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世界著名战地记者经典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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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缅北之战(节选)(2)

我跑出指挥所,卧倒在棱线附近,希望看到开阔地里的战斗。前方那座高地被破片和爆烟笼罩着,我觉得我替它命的名字不坏,虽然硝烟泥土对着晴光,色调不很鲜明,可是很像画片里的维苏威。左面被前面另一条棱线遮住了,只能大概判别灌木丛的位置,那边机关枪的旋律加快,还夹杂着几发三八式的步枪。看不到一个战斗兵,只有钢盔对着阳光一闪的时候,可以看到几个人在运动---那是几个不怕死的弹药手。

回到连部,我们接到胡排长的报告:敌人的侧防机关枪非常厉害,列兵王永泰阵亡,姚太周负伤,第六班的班长曾斌负伤,他们还要六O迫击炮弹,吕连长派人送上去了。

为什么敌人这样顽强?前面枪声又加紧,哒哒哒哒一阵才放松。我们的炮兵第二度猛烈射击,敌人的速射炮也加速还击,这种速射炮火声音和爆炸音连在一起,中间只有“唿---”一段很短的弹头波,听起来有如“空———咵!”我们的弟兄们都称之为空咵炮,我们的连部已经在空炮的弹巢里了。

吕连长刚打电话要两副担架上来,前面报告炮兵观测所又有一位弟兄负伤,送弹药的弟兄说,他连左脚踝骨后面一块都被打掉了,并且混乱之间偏偏多事:一位轻伤的弟兄自己下来,在小树林里迷了路,半天也不见下来;还有卫生队自己也有一位弟兄在后面公路上负伤。

等到姚太周和曾斌下来的时候,已经是3点10分,他们在前面等担架等了很久,但是旁边的人比他们伤得还重,担架都忙着,他们只好由送弹药的弟兄扶着到连部。

曾斌一进来嘴里就哼,他看着王永泰倒下去,他想把那支步枪捡回来,枪是捡回来了,但是他的左手掌也被敌弹打穿,一团血肉模糊,上面虽然用绷带绑着,血仍旧透过绷带淌在地上。一位弟兄帮他撕开重新敷一层止血粉,我走上去绑紧他的手腕。我觉得替他们尽了一点力,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慰,但是他哭着嚷着要水喝,我们不能给他喝,吕连长把他的水壶拿过去了:“你要喝等开刀以后才能喝。”

姚太周的伤也相当重,一颗子弹在腰部以上由右向左打一个对穿。他没有哼,脸色也还保持着红润,人家把他垫着俯卧下去的时候,他痛得用力紧闭着他的眼睛,闭着了又慢慢睁开,一连闭了好几次,他额上的筋在颤动,到底担架再来了一次,把他们都接下去了。

胡排长的报告:敌人跑出工事向我们反扑,被我们打倒了好几个,前面冲锋枪在连放。

右翼搜兵的报告:绕着右边山地走,过五道水沟可以绕到村子里,但是村子里敌人多得很,敌人的战车已经发动了。

敌人还要来一次反扑?大家觉得很奇怪,但是没有一个人激动。曾营长叫第九连赶紧构筑工事,打电话叫第七连抽一排人上来,并且亲自到公路上去配备火箭筒。

我跟着他到公路,曾营长说:他的火箭排有三架战国的记录,所以我们对于敌人的破烂装甲兵,实在有充分的自信。最引人发笑的是:火箭排的班长一面掮着枪身进入阵地,一面还回过头来和连部的一个传令兵讨论交易,传令兵要班长买他的手表,他要二百五十盾,但是火箭排的班长只肯出五盾……到四点左右,敌人的战车还没有上来,我们相信不会来了。一方面快要入暮,曾营长准备要部队停止攻击,等候第八连的迂回奏效以后再干,我们同回到营指挥所,在隐蔽处对着灰风饱餐了一顿。只有陈团长始终乐观,他再和山上迂回的部队通一次无线电话,知道各队的进展顺利,他还是坚持着那套理论:“对付这种敌人,只要两翼迂回,正面加压力,敌人没有不退的,恐怕今晚敌人还要反扑,但是明天早上就准退……”泰伯少校在这里也很着急,他弄了半天,敌人的炮还在射击,他觉得很难为情。不过泰伯回去的时候陈团长还是很谦逊地向他致谢:“今天你们炮兵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很感谢,只是步兵太惭愧了,进展很少……”泰伯笑着:“团长,我们明天再干。”

五点左右,坏消息来了:第八连潘连长的迂回部队和敌人的迂回部队遭遇,还伤了两个人,看样子敌人的企图还很积极。这时候,大家兴奋的心上不免投下一重暗影,一位悲观的军官在自言自语:“我晓得我们团里一定也要碰一次硬钉子,敌人一天打了四百多发炮弹,又是战车,还来迂回……”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着指挥车再去拜访陈团长。

一到昨天的指挥所,使我们大吃一惊,团长和营长都不在,营部副官正在督促着兵夫收拾家具,有两辆车子已经驶向前面,我记得车子是不准再向前去的。

这时候副官已经看透了我的惊讶,他跑过来跟我打招呼,他说:“团长在前面,敌人已经退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记着敌人还在迂回……“前进了好远呢?”

