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陈旧的办公桌上摆着红蓝墨水、蘸水笔、几盒半残的白色粉笔、几摞高高低低的作业本。看起来最好的一张桌子上多了一块旧玻璃板。我随手拿起一本拼音本翻开，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注音和汉字，根本没有按照原本的格子，而是压缩着一行当两行用。每个字都写得非常用力，把纸面压出深深浅浅的痕迹。连着翻了几本，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像蚂蚁啃着我的心，那些红色的对勾和叉叉似乎在发出赞叹和呐喊。
终于，学校大喇叭里传出“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的欢快歌声，校长在喇叭里通知同学们明天到校活动。他默视着我走向墙边的玻璃柜子，可以看见里面是两排精心包着书皮的旧书，还有一个同样陈旧的篮球。他过来打开了下面的柜门，里面是几大摞白纸和大约十来瓶墨水、二三十盒粉笔。一个纸盒里装着几盒磁带和唱片。角落里扔着些油渍乌黑缠了鉄丝的羊俾石和木头嘎嘎，显然是没收学生的。旁边的墙上挂着两把已经磨秃了边角的木制三角板和直尺。“这是我的全部家当。”那声音有些酸涩，我们都默然了。
我什么都不想说，和校长去把大家捐赠的东西检视了一遍，除了衣物和学习用品分给孩子们，那些书籍全部留做补充学校的图书角。第二天分发现场孩子们的欢呼雀跃是不必说了，当孩子们发现学校添新书了时，跳着叫着往办公室里涌去，直把个办公室挤得几乎爆炸。那乐翻天的场景让我又是高兴又是难受，我答应校长，以后还会动员同事和朋友们捐更多的书籍和音乐磁带来。
我不知道这位校长是怎么到了这个偏远的地方，也不知道他有着怎样的故事，但是他那瘦弱的身板和坚定而略带忧郁的眼神多年后还留在我记忆深处。在我去过学校以后，德日勒让人给学校的门窗都挂上了毡帘，从救灾物资里给老师们每人也发了棉毯、皮大衣和大头鞋，夏天还安排人整修了校舍。孩子们应该是笑得更甜了，校长眼里的忧郁也该淡些了吧。后来我买了一个新篮球和一副新的教具还有几盒儿童音乐的磁带让小阿托人送了去。至于答应他的儿童图书却终于食言了，那些书真得太贵了。我不懂为什么给孩子们的书要卖那么贵？为什么非要做成精装本？
我们第二天上午离开了牧场，但巴哈爷爷没有与我们同行，跟我们走的是冻伤最严重的伤员。
总之，这次的千里奔袭赈灾任务是圆满完成了。最后那天晚上，姚书记和赶回来的哈拜县长给梁队长他们送行。姚书记、哈拜和我一轮轮的给师傅们敬酒，那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啊。那天晚上他们唱了好多歌，从《解放军进行曲》、《我是一个兵》到《咱当兵的人》，仿佛我又进了军营，又是儿时坐在部队大院里的露天电影场上。那几十个喝多了的汉子一起扯着莫合烟嗓子唱“九月九的酒”的场景蔚为壮观，尤其是他们对我吼着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时，我简直笑瘫了。梁队长感慨着说，离开部队这么多年，今天最高兴！我们好像又回到了部队，又找回了军人得荣耀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