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敦煌壁画以它无比丰富的内容和优美绚丽的艺术驰名世界，著名国画艺术大师张大千先生是我国第一个长期临摹敦煌壁画，并将这举世无双的艺术瑰宝发扬光大的专业画家。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为莫高窟作了科学系统的编号；其二，对敦煌壁画作了系统研究，并将这一艺术珍宝向社会作了生动感人的宣传；其三，揭示了敦煌石窟画下藏画的奥秘；其四，推动了敦煌艺术保护与研究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张大千；敦煌研究；壁画艺术
敦煌自汉朝至宋代，一直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驰名世界的敦煌壁画，以它无比丰富的内容和优美绚丽的艺术，早已为世人所倾倒。而我国长期临摹敦煌壁画，并将这举世无双的艺术瑰宝发扬光大的专业画家，则是著名的国画艺术大师张大千先生。
一
张大千（1899-1983），原名正权，后改名爰，又名季爰，别号大千居士，四川内江人。他自幼随母学画，用单线白描花卉走兽。1914年就读重庆求精中学。1917年东渡日本，在京都学习印染、绘画。1919年回国，在上海基督教公学教绘画。不久，拜当时名士曾熙、李瑞清为师，学习国画和书法。1921年，为内江资圣寺题字勒石，并开始以书画售世。1925年，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举办第一次画展取得成功，坚定了他终生投身艺术的决心，逐步成为一名以绘画为生的职业画家。1934年，受聘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教授，但次年即辞职，以便有充裕的时间广泛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1941年至1943年，到敦煌临摹和研究石窟壁画。1949年始，漂泊海外，先后旅居印度、香港、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1978年迁居台湾，直至病逝。
张大千的国画融书、画、诗、印于一体，博采众家之长，而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是一名全能的画家，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工，工笔、写意无不擅长。在他半个多世纪的创作活动中，除了多次在上海、北平、南京、济南、汉口、天津、兰州、成都、重庆等国内城市以及香港、台湾举行过画展，其作品还在新德里、东京、巴黎、伦敦、科隆、日内瓦、雅典、布拉格、马德里、圣保罗、纽约、芝加哥、吉隆坡、汉城、曼谷、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等世界上许多城市展出。他不仅出版了多种画册，而且有《张大千绘画艺术》电影纪录片（台湾1976年拍摄）和《国画大师张大千》彩色电视片（四川、甘肃电视台1982年联合摄制）传世。四十年代，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曾评论说：“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1958年，纽约国际艺术学会又公选张大千为“世界第一画家”。由此可见，张大千确为成就卓著、享誉中外的一代国画大师。
二
纵观张大千艺术生涯，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主要艺术特色是清新俊逸；敦煌之行后作品日趋瑰丽雄奇；六十年代始创造大泼墨、大泼彩技法。也就是说，前两个阶段以敦煌之行为界，而第三阶段的国画也当以他敦煌之行后用墨丰厚浓重的大幅山水画为源头。因而论及大千先生，敦煌之行是必须大书特书的一笔。
张大千首次去敦煌是1940年，但行至半路，突闻二哥张善孖从海外举办抗日募捐画展归来半月即病逝，于是中途返回重庆奔丧。次年春天，张大千再次从成都动身，到达敦煌。至1943年止，他在这座巨大的石窟群临摹壁画达两年零七个月，成为我国专业画家中长期钻研敦煌艺术的第一人。
张大千敦煌之行，突出地表现了他为继承祖国优秀遗产，攀登国画艺术高峰，不避艰险，勇猛精进的忘我精神。敦煌在古代虽曾盛极一时，但到近代已是满目荒凉。张大千率领一行十人，在从兰州向西那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中，映入眼帘的到处是无穷的石砾和不尽的黄沙。敦煌周围也是戈壁连绵，风猛沙大，缺水少食，其环境及生活条件与“天府之国”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而且这里兵匪横行，需在武装保护下才能工作。一次恰逢守卫部队调离，受到土匪袭击，张大千急中生智，凭五支步枪唱“空城计”，吓退了不明底细的土匪，才免遭劫难。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于荒漠石窟中钻研两年半之久，如没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和献身精神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张大千敦煌之行，为我国此后对这座艺术殿堂的保护和研究奠定了基础，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贡献大体可举出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为莫高窟做了科学系统的编号。张大千到敦煌后的第一步工作，是扒平洞窟前的流沙，挖出过人的通道，然后为洞窟统一编号。在此之前，法国人伯希和为盗窃方便也曾编过一次号，但其自北编向南，并不科学。张大千这次编号则从南向北，是依照开凿石窟的先后顺序编排的，自然也反映了壁画创作的历史时序，因而更为科学、合理。这次所编凡309号，称为“张氏编号”，是国际公认并通用的敦煌莫高窟三大编号之一。①同时，张大千还为安西榆林窟和西千佛洞石窟编了号。张大千作为第一个为敦煌石窟群系统编号的中国人，其奠基之功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张大千还撰有《石室记》，对石窟大小及壁画基本情况做了详细记录，这也是一份敦煌研究的珍贵资料。
