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调队创建初期的经历
赵友年
一、区调队的几个基地或大本营
区调队是地质部门流动性最强的队伍，很长时间没有稳定的基地或大本营，区调人在工作中日复一日地过着高度流动的生活，即便是冬季收队的时候仍然常常居无定所。
▲成都旅馆
1959年末，成都旅馆成为甘孜区调分队第一个大本营，说它是个大本营是因为它仅是一个临时集聚的场所，供调入甘孜区调分队的人员到此报到。随着调入人员的增多，逐步增加租住房间，人员到齐后，在旅馆的二楼共租住了四到五个房间。每个房间有四到六张床和一张小桌子。每个人的床位都不是很固定，桌子多给画图的人员使用，其他人大都趴在床上办公。借来的许多资料与图书，也堆放在床上或地板上。人们七手八脚忙忙碌碌，在这里编写了1960年度的1：100万区调设计书，洋洋数十万字。人们进餐多在底楼旅馆食堂、附近的地质局招待所食堂或到处“打游击”。有时去斜对门的“晋阳楼”吃山西水饺，到玉带桥吃米凉粉或到西玉龙吃山东烤馍。分队在这里共待了三个多月。
成都旅馆是个五层楼的四合院式建筑，现在已经没有了，原址在文武路与草市街的交叉处。
▲康定二道桥
康定二道桥位于康定城北，它是雅拉河上第二道桥，故名。二道桥因有个温泉洗浴场而闻名遐迩。四川省地质局甘孜地质队就驻扎在二道桥附近的山坡上。当时，甘孜区测分队缺乏行政资源，四川省地质局托甘孜地质队代管区测分队的财物，因此，四川地质局甘孜地质队就名副其实地成为甘孜区测分队的大本营。队上给了甘孜区测分队几间平房，作为住宿兼工作的场所。但甘孜区测分队在这里驻扎的时间并不长。当时，苏联区调专家戈尔金来康定指导区调工作，前后不足一个月。
▲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
1960年10月和11月，甘孜区测分队陆续收队，队伍集中在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位于成都市西安中路北边的三洞桥，对门就是王建墓遗址。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的位置虽说在一环路之内，但在当时却处于城市的边缘，它的四周都是农田，望出去一派田野风光。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大院宽阔而幽静，里面排列着二层楼单元式建筑。甘孜区测分队租住了一个单元，内有五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都安排了几张床，住宿办公都在一起。甘孜区测分队在这里驻扎了四至五个月，编写完成了1960年度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以及1961年度区域地质调查设计。
▲新津县
1961年3月中下旬，根据四川省地质局的指示，以甘孜区测分队为基础组建了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3月至9月期间，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没有固定的基地，直到10月份才确定为新津。10至11月陆续收队，队伍集中在新津县基地。基地地点据说是原新津县检察院的旧房，原来是土改时没收地主的房子，位于县城的中心。房子不多，最里边有个小天井，天井的后边及左右各有两间瓦房，墙壁与地板都是木板的。党政工团各自占了一间，另外两间是绘图室。天井前边是个大客厅，水泥地板，足有60到70平方米，从野外回来的四个分队的人，各占领四分之一，客厅地板上大多铺了地铺，夹杂一些老式桌子，就是办公桌了。我回队后再也找不到地方铺地铺，夜里我就把地铺铺在绘图室，天不亮我就起来把铺盖捆绑好放在一边，一个多月谁也不知不问我睡在哪里。直到有一天半夜一位绘图小姐进绘图室时踩到了我的脚，我一声大叫，惊动了所有人，此后队领导才给我安排了一个住处。回队更晚的人更找不到住处，有的住县政府招待所，有的住学校等等，在寻找住处方面，他们各显神通。
行政与后勤办公室不够用，队里只好在县城的北门外临近岷江边找到两排草房，其墙壁由竹片编织，四面通风。
我们队在新津县居住了约半年，在这里编写了1961年度1：20万与1：100万的区调报告。
▲南江县文庙
南江县文庙，是1961年南江第三区测队基地，后来成为广元第二区测队一分队后勤基地。
南江县由于是“通南巴革命根据地”而享有盛名。南江县的县城在那时很小很小，直径大概不足200米，位于南江河西岸的一个小平原上。临近抵达南江县城时，公路突然转了一个小弯，县城就尽显眼前。“好个南江县，走拢才看见，公堂打板子，四门都听见。”——这是南江县委书记1957年发表的散文——《红色的南江》（载《人民文学》）里对南江县当年的写照。出南江县城东门，小船摆渡过南江河至东岸，再爬上一个陡而高的山坡，之上是一个开阔平坦的台地——这就是文庙所在的地方。文庙也称孔庙，过去是科举考试的考场，或是先生教书的地方。当时，供奉孔老夫子的大厅尚在，还遗留一些砖木结构的平房。在其间开阔的平地上，新盖了两排以木头做支架，竹篾做墙壁四面通风的房子。这些就是第三区测队的人员当年办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广元县河西：
