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安定社会，使各族人民在比较正常的生活中交往，缩小差异，有利于民族融合。两国交兵之秋，坑杀焚戮是难免的，石勒军队也不列外，但其军纪较之同期割据者要好一些，并且注意安抚治理占领地区。三〇八年，石勒攻打魏郡、汲郡、顿丘时，杀了魏郡太守等官吏，而“老弱安堵如故”，且“军无私掠，百姓怀之”。三〇九年，石勒攻下黎阳附近“三十余壁，置守宰以抚之。”三一四年，于蓟智擒王浚后，对因天灾、战祸逃到这一地区的流民则让他们“各还桑梓”。三一六年，“司、冀、并、兖州流人数万户在于辽西，迭相招引，人不安业。”石勒派兵征服“久而不克”，便向张宾问计。张宾说：“冯豬等本非明公之深仇，辽西流人悉有恋本之思。今宜班师息甲，差选良守，任之以龚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泽，奋扬威武，幽冀之寇可翘足而静，辽西流人可指时而至。”石勒听从张宾的谋略，召回兵马，“署武遂令李回为易北都护、振武将军、高阳太守”，实行招抚，大收成效。至此，安抚政策更加明确。三二一年，打败段匹磾于厌次，“散诸流人三万余户，复其本业，置守宰以抚之。”并且与东晋征北将军祖逖互赠礼品，修结和好，使得“兖豫又安，人得休息。”三二三年，石勒还“遣使结好于慕容廆。”（《资治通鉴·晋纪》十四明帝太宁元年）石勒起兵初，杀死不少所俘虏的西晋王公卿士和世家大族，到后期则对屠杀有所制止。在他称王后的第二年，就下令“自今克敌，获士人，毋得擅杀，必生致之。”（《资治通鉴·晋纪》十三元帝太兴三年）
战乱必使人口减少，石勒政权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其统治地区实行奖励生育的措施。史书记载，在张宾“专总朝政”时期的三二一年，“黎阳民人陈武妻，一产三男一女，武携其妻子，诣襄国上书自陈”，“赐乳婢一人，穀一百石，杂缯四十匹。”（《十六国春秋辑补·后赵录》）后又有“堂阳人陈豬妻一产三男，赐其衣帛廪食，乳婢一口，复三岁勿事。”这种奖赐对于安抚民心，休养生息无疑是有好处的。
石勒政权还注重使其辖地有统一的秩序。石勒自称赵王不久，就“下书曰：‘今大乱之后，律令滋烦，其采集律令之要，为施行条制。’于是命法曹令史贯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余岁，乃用律令。”对于经济流通领域也较为注意，一建后赵就“置挈壶署，铸丰货钱。”《晋书·石勒载记》还记载说：“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员石，铭曰：‘律石权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其时兵乱之后，典度堙灭，遂命下礼官，为准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钱三十文，……因此令公私行钱。”
由于石勒政权政绩较好，辖地较为安定。石勒一称王，就“赦殊死已下。”这仍是张宾提出的“奉宣仁泽”的安抚政策的继续。这说明石勒对自己的治理颇为自信。就是从人民流动的情况，也可看出石勒政权的措施是有成效的。三一六年，刘聪所辖司州平阳大饥，有二十多万户流入石勒控制的冀州。以后，石勒又听从张宾计，对辽西流人采用安抚政策，“流人降者岁数千。”就是四周邻邦也为之折服，争相献其方物。“高句丽肃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并献马于勒。凉州牧张骏，遣长史马洗奉图送款。高昌、于阗、鄯善、大宛，使献其方物。晋荆州牧陶侃，遣兼长史王敷聘于勒，致江南之珍宝奇兽。秦州送白虎白鹿，荆州送白雉白兔。”石勒政权能安定社会，吸引流民，加强与邻邦来往，这对缩小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加速民族融合，是起了推动作用的。
第三，重视汉文化，实际使汉族先进文化成为融合各族为一家的工具。当时，各族文化以汉族发展最高，因而是否通晓儒家经史就成了衡量各族上层人物文化程度的准绳，这不能不引起石勒政权的重视。石勒虽然手不能书，目不识字，但身边有像张宾这样的一些很有学问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仅用汉文化熏陶石勒，而且还促使后赵实行扩大汉文化影响的措施。况且，石勒自己也“雅爱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有一次，他让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张宾在为石勒献计谋略时，总是引证汉家史实，谈论汉族帝王业绩。石勒在谈吐中也是以汉族历史为据，谈到自己也是与汉族历史人物相比。《太平御览》卷一二〇《偏霸部？后赵石勒》记载着这样的故事：“勒谓徐光曰：‘朕方古开基何等主也？’光对曰：‘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荦，超越魏祖；自三王以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已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视之，然犹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朕遇光武者，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朕在二刘之间，轩辕岂所拟乎！’”
