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毛泽东不赞成：“这不合适。要么你去游历一番，参观参观；要么，派你去进修这门学问。你的情况这两种都不是。人家会发问：中国的什么单位派这么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去搞什么研究？人家不好理解。”毛泽东还是坚持他原先的设想：“像你这种情况，我看应该在国内各地继续参观访问，做社会调查。你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我可以通知各地负责同志，要他们给你提供一切照料和方便。”
梁漱溟说可以考虑。
1953年9月，接连开了两个会，前后有10天时间。先是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8日，政协副主席周恩来做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梁漱溟在小组讨论时，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下午，召开大会，各小组汇报讨论情况。梁漱溟所在小组由章伯钧汇报，其中包括梁漱溟的发言。第二天的会议应是由个人作大会发言。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对梁漱溟说：
“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
梁一口答应：“好。”
第二天，大会发言踊跃，梁漱溟便写条子给周恩来，说会议应尽量让外地来的人多发言，在北京的人说话机会多，而且今天大会就要结束，他的发言改为书面发言即可。周恩来答复说：为让大家能充分发表意见，会期要延长一天，你明天可以在大会上发言。
9月11日午后大会上，梁漱溟即席发言。这次发言与前面讲的不太一样，讲得既长又有条理，看来梁漱溟做了认真思索。他讲的重点是农民或乡村问题。
毛泽东在发言中谈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对梁漱溟的意见没有点名，但坐在下面的梁漱溟却听出是冲他而来。他不禁有些吃惊，他很感委屈，便在下面开始给毛泽东写信。信的大意是说，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讲话而发。但我不能领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这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
13日上午，梁漱溟将信当面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约他当晚谈话。是晚，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20分钟，梁漱溟见到了毛泽东。他当即要求解除对他的误会。但毛泽东则坚持认为他是反对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
二人言语频频冲突，结果不欢而散。最后，梁漱溟仍不肯作罢，他要求有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评议。
9月16日，梁漱溟终于有机会在大会上陈述前两天的发言内容，当天并无不良反应。但梁漱溟在发言中标榜自己是“有骨气的人”，而港台一些新闻机构也以此大为蛊惑，再加上梁漱溟以为民请命的身份自居，重提那令人颇不顺耳的“九天九地”之说，这些，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反感，以后的会议发展到大家语言针锋相对，言辞激烈。
会后，一场批判梁漱溟的风潮迅速刮了起来，而且调子越来越高。毛泽东以一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作为此事的总结。尽管毛泽东与梁漱溟多年的交情一风吹散，但毛泽东明确表示：梁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
后来梁漱溟向毛泽东写信，请求长假，闭门思过。毛泽东没有直接回信。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派人告诉梁，今后需出席会议和活动，通知照发，参不参加自便。自此以后，几十年中他再没有公开露面。也许正因为如此，“右派”的帽子也没有戴在他头上。
“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将他祖辈保存的字画书稿长袍马褂之类在院中付之一炬。即使搬进低暗潮湿的小南房，夜深人静之时，他重新写起被红卫兵扔进火堆中的书稿《儒佛异同论》。
红卫兵命令梁漱溟自动减低工资，并找到政协财务科，将他的工资减到几十元生活费。梁漱溟食素，花费有限，并不觉拮据。可第二月，却又全数发了几百元，还补发了上个月被扣的。梁漱溟问为何不扣了，回答说，是上级的通知。直到1970年，梁漱溟才得知，是周恩来的关照，对梁漱溟、杜聿明等人，不应扣发工资。
梁漱溟也许不知道，在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论最激烈的3天里，会议空气如同爆炸一般，无人敢为缓解。怎么办？周恩来想出一个想使梁平静下来的人，于是他先给上海打电话，找到沈尹默先生，再托他赶赴杭州邀马一浮先生到北京，规劝梁漱溟勉为自我检讨，以缓和气氛，化解僵局。尽管效果不多，可周恩来毕竟尽了心。所以，晚年之时，当梁漱溟再来回忆这段往事时，便冷静多了：“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寂寞……”
他在回答美国学者艾恺先生提问的“你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时，梁漱溟充满感情地说：我觉得也不是太过去，也不是现在，恐怕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他创造了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就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百分之百的事实……周恩来是从前叫做完人———完全的人。不过很巧，他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天生的给毛泽东做助手的人。论人是最好了。（详见梁漱溟自述：《忆往谈旧录》）梁漱溟逝世于1988年，享年95岁。告别仪式那天，细雨霏霏，转而大雨滂沱，人说此为天意……
周恩来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建国初期，为了教育和引导知识分子更新观念，转变立场，进行必要的思想改造，毛泽东和周恩来倾注了许多精力，总的来说，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进行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批判运动，如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梁漱溟、胡风等的批判，也造成了失误，导致了一些消极影响，挫伤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
