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红墙见证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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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朱德元帅最后的军礼(3)

听了陈老总的话,康克清很感动,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总理啊总理,你对我们的深情厚谊,我永世难忘。”朱老总慢慢地一句一字地诉说着他的心声:

“我们这些人为革命干了一辈子,现在为了顾全大局,做出这样的容忍和个人的牺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少有的,将来许多问题都会清楚的。”这后几句话他怕陈毅未听清,又重复了一遍。

朱德同周恩来最后一次相见是1975年7月11日。那天周恩来身体稍好一些,起床后在病房内作“八段锦”运动。他的卫士高振普回忆道:

他边运动边对我说:“你去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朱老总能不能来。”我答应马上去打电话。总理接着说:

“现在是4点多钟,如果老总可以来,5点钟可以到这里,大约谈上半个小时,5点半可以离开,6点钟他可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过几天他要去北戴河了,最好在此之前来一趟。”

周总理住院后,朱老总几次想来看望,只是怕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周总理也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样子,所以一直没有让来。今天,总理约朱老总来,是想到朱老总过几天去北戴河,需两个多月才能回来,总理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所以,请朱老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

我把朱老总可以来的消息报告了总理,同时转达了康大姐的问候。总理在病房里来回走了几趟,对我说:“换上衣服,到客厅里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

5时50分,朱老总到了,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向客厅,周总理起身迎向老总,两人同时伸出双手,朱老总用颤抖的声音问总理:“你好吗?”总理回答说:“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朱老总已89岁高龄,动作有些迟缓,我们扶他坐在沙发上。总理关心地问老总:“要不要换一个高一点的椅子?”

老总说:“这个可以。”总理示意关上客厅的门,我们都退了出来,客厅里开始了两位老战友的谈话。

6时15分,谈话结束了,总理送老总走出客厅,紧紧地握手告别,警卫员搀扶着老总上了车,总理目送着汽车开走,才转身回到病房。谁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是两位几十年出生入死的老战友的最后相见!

1976年元旦,朱德也在住院,刚好一点,他就出了院。他在生病期间,组织上没有告诉他总理病重的消息。1月8日,总理逝世时,怕他悲伤过度,一开始也不敢告诉他。那天下午,他还去接见外宾,接受国书。回来后,康克清先慢慢地对他说:

“总理病情最近恶化了。”

朱德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竟不肯相信。他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可他的心情还是显得十分沉重。

到了晚上8点,他终于得知总理已经逝世的消息。他先是一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到家人个个泪流满面的样子,他老人家才肯定这是真的了。他坐在那里沉默不语,眼泪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下来,滴落在衣襟上。在那么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女儿看见他流泪还是第一次。

当他听到总理临终遗言中说: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时,朱德喃喃说道:

“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木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恩格斯去世后的骨灰是撒在大海里,而总理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和江河里,这也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个真正的彻底革命家。”

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家人:“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

女儿点了点头。

“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说着,朱德就开始讲起总理革命的一生。

声音是那样深沉,又是那样悲切,言语中饱含着他对亲密战友的思念。人们怕朱德过分伤心,身体受不了,没有让他多说,但他还是自言自语:“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

他自己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了。

周恩来治丧委员会的同志特地来看望朱德。考虑他年高身体又不好,劝他不要外出活动,注意节哀。并建议他只参加一次总理的吊唁仪式。可是,他说什么也要参加全部吊唁活动。

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那天,朱德穿上军装,在女儿的陪同下,冒着刺骨的寒风赶到了医院。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当他吃力地走进灵堂时,双眼直盯盯地望着静卧在鲜花和翠柏丛中的周恩来,在这位九十高龄的元帅刚毅的脸上,流下了热泪。他缓缓地走近周恩来的遗体,专注地望着共事五十多年的老战友,似乎有话要对他说,可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他努力站得笔直,异常庄重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千言万语都化在这崇高的敬礼之中。

从此以后,朱德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经常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那里,时不时地念叨总理的名字。

周恩来的追悼会就要举行了。秘书见朱德悲痛过度,连续几天彻夜不眠,身体特别虚弱,怕他撑不住,就征求他的意见:“去不去参加?”