石勒在建立后赵政权之前，就“立太学，简明经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后赵建立后，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石勒还“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不仅在都城，在地方也“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这说明设置学校收到一定效果。当然，设置学校的目的是为其政权培养官吏，但也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
石勒建立后赵，就按照汉族皇家传统修撰史书，朝会也兴汉族礼仪。《晋书·石勒载记》记载，石勒称赵王后，即“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纪》，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并且“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为金根大辂，黄屋左纛，天子车旗”，“自是朝会常以天子礼乐飨其群下，威仪冠冕从容可观矣。”石勒是羯族人，出身低微，又没有文化，之所以注重写史书并能大摆天子礼仪，张宾等汉族士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选人方面，石勒政权仍沿用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制度。石勒曾经“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署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又令“郡僚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洁、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还曾令公卿举贤良、方正等，“答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石勒自己还“巡行冀州诸郡，引见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班赐穀帛有差。”
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吸取过程，也就是民族融合的过程。石勒政权建立学校，兴汉礼仪，承汉制度都是在扩大汉族文化的影响，客观上起着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
第四，较好地处理各族关系，有利于民族融合。石勒本人是羯人，首先就要解决怎样对待汉族的问题。笔者读书不多，但就所看过的《晋书》、《魏书》、《资治通鉴》、《太平御览》、《十六国春秋辑补》有关部分，还未发现石勒排汉的记载。至于石虎惨杀汉人，与石勒已无直接关系，倒是反衬出石勒高人一筹。石勒当政时，实际上把汉族上层人物作为政权的重要支柱。石勒在攻占冀州时，就收罗汉族“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后来，“每破一州，必简别衣冠，号君子城。”（《太平御览》卷一九三引《郡国志》）张宾虽是汉族士人，但并不歧视少数民族。他自比张良，又把石勒视作可共成大事的刘邦，说明他并没有把胡汉两样对待。他崇敬石勒，石勒也十分信任他，不但遇事向他问计，就是用人也常与他商量。张宾也尽力为石勒政权推荐贤才，并帮助石勒较好地处理对待汉族士人的事。三一三年，石勒准备营建邺城，“慨风俗殷杂，须贤望以绥之，”便问张宾：“谁可任也？”张宾答：“晋故东莱太守南阳赵彭，忠亮笃敏，有佐时良榦，将军若任之以邺，必能允副神规。”石勒于是征赵彭署为魏郡太守。没想到赵彭却相辞说：“臣往曾策名晋室，食其禄矣，犬马恋主，切不敢忘。诚知晋之宗庙，鞠为茂草，亦犹洪川东逝，往而不还。明公应符受命，可谓攀龙之会，但受人之荣宠，复事二姓者，臣志所不为。且岂惟愚臣之狷志，恐亦明公之所不许，有死而已，不敢闻命。”石勒顿时“默然”，很不高兴。张宾进曰：“自将军神旗所经，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至如此贤，以将军为高祖，自拟为四公，所谓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将军不世之髙，何必吏之。”石勒这才“大悦”，说：“右侯之言得孤心矣。”于是赐给赵彭“安车驷马，养以卿禄，辟其子明为参军。”石勒不仅对张宾言听计从，让他总揽朝政，而且对关陇地区的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七姓世家大族给予优待。还任用了中原的世家大族，如河东裴宪、范阳卢谌、渤海石璞、北地傅畅、颍川荀绰等为高官。裴宪、荀绰原都是晋朝大臣，辅佐王浚。三一四年，石勒擒王浚后，“浚将佐争诣军门谢罪，馈赂交错”，独裴、荀二人不至，石勒便召来责问道：“王浚暴虐，孤讨而诛之，诸人皆来庆谢，二君独与之同恶，将何以逃其戮乎！”二人答曰：“宪等世仕晋朝，荷其荣禄，浚虽凶粗，犹是晋之藩臣，故宪等从之，不敢有弍。明公苟不修德义，专事威刑，则宪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请就死。”并且“不拜而出。”石勒这次听到同赵彭相似的话，不但没有生气，还“召而谢之，待以客礼。”等到发现裴、荀二人为官清廉，石勒说：“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于是任命裴宪为从事中郎，绰为参军。