如前所述，毛泽东和周恩来与知识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毛泽东却极富挑战精神，他说他的“心里是与鲁迅相通的”———毛泽东没有见过鲁迅。有一次，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继而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我认为鲁迅懂得中国是对的。”冯雪峰与鲁迅交往很多，知道鲁迅的事情也多。他告诉毛泽东，鲁迅曾谢绝到苏联去，要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放它一枪两枪的”。毛泽东频频点头，脸上泛起一种激动的红润：“这才是实际的鲁迅！这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性格。”宁折不弯，不为情势所动，这正是毛泽东与鲁迅的心灵相通之处。
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的海滩上漫步或站立着凝望大海时，嘴里时常念念有词。听久了，保健医生便忍不住问：“主席，你念的是谁的诗啊？”毛泽东一回脸，反而问道：“你听着怎么样？”
“很有气魄，很美。”医生回答。
“这是曹操的诗。《步出夏门行》中的第一章，《观沧海》。”
“曹操还会作诗？”
“嘿嘿，你不知道吧？曹操是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因为在这之前，人们都从传统戏剧和小说中知道曹操是个“反派人物”，所以毛泽东的话一出口，周围的工作人员都一愣。
“曹操？哪个曹操？”医生问。
“还有哪个曹操，三国的曹操。”
“他，他不是白脸奸臣吗？”
“屁话！”毛泽东不客气地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还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也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笔杆子杀人哪，那些反动文人垄断了文化，写出东西又愚弄毒害了老百姓，这个案我们要翻过来！”
毛泽东一向重视对旧文化、旧思想的宣战。所以1943年，延安演出新编京剧《逼上梁山》时，他为之兴奋，当即写了一封情绪性很强的信给这出戏的编剧，说《逼上梁山》的演出将使旧剧从此重开了新生面，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所以才有了晚年他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推翻三座大山；一是“文化大革命”。从中不难看出他对文化的看重，和过分强调它的改造所造成的失误。
除了文化，对其他知识分子的使用，也存在很多问题。很多干部对知识分子不重视，对科技人才和科技力量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有的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保持距离，甚至在政治上歧视他们，使用不当，待遇不公。有的单位对教授、科学家的职权不尊重，党内决定的事情，群众已听了传达，但担任领导职务的专家还不知道。一位擅长水墨花鸟画教学的著名画家、教授，美术学院却不让他开课，而派他去图书馆写书签，到陶瓷科画瓷碗，后来干脆由工会派他给教职员工买戏票……
然而，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任务非常急迫，新中国的科学文化研究事业亟待提高。如何使知识分子发挥积极性，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已经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面前。
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彭真、陈毅等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10人小组，着手筹备。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都讲了话，提醒各省和大中城市的党委把知识分子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认真讨论，准备好有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材料。
为了做好会议的筹备工作，周恩来、彭真等首先抓了调查研究，向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特别是向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全面调查建国6年来知识分子的变化情况。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10人小组起草了11个有关知识分子的专题报告。同时，周恩来还主持起草了大会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1956年1月1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57位在京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各地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全国重要的高校、科研机关、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员负责人共1279人。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会议。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庄重宣布，知识分子的面貌，在过去6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的话像是发出了警报：“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把我们抛弃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我们必须急起直追！”
1月20日，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讲话，他的话同样充满急切：这个会议开得很好。现在叫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
此会一开，知识分子像上足了弦，为之欢欣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