“部队到了二十一英里的地方,还没有和敌人接触……”

我把车子驶到前面断桥的位置,果然,工兵队正在维修破桥,下去步行了一段,在前面三百码的位置遇到了团长。我才知道昨晚和潘连长接触的是敌人的一个小队,潘连长带着后面的两排旋回展开,敌人都跑了。公路下面的敌人也稍稍费了一点气力,曾营长在清晨三点钟发动拂晓攻击,敌人才狼狈后退。我又知道左右各部队都有进展,团长的结论:“这种敌人,只要两翼一迂回,正面加压力……”他又说,“情况混乱危险的时候,往往也是打开局面的时候。”所以他始终自信。

我们跟着部队后面前进,前面一连四座桥,都给敌人爆破了,柏油路上,有两处埋着一排排的地雷(已经被搜索队挖出来了),还有一座桥下扔着三个地雷,连装雷的木匣还在。再前进一段,看到无处不是我们的炮弹残片,有大得像酒瓶的和小得像戒指的;有一片竹林,打得倒在一堆;在一处芦草边,就发现了四具尸体,陈团长说:“这样炮击他们到底吃不消……”

在半路上我们遇到泰伯少校,团长告诉他:部队已经推进了,炮兵阵地也推进到那沙村附近,现在我们还没有射击目标,部队还在行进。但是,在午后三时以前,你们空军在八O线以南能找到什么目标,比如敌人的炮兵进入阵地,你们尽管射击。

沿途各部队都在前进,通信兵连电话线都不够了,后面一个兵推着两卷线向前跑。

在芒里附近我们找到了曾营长,他领我们看敌人的炮阵地,四门山炮阵地附近都有弹痕,我们相信敌人的处境实在不堪设想。但是在一个掩蔽部内就有四十几发弹药筒,怪不得那天我们感到敌人的炮兵太猖狂了。

团长要曾营长先占领了那座瞰制公路的高山,免得被敌人利用。曾营长:“我已经派第七连去搜索去了,第九连我还是要他前进,到发现敌人为止。”

在我写完这几行的时候,陈团长的部队已经通过十五英里的路碑了,我想明天再去看看他。但是我一想到他那样充满着自信的语气说:“这种敌人---”不觉会心一笑。

……

报道评析

过往的硝烟,在场的历史

新闻与历史的最大区别在于,新闻讲求时效,失去了时效性的新闻就失去了新闻价值,失去了新闻价值的新闻似乎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但从新闻历史观的眼光看,优秀的新闻虽然失去了新闻价值,但却有可能沉淀为“历史的初稿”,从而具有历史的价值与历史的“在场”,新闻历史观就是要站在历史的高度观照新闻,从新的角度挖掘新闻的历史价值,体会其“在场”的意义。

所谓“在场”就是现在正在这里存在的东西,或者说某物现在正在这里的存在。不是过去,不是将来,也不是那里,是此时此地的存在。亲在前线的黄仁宇不仅是战地记者,而且是一名历史学者,因此他能够既从新闻的视角,又从事件本身,通过新闻细节的生动再现,把读者带到现“场”,让读者在“场”中体会战争,透视事件,思考现实,体味其历史意义。

在这篇报道中,前四节从步兵接触之前的炮战开始,描写了战争的艰难。后两节展现了部队上下团结,自信的将士们最后在一天之内推进近十英里。以陈团长、曾营长、吕连长、胡排长、曾班长到列兵姚太周及友军的炮空联络军官泰伯等为线,表现这场艰难的战争。呼啸的炮火与欣欣向荣的灌木并在,希望与伤痛同场,历史与现实融化。其内插入的讨价还价交易商品的细节,让人深难忘记:“火箭排的班长一面掮着枪身进入阵地,一面还回过头来和连部的一个传令兵讨论交易,传令兵要班长买他的手表,他要二百五十盾,但是火箭排的班长只肯出五盾……”

在战事的胶着状态下,自信的官兵最终坚持到了最后的胜利。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悲观的军官作如是想:“我晓得我们团里一定也要碰一次硬钉子,敌人一天打了四百多发炮弹,又是战车,还来迂回……”

但是陈团长始终乐观,他再和山上迂回的部队通了一次无线电话,知道各队的进展顺利,他还是坚持着那套理论:“对付这种敌人,只要两翼迂回,正面加压力,敌人没有不退的,恐怕今晚敌人还要反扑,但是明天早上就准退。”再一次挫折的时候,仍然坚信:“这种敌人,只要两翼一迂回,正面加压力……”他并且又解释:情况混乱危险的时候,往往也是打开局面的时候,所以他始终自信。最后是他们胜利---向前推进了近十英里。在作者写下了这些句子时:“但是我一想到他那样充满着自信的语气说:‘这种敌人---’不觉会心一笑。”心头笑的不只有作者,也有被带入这“场”中的读者。

在细节中展现的战事中的自信,不会仅仅只是过往的硝烟与战事,也是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探历过程中的前瞻与预见。这段缅北的经历,与后来的其他事件一起成了作者“历史背景”,成了黄仁宇思考更广阔视野下中国问题的原点。这段经历对他影响很大,在事情过去近半个世纪后出版作品集《地北天南叙古今》时,那些往事仍然在目:“我曾在八莫附近看到一个阵亡的日兵,还如生前一样的坐在机关枪掩体之后,面上却黝黑地盖满了苍蝇;我曾在孟拱河畔看到被火焰放射器烧透过的阵地,还有几具直立在战壕内的尸体虽然脸上已烧得一团红黑,却仍然因为眼眶与下颌留下的痕迹而显示着最后一分钟吁天的情景;我也曾爬上被敌人四七平射炮射穿的战车,也真想不到,弹速如此之快,它们在一英寸半的装甲车上所戳的洞,竟像戳洞机在纸上所戳圆洞的完整,圆周全部光滑,内外的边缘也毫无多余的钢铁和裂痕。我不禁以手指循着一个圆洞的内壁旋转,想象着当时官兵被火化的光景,和装甲兵称他们的战车为‘铁棺材’之由来。”

穿越历史,一直“在场”。将现在从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将这里从与那里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使每一次现在这里的新闻事件都充分呈现自身的意义。战事就是战事,战事不只是战事。这就是作为战地记者和历史学家的黄仁宇“记录”给我们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