1962年，国家遇到空前的经济困难，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根据上级的要求，队上精减下放了许多在职职工。当时，队领导执行政策时可能有些过激或比较随意，将几乎全部工人及部分行政人员、部分中专毕业生和少数大学毕业生精简回家。因此，地质队伍大大地瘦身，人数骤减了一半多，工作任务也大大精减了。1962年5月，四川省地质局将队伍进行了合并，原来的第三区测队整体及绵阳队的部分人员被合并进来，仍叫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胡正纲、郝子文、廖升学、李小壮、廖光宇、崔维良等等，都是在这个时候进入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的。当时上级下达的任务也大大减少了，只有“南江幅”与“广元幅”两个1：20万图幅，因此，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队部从新津县迁往广元县就势在必行了。
广元县河西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队部，距广元县城7.5千米，距广元火车站3.5千米，虽然有公路，但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往返皆靠步行，理发、洗澡、寄信等都要步行进城办理，十分不便。队部的房子原来是做什么的至今我也没弄清楚，都是单砖瓦房，泥巴地板，与农民的房子没有什么不同。四周都是农民的土地与住家。所有的人，上至书记队长下至普通职工都一律是办公室兼作卧室。房子不少，但很分散，河沟的南边山坡上有五栋20多间，后来在河沟的北边山坡上找了更多的房子。河沟的南边与河沟的北边，房子相距约一千米。每逢下雨，到处泥泞不堪，行路艰难。夏季，蚊虫集聚，防不胜防。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的党政管理机关，化验室、岩矿鉴定室和地质资料室等都在这里。一分队驻南江县文庙，二分队驻广元县朝天，一年四季都常驻该地。二区测队在广元共驻扎了约三年半，1965年开始迁往罗江。
▲罗江东山
这是区调队第一个有真正意义的基地。罗江本来是个县，行政区划调整时，改为德阳县的一个区。罗江历史悠久，三国时叫雒城。《三国演义》里的许多故事的出典在这里，我们到达罗江时，罗江城的城墙、城门、白马关上的白马、落凤坡上的庞统墓、张任庙里的张任塑像、金雁桥等都还完好无损。
随着“南江幅”与“广元幅”两个1：20万的图幅完成，工作区南迁，广元县河西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队部显得比较偏远，因此，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的基地于1965年南迁罗江东山。
罗江东山，位于罗江城之东，绵远河东北岸，东山山高不过100米，居高俯瞰，罗江城及罗江盆地尽收眼底。罗江东山山顶是一层白垩系白色砂岩，地质上被称为“卧龙砂岩”，其土地荒瘠，不适耕种。在那个时代，建筑是不能占耕地的，因此，罗江东山的荒凉却成为难得的建筑之地。东山山顶上原来有个荒废了的寺庙，没有了香火但房舍还很好，地质部西南石油局第二物探大队把它作为基地。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的基地，由自己建设，都建在寺庙背后的山脊上。开始队里所建房子都是平房，大小不一，方位也是杂乱无章、横七竖八、因地制宜。全队共建有集体食堂、礼堂、浴室等设施，双职工家庭不论人多人少都给了十平方米的一间小屋，单身职工的住宿与办公都在一起——这是区调队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产权基地，条件之好前所未有！区调基地就像一座小山城，房与房之间不是石梯子就是坡路，坡坡坎坎、曲曲弯弯、上上下下，找不到大一点的平地。职工通过义务劳动，平整了一块不大的篮球场，有了这个篮球场，基地似乎就有了生气。
1976年，盖成了一幢四层小楼，四个野外分队各占了一层。同时，双职工家庭由十平方米的小屋扩大为20平方米，条件均有所改善。这个基地自1965年入住，1978年迁出，历时共13年。
▲名山城西水碾坝
1978年，四川省地矿局对各个野外队进行了归并，原来在西昌的第一区域地质测量队（曾经叫航空地质调查队）与攀枝花-西昌地区的各个野外队合并后改称攀西地质大队，第一区域地质测量队的番号消失。第三区域地质测量队与673队同住名山县城西水碾坝，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与673队的基地调换，恰好就完成了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与第三区域地质测量队的合并，合并后称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