“去,当然去!”沉浸在极大悲痛之中的朱德,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马上作了肯定回答。

可是,就要上车出发的时候,朱德却因两腿软得厉害,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这使朱德非常不安,坐在沙发上难过地叹气:“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

猛然,朱德像想起什么,忙吩咐说:“快把电视机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朱德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并向邓颖超表示深切的慰问。

电视机打开了,朱德怀着对老战友恩来的巨大哀思,随着那撕心裂肺的哀乐,用闪着泪花的双眼,送走了那系着黑纱的灵车……

最珍贵的遗产

1976年6月21日,朱老总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不知何故,会见时间推迟了,当时外交部工作人员未通知朱老总,他在人大会堂长久地等候。外边天热,室内空调温度过低。朱老总九十高龄,在室内外温差悬殊的房子里呆久了,着了凉,引起咳嗽,伴有低烧,吃了点止咳消炎药,症状不见减轻。25日那天,康克清回家比较晚,他一夜不停地咳嗽吐痰。第二天早晨,发现痰里带血。经北京医院医生会诊后,他们建议住院治疗。朱老总想到第二天还有会见外宾的任务,说:“不要紧嘛,等明天会见外宾后再住院也不晚。”

已经连续几天感到不适的朱德,还是硬撑着起来,让秘书念念文件,为次日接见外国使者做准备。

医生不放心,给他搭脉,听心脏。从医生脸上的表情,也可以知道情况不好。经过几个专家会诊,决定要朱德立即住院治疗。朱德听着医生们的劝告,脸上没有吃惊的样子,所有的医生都讲完了,他才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要紧的。”

医生们着急了,都劝他:“委员长,你毕竟年岁已高,就是一声咳嗽,一次感冒都会危及生命的!还是住院吧。”

“你们放心。”朱德还是那样从容而执拗,“等我接见了外交使节,做完工作以后,就来住院,这总可以了吧?”

医生们无可奈何,也为他老人家如此忘我的工作精神所感动,只好勉强同意。不料,第二天,即6月26日,朱德已感全身无力,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

医生们的脸上罩上了一层乌云。

那天,康克清照常上班,朱老总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她说:“朱老总的病,医生看过,建议马上住院。”康克清问住哪个医院?顾英奇大夫说:“还是住北京医院吧!”

康克清说:“那就拜托医生啦。”

当时天气很热,朱德住在四楼,病情严重。这样,康克清就紧张起来,朱德的病怎么会一下变得这么严重?她说什么也不相信,他各方面看来都还比较正常。天气热得难受,没有空调,把房门、窗户都打开也不行,里外一样热。康克清想为他争取调整一下房子,老总坚决不同意。他说:“进到医院来,一切听从医院安排。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

由于病情加重,朱老总表现出烦躁不安,饭吃不下,觉睡不好。热,更使他感到难受。电扇也不解决问题,更不敢直接对着他吹。康克清找医生了解病情,他们说是“心脏衰竭”,“糖尿病严重,心肌也有问题”……接着,组织会诊。

早饭后来了一屋子的人,会诊之后,提出了多种治疗方案,众说不一。后来决定用卡达霉素,据说这种药用多了对肾脏有损伤,会尿路不通。果然,打针以后,排尿越来越少,输进药液1000CC至2000CC,排尿只有100CC。肾脏出现问题,有尿中毒的危险,康克清请求换药。这时,在老总身体四周都放了冰块。院方和医务人员也想尽办法,竭力抢救。

当时为朱老总专门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长,同江青的关系比较密切。她在三楼住,虽然每天都要来看朱德一次,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康克清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康克清听见她问负责朱老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

朱德躺在病床上,仍想抬起头来,向医生提出,他还要按约定时间去接见外宾,可是他的头颈无力,说话也不利落,医生们只好坚决阻止他:“委员长,你不能再活动了,一切要服从治疗!”

