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红墙见证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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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因为周恩来的保护(2)

这封信真的到了周恩来手中。他看信后,立即派人来看黄琪翔。黄琪翔悲愤地告诉来人,造反派经常抢东西,抄东西,逼着他每天写材料,还要挨斗、挨打、强迫劳动等等,继续在这里住下去,生命就会有危险,希望能够搬家。

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黄琪翔一家搬进了后来的新居。

从1966年8月搬到农工党宿舍到1970年5月迁出,在这将近4年的时间里,黄琪翔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极大的摧残。但他深信这黑暗凶残的局面绝非出自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漫漫长夜必将过去,自己必有重见天日之时。但终因长期遭受折磨,精神压抑郁闷,患了心肌梗塞症,又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于1970年12月10日与世长辞。郭秀仪于当日上午11时写信给周总理,报告这一不幸消息,下午2时周恩来便派人来看她,代表他对郭秀仪表示慰问。当时正值“四人帮”横行之时,一般民主人士都被看作“牛鬼蛇神”。但周恩来仍然指示政协特为黄琪翔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将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并送了花圈,表示哀悼。这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事情。(见《黄琪翔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李宗仁留下的“历史文件”

在“文革”初期,黄琪翔家中受难时,曾登上他的老友李宗仁在西总布胡同的家门,向李叙述他家的不幸:存款现款首饰等财物,都被席卷一空,家里的服务人员也造反了,眼前生活都成了问题。李宗仁听出黄琪翔的意思,是想在李公馆借住些时日。可这时李家的情况也起了变化,厨房和服务人员也怠工了,他也不能做主随便招待客人,他只好不安地婉转表示这里也很不方便了,黄琪翔只好怅然告辞。

这件事像针似的刺得李宗仁心里隐隐作痛。他既伤感老友被抄家揪斗或殒亡,又畏惧自身的安全。

本来,1966年7月,李宗仁在原夫人郭德洁女士病故后,才与新妻胡友松刚刚履行了正式结婚手续,婚后,周恩来还专门安排了“专列”,让李宗仁到北戴河度蜜月,并叮嘱一定要保证安全。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拔地而起。李宗仁定居北京后,曾向总理建议由他策动另一些闲居海外的人士回国。

这些人有留居港澳的桂系上层人士黄旭初、夏威等,有生活在美国的吴尚鹰、甘介侯和住在墨西哥的毛邦初等人。吴尚鹰曾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后来与孙科意见相左,寄居美国,李宗仁到美国后,与之过从甚密,李回国前曾邀其一同归来。甘介侯和桂系有一定的关系,据说郭德洁对李的部属,文的欣赏甘介侯,武的看重刘为章(刘斐)。李宗仁通过司徒雷登与美国拉扯关系,完全是甘介侯从中疏通。毛邦初是蒋介石的浙江奉化老乡,是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1950年因以他名义存的1000万美元外汇之事,和台湾闹翻了,避居墨西哥。周恩来表示,除甘介侯以外,其他的人都欢迎。李宗仁还向香港的黄旭初、夏威汇去了回大陆的路费,并要尹冰彦以李的名义致吴尚鹰、毛邦初问候和邀请的信函。“文革”一来,他还真庆幸这些人没有回来,否则人人自危,无颜以对老友。

但政府还是保证了李宗仁的政治待遇。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时,李宗仁也被请上了天安门。周恩来和李宗仁见了面,关切地问:“李先生,你近日生活可好?看上去,你的气色比刚回国时好多了,身体还不错嘛!”

“谢谢总理。幸得总理多方关照。”李宗仁感激地说。

周恩来皱了一下眉头,问:“李先生,有件事我一直放心不下,你的夫人现在怎么样?听说,红卫兵找她的麻烦,批斗了她,还让她扫马路,真有此事?”

李宗仁连忙摆摆手:“总理,没有这回事,全是谣传。”

“这我就放心了。”周恩来长吁了一口气,眉间舒展了,“这就好。你回去后,请代问夫人好。”

“谢谢总理。”李宗仁向周恩来伸出了手。他们握手告别。

可李宗仁是个喜欢热闹的人,正当大多数被造反派称为“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牛鬼蛇神”们,蛰居家中唯恐惹事时,李宗仁在清静了几日之后,又打算像往日一般请客吃饭,把一伙老友邀来相聚。章士钊接到他的请柬,赶忙来函制止,并劝李宗仁说:“当前运动正进入高潮,目前吾人应深自敛抑,如我公经常宾客满门,置酒高会,恐为群众所不谅。”李宗仁这才作罢,遂心中老大不快。

接着,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使李宗仁痛心的事接踵而来。最使他触目惊心的是,与他相交数十年的老友黄绍不堪凌辱自杀身死的事情。