区域地质调查队队部——名山城西水碾坝，位于名山县之西四千米多，占据了一座高300米的山坡，总面积约有十公顷。山坡较陡，所建房屋都顺地势而建。山坡的中、上部大多为平房，横七竖八，层层叠叠。中心地带曾经有个大水坑，是当年农民的堰塘，填平后修建了两个篮球场和一个简易的大厅，大厅作为“职工俱乐部”。山坡的下部较缓，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原第三区域地质测量队与673队各建造了两三座两到三层的楼房，是办公用的。基地总建筑面积达一万五千多平方米，包含办公室、家属宿舍（每户约20多平方米）、单身宿舍、集体食堂、礼堂、发电房、卫生所、理发室、汽车修理车间、实验室等设施。
住在这个基地的人都说生活特别不方便，离县城太远，买菜买米买油买肉等等都需要进城，一个星期的食品需一次购进。据说，按上级规定，只有离城四千米以上的队部才享受野外津贴。当时，队部的野外津贴每人每天为0.3元。这个规定让区域地质调查队的人吃尽了苦头。
从1978年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与第三区域地质测量队合并，区域地质调查队在名山城西驻扎至1993年迁出，历时共计15年。
▲双流华阳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势不可当的潮流，但地质队伍却受到了空前未有的冲击。国家对地质部门的投入越来越少，而地质队伍的自力更生能力却很差，自己不能养活自己，地质队伍处于被瓦解的边缘。在这样的生死关头，四川省地矿局作出了一项有前瞻性的英明决策——地质队要向大中城市靠拢。基地偏远的地质队纷纷动作：405队从若尔盖迁入都江堰市，402队从丹巴迁入郫县，109队从泸沽迁入龙泉驿，108队从康定迁入崇州市，106队从盐边迁入温江县，403队进了峨眉山市，202队进了宜宾市，113队进了泸州市等等。
区调队的动作也很及时，1983年，区调队的领导决定在成都市近郊县遴选基地，当时确定目标依次是：温江，华阳，双流，郫县等。需要提及，当时是个特别提倡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年代，因此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得到特别的尊敬。区调队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为适应社会，区调队以为科研分队遴选科研基地的名义，开出了一辆大客车，车上集聚了区调队30多位科技骨干，由科技骨干决策区调队的基地选址。我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个工作，其中有个小的插曲——我的太太廖文澍是华阳人，认为华阳是最佳选择，也有一定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因此第一站就到了华阳。当地政府当即表示了欢迎的态度，当科技骨干了解了华阳的交通、地理及未来的发展前景的时候，欣喜若狂。双流华阳作为区调队的基地就如此一锤定音了。1984年区调队开始了基地建设，1993年基地基本建成，1992至1993年区调队正式迁入办公。
二、区调队的源头之一
——四川地质局甘孜区测分队的由来
1957年夏，为保江（油）钢（厂）上马，还驻扎在重庆小龙坎的四川地质局组建了江油地质队，我作为江油地质队“先头部队”的代表，离开重庆，率先钻进了江油县北部的大山，在这里从事了两年的铁矿普查与勘探工作。在这两年不算长的时段里，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事件：
一是1957年“反右派”，大字报满天飞，点我名的大字报也有一点，心里惶恐不知所措。
二是1958年“大炼钢铁”，十万农民大军（说是十万，其实没那么多——作者注）进驻江油“大炼钢铁”，分给我一万人（一个师，人数也没那么多），由我安排他们开采铁矿、石灰石矿，巡回检查600多座高炉炼铁动态，忙个不亦乐乎。还好，他们撤退时，听说还赚了钱。
三是1958至1959年“大跃进，反右倾”，“大跃进”，换言之就是“吹牛不要本钱”，吹牛吹得越离谱越不着边际就越“先进”，稍有不同意见就给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我所负责的盆子山矿区，经历普查、详查，挖了许多探槽、浅井、探洞，还打了许多钻孔，满打满算，认为这里的铁矿储量不超过320万吨。我的一位好友同事，上到盆子山一望，再一算，说有铁矿两亿吨并向队党委“报喜”，这立即让我处于尴尬境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大帽子差点戴在我的头上。
1959年初，江油队与川西北队合并改称“绵阳队”。年末，当得知我将离开绵阳队后，我就如脱缰的野马，慌不择路地向前奔腾，虽然并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谁能想到，从此以后我会为区调事业奉献终生啊！
我差不多是第一个到四川地质局报到的，安排住进成都旅馆，成都旅馆是队伍当时的根据地。在我之后，陆续到来的人员计有：陈廷志（行政技术负责人）、关建哲、吴世良、钟加昌、卢光远、程上恩（来自绵阳队），林元灿、李玉光、郑裕民（来自四川石油队）、盛朝华、林仲篪、蒙明伦、葛希、包守文（来自攀枝花队）。1960年秋，又有黄永昌、田守玉、周国富、唐若龙、伍崇琳、李怀成等加盟。当时听说以这个班底为核心要成立“四川地质局甘孜阿坝区测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