其二，对敦煌壁画作了系统研究，并将这一艺术珍宝向社会作了生动感人的宣传。张大千在敦煌的工作主要是临摹石窟壁画。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带领几名学生共临摹绘出276幅尺寸大小不同的画，包括本生、佛传、经变、供养人、因缘故事及建筑彩绘图案等，囊括了我国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历代造型艺术。张大千临摹功底很深，早在1920年就仿石涛笔法作画，以假乱真，使著名画家、书画鉴赏家黄宾虹大上其当，误认为“石涛真迹”，他也获得了“石涛第二“的美称。因而，这批敦煌壁画临摹作品与原画惟妙惟肖。其中有些残损的壁画，则是经张大千之手得以恢复原貌，具有很高的价值。
1944年1月，张大千从临摹作品中选出近百幅，在成都举行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展品中，最大的为莫高窟张氏编号第137窟《武周垂拱时维摩变》，高一丈，宽一丈九尺；最小的为榆林窟张氏编号第25窟《敦煌王曹延禄像》，高二尺一寸，宽二尺九寸。这一幅幅五彩缤纷、风姿多彩的壁画，将观众的神思带到了数千公里之外的敦煌，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千先生对艺术如痴如醉的孜孜追求。同年3月到5月，“敦煌壁画展”又连续在重庆三牌坊官地庙和国立中央图书馆展出。徐悲鸿、黄君壁、柳亚子、叶圣陶、沈尹默、吴玉如等一大批著名学者、艺术家纷纷前往观看，推崇备至。接着画展移到西安展出。不久张大千又精选部分作品，出版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敦煌临摹白描画》等画册。这一系列展出和画册的出版轰动一时，受到高度赞扬。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评论说：“敦煌学，今日文化艺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的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开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②
其三，揭示了敦煌石窟画下藏画的奥秘。张大千在莫高窟张氏编号第20号窟临摹时，注意到一幅残破的的宋代壁画下，内层隐约可见颜色和线条。于是，他同后来应邀到敦煌的谢稚柳教授反复商量，在将上层壁画照原样临摹下来后，非常细心地剥掉那幅宋代败壁，在下面竟然出现了一幅敷彩艳丽、行笔敦厚的唐朝壁画。这个重大发现，揭开了蒙在莫高窟上那层岁月织成的纱幔，证明有些前代作品曾被后人抹泥覆盖并重新绘画。这无疑是张大千对敦煌研究的一大贡献。须说明的是，张大千对剥除败壁使下层壁画重见天日的行动，极为谨慎，极少采用。可是当时却引起别有用心之人的指责，说他破坏了敦煌壁画。这一冤案困扰了张大千多年。直到1981年，成都出版的《旅游天府》刊出《张大千并未破坏敦煌壁画》一文，作者以亲身经历，用大量事实证明张大千先生当年临摹的二百多幅壁画的原画，都完好地保存在各个洞壁上；至于偶然使用的剥败壁方法，不仅不能认为是对壁画的破坏，反而应该说是重要的发现。接着香港《大成》等杂志转载了此文。这才彻底洗刷了张大千先生遭受三十多年的不白之冤。
其四，推动了敦煌艺术保护与研究事业的发展。由于张大千的倡导，当时的教育部决定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2年，于右任先生不辞万里来到敦煌，请张大千出任研究所所长。张大千虽辞掉所长一职，但应允担任了筹备委员会委员。次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从此有了专设的修复、保管和研究机构。此外，张大千还影响了一些有志青年终生从事敦煌研究。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学者段文杰，就是在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上学时，看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深受感染，从而确定了自己的生活和艺术道路，几十年如一日投身于敦煌研究事业，成为敦煌学专家并担任了敦煌研究院院长。
张大千敦煌之行，不仅为敦煌研究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自身也从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自此画风大变，使其艺术进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此后的创作中，他更加注意将线条色彩并重的技巧，与作品的幽深意境相结合。其山水画由以前的清新澹泊变为宏大广阔，特别是层峦叠嶂的大幅山水，将水墨的五色六彩与金碧青绿融合起来，丰厚浓重，金碧辉煌。仕女画由当年的清丽雅逸，变为行笔敦厚，富丽堂皇，体型健美，雍容大度，个性突出。荷花画亦吸收了佛教壁画的莲台花瓣精美的造型和流畅的线条，给他的“荷花一绝”增添了新的表现形式。总之，张大千“敦煌之行是他艺术道路上关键性的转折点，是他艺术河流中一座巍峨壮观的灯塔。”③
张大千性情豪爽，敢作敢为，一生中多有惊人之举。他不仅是一位国画家，还是富有盛名的书法家、篆刻家、鉴定家、收藏家和诗人。他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一篇短文难以尽述，但仅从他对敦煌壁画艺术的研究和宣传这一个片段，也足可看到张大千先生为人类精神文明宝库增添了许多瑰丽的珍宝。他所获得的崇高赞誉是当之无愧的。
注释
①三大编号，指伯希和编号、张大千编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敦煌研究所编号。
②③杨继仁《张大千传》，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375——377页。
（原载《阴山学刊》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