后赵王朝也和匈奴刘氏王朝一样，采用胡汉分治的政策。石勒曾以中垒将军支雄、游击将军王阳“并领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以张离、张良、刘群、刘漠等为门生主书，司典胡人出内。”这是适应胡汉不同的情况。当时，“号胡为国人”，竭力提高胡人的地位，但也规定不许胡人“侮易衣冠华族。”其时，“制法令甚严，兼讳胡尤峻。诸胡物皆改名。”（《十六国春秋辑补·后赵录》）但偶有疏忽犯讳，也不一定受责。《晋书·石勒载记》载这样两件事。其一，“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勒大怒，谓宫门小执法冯翥曰：‘夫人君为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宫阙之间乎？向驰马入门为是何人，而不弹白邪？’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驰入，而不可与语。’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其二，“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授章武内史。既入而辞，勒见坦衣冠弊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甚也！’坦性诚朴，率然而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资材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耶！今当相偿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这既说明胡汉地位有差异，也说明石勒处理这类事情是有分寸的。
石勒政权还能较好地处理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据唐长儒先生考证，石勒最初结纳的“十八骑”中，便有汉、匈奴、羯、杂胡等不同民族成分。（唐长儒《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晋代北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石勒起兵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乌丸族张伏利度的部众。像羌族的姚弋仲、氐族的蒲洪这些豪酋也在后赵享有特权。石勒在与王浚对阵时，曾生擒鲜卑族末柸，诸将都劝他杀掉末柸，他说：“辽西鲜卑，健国也，与我素无怨仇，为王浚所使耳。今杀一人，结怨一国，非计也。放之必悦，不复为王浚所用矣。”于是，释放末柸，与鲜卑族段就六眷结盟修好。由上可见，石勒所建立的后赵是各民族上层分子的联合专政，就连忠于晋室，素有重望的刘琨也说石勒“总内外之任，兼华戎之号”，这对于少数民族的封建化和民族融合是有利的。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五一二页）石勒和张宾所处的时代，是两晋的门阀政治腐败，黑暗已达极点；以后在北方相继建立的几代政权，残暴好杀，社会陷入混乱，国家陷入分裂，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渊。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张宾辅佐石勒实现北方的统一，注重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经济，扩大汉化的影响，较好地处理各族关系，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融合的积极措施，其历史功绩是不能抹煞的。
三二二年，张宾死，石勒亲临痛哭，哀恸左右，赠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将要入葬时，石勒“送于正阳门，望之流涕，顾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耶，何夺吾右侯之早也！’”（《晋书·载记附张宾传》）石勒的哀叹进一步说明张宾在石勒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张宾的早死，对于石勒的事业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继张宾之后，“程遐代为右长史，勒每与遐议有所不合，辄叹曰：‘右侯舍我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因流涕弥日。”（同前）张宾死时，后赵的根基已经稳固，基本国策也已成形，正如旧史家所说：“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晋书·石勒载记附张宾传》）张宾在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地位要给予足够的肯定。
（原载《包头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