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炜民、郝建平《中华文明概论》
黎虎
王炜民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华文明是其中的重点之一，继1999年出版《中华文明简史》之后，现在又与郝建平副教授合作推出了其姊妹篇《中华文明概论》，可见其用力之勤。前书以史为纲，纵向论述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历程，后书以论为经，纵横交织阐发中华文明的真谛。两书可谓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史的完整架构与体系。王炜民教授索序于我，我在欣然拜读后，颇感获益匪浅，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开拓创新特点的著作，它与当前学术界广泛流行的中华文明史不同，不是按照历史顺序、就事论事进行叙述，而是对中华文明诸问题进行理论性的阐述和探索；不是仅仅局限于历史上的中华文明，而是涵盖历史的、当今的及其未来走向问题。这样就拓展了中华文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使这一问题的研究别开生面，从而起了将其推向一个新台阶的作用。本书不仅有发凡起例，建构体系之功，而且其论述亦颇有深度，我以为它至少具有如下几方面鲜明的特色：
一、理论为先，深度开掘。
重视理论探讨是本书与《中华文明简史》重要的区别之一，因而这是本书用力之所在和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本书首先对“中华文明”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探讨。关于“中华”，作者指出“大约在魏晋时期，由‘中国’与‘华夏’复合而成的‘中华’一词已经出现，词义兼有二者的义项。”而“从南北朝开始，‘中华’一词已突破了‘华夏’主要指汉族的局限，开始向包括中国各民族的词义发展。”关于“文明”，本书着重探讨了“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联系十分紧密的概念之间的区别，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纵向而言，从历史发展阶段看，‘文化’是人类相对于动物状态的一种禀赋，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而‘文明’是相对人类自己的野蛮状态而言的，是人类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横向来看，在实际运用中二者词义包含的范围不尽相同。一般说来，文化可包括正、反两个方面，而文明主要包含正面的内容。”这种区分实际上是将文化史与文明史作了科学界定，从而对于这两门姊妹学科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职是之故，作者认为“中华文明”乃指“包括当代56个民族以及曾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古代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应当说这一理论概括是准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在此基础上，本书又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范畴进行了界定，认为“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而“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具体而言，从个人的文化修养、科学修养、政治修养、道德修养、审美修养、精神境界，到社会的精神生产、精神生活和风俗习尚，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上述概念的界定和理论概括，不仅为我们研究中华文明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弘扬中华文明的意义所在。本书就是以此作为指导思想，展开对于中华文明的探讨，力图揭示中华文明的真谛和价值。
这种理论性的探索和概括，可以说贯穿于全书。例如关于中华文明的特点，本书概括为源远流长、崇尚统一、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注重实用、强调道德等六个方面。关于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总结了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求是务实的精神，宽容的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民为邦本的精神等五个方面。关于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概括为整体思维、矛盾辩证法思维、直觉思维、象征思维、实用理性——知行合一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伦理性倾向、经学思维方式等七个方面。这些可以说是对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高度概括和理论提升，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学术价值。本书这些理论性的认识，完全是从中国历史的实际中抽象出来的，仅以上述中华传统思维方式中七个方面之一的“整体思维”来说，就是综合了《易经》以及《易传》作者，把天、地、人一起纳入八卦、六十四卦的系统，以说明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规律，把一切自然现象与人事贯通起来的整体思维；孔子、孟子、董仲舒等赋予“天”以更多的政治、伦理色彩，把天道作为人道的依据，进一步强化了“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以及道家将“道”和“德”合一为天人合一境界。说明儒道两家是从不同角度主张“天人合一”，道家倾向于把人自然化，儒家倾向于把自然人化，而他们都认为人和自然界是一气相通、一理相通的；到了宋明理学阶段，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已成为儒家学者的一致模式，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高扬到了极致。此外，中华民族整体的思维方式还从中国古代具体思维模式——五行模式，以及中医科学、语言文字、建筑风格、穿着习惯等方面表现出来。在此基础上作者得出结论：所谓整体思维，就是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人和物、自然和社会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中包含许多部分，各部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构成一个整体。中华民族这一思维方式的揭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中华文明的这种理论性的深度开掘，是值得提倡的。这里还需要指出，作者不是从西方学者那里寻找现成的理论来套中国的实际，而是从中国的实际中进行归纳、提炼，从而发现其规律性的特征，上升为理论性的认识，这种方法也是值得治中国史者效法的。