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些人的观望不同，宁虹也是个工作狂。除了她主管的统计，她越来越关心业务上的事儿，也逐步加入到文字工作中来。我没当回事儿，却发现刘处长并没让她越界的意思。
我懒得琢磨其中奥妙，集中精力研究机构改革后工作重点的可能走向，越研究越头疼。看来以后的立足之地在于职能，职能建立在法定基础上。行业管理社会化是必然的，要想存在，就必须说明自身存在的必要性，然后通过法规确立。
可是流通立法，何其难！和刘处长反复探讨过多次，都觉得最终要走这一步，但想想那难度就头大，谁愿意揽这麻烦事儿啊？没准儿还没弄出眉目就又变了，谁自己去哪儿都不知道呢。就算你搞出点名堂谁知道以后便宜谁啊。于是许多事情就这样放下了，我安心地对付着自己分内的工作，倒也悠哉游哉。
一条火爆全国的“毒酒案”新闻带来了契机。沉寂已久的张总忽然冒了出来，在刘处长办公室里时而传出他爽朗的大笑，时而是模糊不清的语声，反而刘处长维持着时断时续的低调。
一会儿刘处长电话招呼我过去，张总越发胖了，像笑口常开的弥勒佛。都是熟人也没啥可寒暄的，刘处长就开门见山说了张总的来意：请处里配合他们酒类专卖局搞一次市场大检查。我这才知道我们还有个酒类专卖局挂在糖酒公司。
刘处长可有可无的对我说：“这件事你负责，具体方案你和张总商量。我有事儿出去一下，你们就在这儿谈。商量好告诉我一声。”说着起身，对张总抬了抬手示意他不要起来就走了。
我和张总研究了个初步方案，先按他们提供的线索检查得月楼副食品批发市场。我笑问张总：“你们专卖局现在还有执法权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任何撤销酒类专卖局和取消我们执法检查权的文件。”张总很艺术得回答我。说着把一份八十年代初商业部颁发的《条例》递到我手里，我捧着那本封面仔细粘贴过、纸色微微泛黄的小册子仔细读了一遍，抬头感慨地说了声：“有这《条例》就好办。”指着第一条第一款又问他：“怎么酒类专卖局跑你们糖酒公司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