1966年8月的一天上午,黄绍去医院看病时,红卫兵冲进他家去造反,先没有找到黄绍,有点心不甘。刚走到路上,正遇黄看病回来,于是,红卫兵一拥而上,将黄拉转回家,抄家,罚跪,拳打脚踢。黄家这样被冲击了两次,黄绍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身亡,时年71岁。

李宗仁的另一名老友刘斐也遭到黄绍同样的境遇,抄家、抽打、罚跪之后,又将存折和现款全部收走,刘斐本人被打得卧床不起,夫人伍淑英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剃了阴阳头。全家只剩下9分钱硬币,粮票也被收走了。做饭的阿姨和开车的司机闹开了怠工,粮店和煤店对被抄家的居民停止供应,生活立即陷入绝境。刘斐被迫去扫街……

李宗仁这才意识到形势不容乐观。

9月15日夜间,李宗仁正在书房看当天的《参考资料》,胡友松在看英文稿《李宗仁回忆录》,警卫秘书陈贵上楼来说:“李先生,楼下有人找。”

李宗仁跟着秘书下楼来,客人已在客厅等候,他很客气地说:“李先生,国务院领导同志请您去疗养一个时期。今晚,我就是奉命来接您和您夫人的。”

军人出身的李宗仁有几分警惕地说:“我身体很好,没有必要去疗养。我就在家里好了,哪里也不去。”

来人显出为难。可是又似有难言之隐,说了半天都是重复刚才的话,而李宗仁也听烦了,哪里也不去的主意十分坚定。来人无奈,只好告辞走了。

大约11时,李宗仁夫妇已经入睡,秘书又在门外传话说,楼下又有人来。

李宗仁披衣下楼,心中很是蹊跷:这样晚了到底有什么事?

这次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高富有副局长。他一见李宗仁下楼来,十分抱歉地迎上去说:“李先生很对不起,刚才来的那位同志没有讲清楚。现在,全国局势乱得很,出现了许多预想不到的现象。为了保障您的绝对安全,总理意见,请您暂避一避,趁此机会可以疗养疗养。”见李宗仁情绪尚好,便继续说道:

“刚才总理听完汇报,又全面地考虑了您的意见,认为还是请您暂时离开这里为好。总理特意派我来,要我耐心地劝说您。”

“哦,是总理派你来的?”

“是的。”

“那好,我听总理的。”

李宗仁痛快地答应了,高副局长心里一块石头落地。李宗仁上楼去,和胡友松商量了几句,两人就提着一个皮箱下楼来。他们一出门,看见一辆大轿车已停在门口,这是周恩来的红旗轿车。李宗仁夫妇跟着高副局长钻进车里,车尾喷出一丝轻烟,就驶离了。警卫秘书很纳闷:他们这是去哪里?

汽车在夜色里穿行,从长安街往西开去,停在解放军总医院南楼(高干病房)门前。原来,周恩来见局势进一步动乱,有可能冲击一些统战对象,就指示解放军总医院,将院内的高干病房全部腾出来,将章士钊、张治中、程潜、何香凝、傅作义等高级民主人士安排住进去,实行保护。这里楼门厅有军人值班站岗,不但和外界隔绝开来,就是内部也无法串联接触。他们住在这里,外边发生什么事情,也不会殃及于此。为了以防万一,每人必须取一个假名。就这样,李宗仁成了“王敬之”,胡友松成了“唐伟”。

李宗仁在这里度过了最乱的日子。

这年的国庆节,李宗仁仍被邀请上了天安门。他仍由高副局长从解放军总医院直接送到天安门城楼。检阅开始前,上主席台的人都在休息厅休息。李宗仁坐在沙发上,他的两侧,左边坐的是程潜,右边是傅作义。他们正在吃茶谈话时,突然从门口走进一位身着黑色服装的女人。人们都站起来和她握手。她和程潜握手时,因旁边的李宗仁没有站起来,她就和另一边的傅作义握手招呼去了。她像一阵风走过去。李宗仁悄声问傅作义:“她是谁?”

傅作义颇有惊色:“她是主席夫人,你怎不认识?”

李宗仁神色不安:“我只在毛主席去年请吃饭时见过一面,可她今天改了服装,我认不出来了!”话语间颇觉失礼,后悔不及。

1968年8月,李宗仁因大便出血甚多,赴北京医院检查被确诊为直肠癌。后由有名的肿瘤专家组成一个医疗小组,拟制治疗方案,并经周恩来核定。切除手术做得很好,9月下旬出院,迁至北总布胡同新公馆休养。虽然手术是成功的,癌毒也未扩散,但因他多年患肺气肿,心脏已呈衰竭迹象,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了。9月30日,他应邀出席国庆节人民大会堂国宴,在宴会厅呆了两个小时,回家后顿觉身体不适,次日又病倒住院。关于此事,周恩来曾对程思远说过:

“当时发给李先生两张请柬,一是出席宴会,一是上天安门。我的意思是要他不参加国宴而上天安门城楼亮一下相,即回家休息。但这一决定没有能够贯彻下去,以致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