我们并不反对学习西方理论，但是如果能够从中国历史实际中抽绎出理论性的认识，应当是更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也是更有意义的。仅举一例以窥一斑。由于本书将中华文明界定为“包括当代56个民族以及曾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古代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因此本书专门设置“少数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这一章节论述我国少数民族自古以来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他们对于中华文明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创新之举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而且更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从而提升了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认识，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不容低估的。
二、论从史出，资料翔实。
本书对于中华文明的理论性探讨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的，其所有观点和规律性的阐述，都是从历史实际中抽象和凝练而来的，因而资料翔实是本书的又一个突出特点。举凡经、史、子、集，考古资料，出土文书，金石碑刻，中外学者的论著，均在其视野之内，广为搜寻，旁征博引，从而使本书的许多观点和结论奠定在扎实的史实基础之上，因而是可靠的，令人信服的。例如，关于中华文明究竟起源于何时，从上世纪20－30年代开始，学术界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直到目前为止，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主要有仰韶文化说、龙山文化说、夏代说、商代说等四种观点。本书对此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根据城市、文字、金属工具和礼仪性建筑等要素为综合构成文明最基本的标志，本书认为距今5000至4000年我国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代，是中华文明史的序幕时期。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本书从多方面多层次并列举大量资料进行了论证：首先，文字是文明重要的标志，山东邹平县丁公村龙山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刻有11个书写符号的陶片，陶寺城址的晚期居址中所出土的一件陶扁壶上用毛笔朱书的字符，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不少在陶器、玉器上的多种刻划符号，以及多字相连的陶文等，证明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了原始文字。其次，金属工具的发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一大标志。本书指出龙山文化时期铜器出土地点分布区域广大，东起山东，西达甘青，北抵内蒙，南至湖北，发现有早期铜的遗址已超过25处。铜器的质料既有红铜、青铜，也有黄铜。出土铜器的数量少则一件，多则三十件。铜器的种类有刀、锥、钻、凿、斧等手工业工具，镜、容器、装饰品等生活用具以及斧等武器，可见铜器的使用范围比较广泛，冶铜工业已初具规模。第三，城堡的出现是社会财富有了相当的积累，争夺人口和财富的战争日益激烈，阶级矛盾不断加深的产物，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从而成为文明社会到来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本书指出在黄河、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陆续发现了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址有：内蒙包头阿善、凉城老虎山；山东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邹平丁公；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湖北天门石家河、荆门马家垸、石首走马岭；湖南澧县城头山等，共计约20余座。此外，新近发现的还有四川崇州市燎原乡紫竹村的新石器时期面积约二十万平方米的古城遗址，陶寺古城址的发掘自2001年春至2003年秋，也已获得重大成果。表明龙山文化时期城堡已不是个别而是普遍出现了。第四，礼仪性建筑物也是文明出现的标志之一。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瑶山祭坛，余杭反山东南大观山果园发现的祭坛均已相当壮观。陶寺城址祭祀区内，不仅建筑面积大，而且祭坛、台阶、路沟、角门等一应俱全，设计和夯土都十分讲究，出土的祭祀器物也十分丰富。其中发现的“观象台”表明观天象、祭天神的出现。证诸文献记载，传说中尧的时代对天文历法已有很大发展，尧不仅自己“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而且派遣羲和、羲仲去管理历法与授时，并测定了一年的天数、二十四节令和四季。“观象台”遗迹的发现，证实了《尚书？尧典》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具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此外，本书还从阶级分化的遗迹，作为文明的支撑的财富生产、经济结构，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生产门类进行了论证。通过这些广泛的、翔实的分析，文明曙光出现在古代东方地平线上的一幅生动图景已跃然纸上，作者从而得出结论：“龙山时代作为文明主要标志的文字、城市、金属工具、礼仪性建筑、阶级分化等因素已出现且得到了初步的发展，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剩余的出现、专门手工业生产形成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认为当时已跨进了文明的门槛。”但是作者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进一步把考古文化与历史传说和文献记载结合起来，以考古文化为主体，适当利用文献材料中的有关记载进行总体考察，分析了在《尚书》、《左传》、《史记》等著作中，有关尧舜禹时代已经有了阶级对立和雏形的国家机器的记载，与龙山时代的考古发现是相符的，进一步认定“龙山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这个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三、中外对比，突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