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洛托夫也认为中国的建议很好，决定由中、蒙、苏三方各发表一项官方声明，以驳斥艾奇逊的造谣。苏、蒙的声明分别是以本国外长的名义发表的，这大约是苏联所说的“官方声明”。但毛泽东仍以战争年代向记者发表讲话的形式，亲自起草了文章，并以“胡乔木”的名义发回国内发表。
可是这件事大大惊动了斯大林，并引起双方小小的不快。
周恩来力图打破僵局，又要不失毛泽东的“立场”
1月下旬的一天，斯大林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单独到克里姆林宫会晤。斯大林特别强调，苏方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中方只邀毛与周，除了翻译师哲外，别人请勿到场。
到达斯大林的客厅后，在座的确实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斯大林照例坐在大桌子的顶头，毛泽东的位置紧挨着主人，只有翻译在他们中间。擦得锃亮的浅黄色桌面上摆着茶具餐具。每个位子前都有一套餐具，大酒杯和几瓶格鲁吉亚干葡萄酒，但从不放伏特加。桌上还摆着几盘温室栽培的新鲜蔬菜。斯大林依然握着他的大烟斗，轻轻地吐着烟，脸色平静而无表情。他首先说话，声音很小，带着地方口音，师哲要集中精力才能听清。他说：“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在这个小范围内交换点意见。”他用烟斗指了指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我们先听听他的吧。”
莫洛托夫从斯大林脸上收回目光，开始说道：“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该分别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他的胡说八道。而且我们约定，都用官方名义发表驳斥声明。请问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毛泽东虽然领会了苏方谈话的要义，但不知毛病出在哪里。他如实说道：“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追问：“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回答：“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他弄不懂这有什么错，以前经常照此办理。
斯大林指出“错误”所在：“按照国际惯例，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
莫洛托夫随即补充说，原来商谈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声明。可是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机构，它代表不了整个政府。也就是说，中国方面没有按照商定的那样去做，这就是违背了协议。
莫洛托夫说得很严重：“这个做法没有获得我们所预期的效果，中国方面怎么考虑的，我们不清楚。但既然是我们双方一致达成的协议，就应该遵守。信守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今天愿意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和解释。”
斯大林叼着烟斗，看似漫不经心，其实莫洛托夫的每句话他都仔细地听着。
莫洛托夫的话音刚落，他便接着说道：“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来日方长，今后我们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机会与场合是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正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
毛泽东一言不发，脸上泛起红润。烟头已燃起长长一截，他没有去吸。看得出，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激怒了。斯大林虽说话音不高，在毛泽东听来却像是在教训。他一生追求自由平等解放（尽管有时他自己也会陷入自相矛盾，即前面所说的“矛盾体”），最反对别人在他面前颐指气使，对他的父亲是这样，对一个党的领袖也是如此。1958年，他还在“游泳池”对外交部长陈毅及其部下重提过这件事：
“我两次去莫斯科，头一次去，就不是以平等待遇我，那是什么兄弟党，是父子党……”
毛泽东始终一言不发，以此表示他的不满。
周恩来做了一些解释，但鉴于已经形成的气氛，他也表现得十分矜持。
斯大林为了缓和气氛，从谈判桌边站起来，到小桌上拿一点他喜欢吃的东西，并习惯地向客人介绍几种菜肴。他请大家吃一点酒，大部分人都是抿一小口，表示已经喝过。大家心里明白，真理不在于葡萄美酒。
谈话时间很短，谈完话，宾主离开克里姆林宫，前往斯大林别墅。斯大林是个敏感的人，不会觉察不出中国人的不悦。似乎是为了再缓和一下气氛，他特地把毛泽东、周恩来请到自己的车上，让他们坐在后排主位上，他和师哲坐在加座上。但大家各有各的心思，谁也不交谈。师哲形容：“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
为了打破僵局，师哲试着先同斯大林闲聊几句，问他：“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驻地去做客吗？”
斯大林轻轻说：“是说过，现在我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还没等翻译，毛泽东竟猜出他们的谈话，对师哲说：“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做客。”
师哲承认谈的正是此话题。毛泽东要他：“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斯大林似有警觉，马上追问师哲：“他说什么？”
师哲只好说：“我们之间的话。”
大家都不再说话，一直闷声不响地坐了30分钟车。
到了别墅客厅，苏方领导人也陆续到来，但气氛依然冷清。斯大林试图打破僵局，他离开座位去放留声机，然后邀请大家跳舞。主人们纷纷离座走出舞池，翩翩起舞，客人们都坐在一旁观看。有几个苏联姑娘来拉周恩来跳舞，周恩来向毛泽东示意：“主席，跳个舞吧！”
毛泽东扬扬手：“你们跳吧。”
周恩来和师哲被拉进了舞场，而后她们又试图去拉毛泽东上场，他仍“坚定不移”，始终没有离座。于是宴会和舞会增添了不快之感和格格不入的气氛，最终还是不欢而散。
在这种时刻，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如何？
当事人师哲（见《师哲回忆录》）有一段回述：在宴会上，恩来虽然也说也笑，也吃也喝，甚至也歌也舞，但是他的每个举动，每一步骤总是紧跟着毛泽东的步法和情调。然而却不令人感到他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他表现出自己的意志、立场，他的举动符合他的身份及礼节，他没有丧失尊严和原则，也没有损伤自己的形象，更没有表现出迟滞、呆板或失措。他总是想方设法地自然地调节、缓和紧张气氛，以便造成一种较活泼的环境、融洽和谐的气氛。在那天晚上，他的努力有时是成功的，有时不尽人愿。如果没有总理在场，沉闷、压抑的气氛，定有增无减。总理真不愧为机敏、灵活而有气魄的外交大师。
毛泽东与周恩来最后商定的条约
已经是2月8日凌晨3时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手稿还在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传递，其中各项具体协议颇费心思。房间里充满了烟草与茶叶味，几位助手已经犯困，常常用手掩住嘴，让大哈欠化小，或往太阳穴上抹点清凉油，与瞌睡作斗争。偷眼望望两位领袖，却毫无倦意，令人吃惊。毛泽东捻动手中的烟卷，心情愉快得如同早晨刚刚醒来：“近来各项工作进展较顺利，时间安排得很紧凑。”这无疑是对周恩来工作的褒奖。
在协商友好互助条约时，周恩来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方按周总理说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中方看。周恩来看过后说：“不对，我说得很多，内容怎么变得这样少？要修改。”他当即将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同意周的意见：“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这才有了今夜的“鏖战”。
周恩来摘下眼镜：“自从我们拿出初稿后，苏方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们认为我们拟定的初稿明确，各条款是合理的，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但对其中某些条款还有分歧。”
毛泽东说：“1945年中苏签订的条约应该失效了。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确定中苏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