朱德没有办法,可眼睛还是不时扫一下房门,希望有人会来接他去会见外宾。可是门口出现的是秘书。秘书俯在他耳边,小声告诉他:外事部门已有了妥善安排,你就安心养病吧。

朱德这才翻过身去,闭上眼睛休息。

7月初,朱老总已报病危,但神志还比较清醒。一天李先念来到医院看他。

这时,他想的还是国家和人民,他关心的还是国家的生产建设。当时,他闭着眼睛,听说李先念来了,立即睁开,两人紧紧地握手,他轻声慢语地说:

“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又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

他说得很慢,康克清和李先念两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的这些话显然都是针对“四人帮”的,特别是后面的话。

后来,再有人来看他,他都要睁眼看看,但是已不能说话,很快就神志不清了。

7月2日,朱德的病情加重,几乎连说话也困难了。这天,他的刚刚毕业的孙女赶来看他。朱德见心爱的孙女来了,精神似乎好多了。他用目光示意孙女坐到他身边,孙女顺从地坐过来了,他的脸上顿时出现一丝光彩,他努力显得轻松些,甚至还准备说句笑话:“我们的大学生来了……”刚说了第二句“要做……无产阶级”,他再也没有力气把话说完。他显然要嘱咐孙女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朱德一生中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留给子孙后代的最宝贵的遗训。

7月4日,朱德已经意识到自己不行了,将不久于人世。他用尽全身仅有的一点气力,清楚地喊了一声女儿的名字:“朱敏。”两眼露出期待的目光,凝视着她,口微微张了几张,似乎有话要说。见此情景,朱敏立刻俯下身去,凑近父亲的耳畔,安慰他老人家说:“爹爹,你不用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永远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革命到底’。你放心好了。”听到这些话,朱德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朱老总从住院到去世,只有10天。那是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享年90岁。

本来朱德住处的卫生间设备简陋,地方狭小,洗澡盆又高又笨,进出很不方便。朱德年纪又大,又高又滑的浴盆很容易发生意外。为了他老人家的安全,管理部门几次建议把浴盆改低一点,再装一个喷头,好让他坐着淋浴,可他说什么也不同意,理由就是:“国家用钱的地方多得很,我这里已经很好了。再翻修改装,又要浪费钱财。”这次朱德住院后,工作人员趁机把浴盆改装好,他们等待着老人回来批评,那也心甘情愿!老人能安全一点,舒适一点,比什么都强。可是,他们再也没有等到老人家回来……

那一段时间,康克清沉浸在无边的悲痛之中。但是,很快她就从悲痛之中解脱出来。她想到老总的为人,想到他对她的希望,特别是他生前“革命到底”的遗言,她必须继承他的遗志,更加坚强、勇敢地担起未来的担子。对老总的最好怀念,不是悲痛和泪水,也不只是几句誓言,而是坚定不移地以实际行动,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先辈们的理想早一天实现。

朱德一生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为党工作,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生前,他曾多次对自己的子女说,人总是要死的,不能永远活着。我是无产阶级,我死后你们没什么可继承的。房子、家具都是公家的。我所用的东西,都要上交给国家。我最珍贵的,就是屋里挂的那张毛主席像,你们可以继承。我的那些藏书,你们可以拿去学习。

朱德晚年病重的时候,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我有两万元的存款,这笔钱不要分给孩子们,不要动用。告诉康克清,把它交给组织,作为我的党费。”

朱德病逝之后,他的战友,妻子康克清按照他的遗嘱,把这笔存款如数交给了党组织,完成了丈夫的遗愿。

现在,朱老总省吃俭用20多年积蓄下来的那张20000元存款单,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寓所里。

刚从生命垂危中被抢救过来的毛泽东,静卧在病榻上。这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赶来向他报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毛泽东听完华国锋的报告,用微弱、低哑的声音问:“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他嘱咐华国锋一定要妥善料理朱德的丧事。

朱德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再一次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他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时,人们聚集在十里长街,含着热泪,目送着灵车西去。

朱德的逝世,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他们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示深切的哀悼,并且高度评价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领导人为:

“20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中国红军之父”;“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士”;“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无私地忠于职责的典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伟大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