量由于没有了简单和直接的责任与功利,从而具备了更深更强的文学感动力。

因此我们才注目那只午夜来獾,稍稍留心它的行迹,体味一下它与我们有什么不同,它的沉默和羞涩到底来自哪里、因为什么?

(2010年9月24日于哈佛大学)

(张炜着:《午夜来獾》,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