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是南北朝时期著名史学家魏收编撰的一部史书。在封建时代正史中，收到攻击最甚的莫过于《魏书》。北齐天保五年（554年）书刚编撰完成，就遭到激烈反对，众口沸腾“号为‘秽史’”。（《北史？魏收传》，下同）后来虽然经过三次修改始成定本，可仍受到责难。隋朝至唐初，又有魏澹、张太素等人几次重撰魏史，试图推翻《魏书》并取而代之。以至于唐代史家刘知几、清代史家赵翼也视其为“秽史”。
《魏书》受到责难的原因与魏收的为人和修史心态分不开。魏收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历经北魏、东魏、北齐三朝，文才出众，与温子升、邢子才齐名，“世号三才”。在东魏到北齐时，他很得高欢父子赏识，身居显职。写《魏书》时他直接得到北齐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而又恃才傲物，借修史作为酬恩报怨的手段，曾公然说：“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写作中又“意存实录，好抵阴私”，因而得罪了一些门阀士族子弟，书成前后有一百多人投诉反对。魏收因修史而得罪的对象，一直对他怀恨在心，到北齐灭亡时，竟挖了他的坟，抛撒了他的尸骨。
今天看来，《魏书》也确有缺点。如魏收适应北齐最高统治者的需要，以东魏为正统，而对西魏一朝的军政大事基本上缺载，严重损害了《魏书》的完整性。对高欢父子的记载曲笔溢美之词随处可见，叙述中受六朝修史文胜于质的影响亦多粉饰浮词，又颇喜记录轮回报应之事，这些都是应指出的。但是，《魏书》虽自北齐至唐为人所不满，不过几次改撰之本都不能胜过魏收原本。至今魏澹等人的史书均已亡佚，而魏收之书却能硕果独存，成为现存记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资料，并不是偶然的。早在唐代，史家李延寿就肯定《魏书》“婉而有章，繁而不芜，志存实录”。这说明《魏书》确实具有其它同类史籍所无法比拟和不能替代的长处和史料价值。
首先，《魏书》记述了鲜卑拓跋部的早期历史和封建化的漫长历程。我们根据《魏书》所提供的资料，可以大致勾画出鲜卑拓跋部的原始社会瓦解、奴隶制形成以及深入中原地区后在汉族封建文明的强烈影响下逐步实现封建化的历史轮廓。
其次，《魏书》记述了北魏时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据不完全统计，见于《魏书》记载的北魏各族人民起义有130余次。对规模较大的起义，如北魏末年的六镇大起义记述尤详。
再次，《魏书》有4卷专门记载我国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列传，分别记述了夫余、室韦、契丹、柔然、突厥、乌孙等二十余个北方民族及地区的社会状况和他们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同时也记述了北魏王朝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尤其重要的是《魏书》的十志，对北魏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提供了大量很有价值的材料。如北魏创立的均田制延续三百年，直至唐中叶才彻底崩溃，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项重要的土地制度。《食货志》较详细地记载了太和九年（485年）的均田令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三长制和租调制，为后人研究北魏的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与基层政权组织制度提供了基本史料。志中《官氏志》和《释老志》为魏收首创。《官氏志》不仅记述了北魏的官制，还列举了拓跋部所属诸部的原有姓氏与以后所改的汉姓，反映了我国当时汉族和少数民族融合的情况。《释老志》不仅前史所无，以后的史志中也没有这个名目。这是由于佛教和道教的传播在北魏进一步得到发展，影响所及上自帝王，下至民间，与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产生了联系，而且两教之间斗争也很尖锐，《释老志》就是反映这一历史情况的。此外，关于佛、道两教的源流和消长，以及佛经的翻译、佛像的建造等，志中均有详细记载，是研究我国宗教史的重要材料。
总之，将《魏书》贬斥为“秽史”是不恰当的，其史学价值绝不低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写的其它史书。
北魏都城的写照——《洛阳伽蓝记》
洛阳是我国著名的古城，素有“九朝故都”之称，其中北魏后期孝文帝从平城南迁后，曾在此定都40年。反映北魏洛阳情况最为丰富生动而又真实可信的著作，当属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
杨衒之是北魏末年人。他博学多才，兼通佛教经典，孝庄帝时为奉朝请，历任抚军府司马、秘书监、期城太守等职。他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多沉醉于佛事，以求超脱无边的苦海。北魏统治者乘机利用佛教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自从迁都洛阳以后，竭力提倡佛教，大量兴建佛寺，全盛时期单洛阳城内外就有寺院1367所。永熙之乱（534年），孝静帝被高欢强迫迁都于邺，洛阳城廓寺庙多半焚于兵火，崩毁残破。武定五年（547年），杨衒之因事重到洛阳，对照昔日“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因此采拾旧闻，追述故迹，写作了《洛阳伽蓝记》。“伽蓝”是梵语“僧伽蓝摩”的简称，指僧徒所住的园林佛寺。全书以记载洛阳名寺的兴废沿革为纲，先从城内开始，次及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分为五卷，对洛阳的官府、宫殿、邸第、园林、塔像、桥柱等名胜古迹进行了井然有序的准确描述，是研究古代城市建筑的重要资料。
《洛阳伽蓝记》虽以记佛寺为题，但其内容实际着重记载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和传闻故事等，从宣武帝以后的皇室变乱、宗藩废立、权臣专横、阉官恣肆、艺文古迹、苑囿建筑，以及民间怪异、外夷风俗等无不详记。可以说，《洛阳伽蓝记》反映了北魏后期兴衰的全过程，其中不少材料可补《魏书》、《北史》之不足，史料价值颇高。例如永宁寺条，说明此寺于熙平元年（516年）由灵太后胡氏所立，文中便涉及到胡太后专权，鸩杀儿子肃宗元诩帝的事。又因尔朱荣曾集合兵马于此寺，尔朱兆曾囚禁魏孝庄帝于此寺，便详细地叙述了尔朱荣、尔朱兆兄弟弄权起兵的经过，刻画了元魏皇室和尔朱军阀集团激烈斗争的许多场面和曲折细节，补充了正史的不足。
杨衒之对北魏王宫贵族沉溺佛教和腐化堕落的生活非常不满，在法云寺条王子坊的叙述中，通过对“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的描述，具体而形象地揭露了北魏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生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法云寺条还描绘了西阳门外著名的洛阳大市。这是当时京城最繁华的地区，分为通商、达货、调音、乐律、延酤、治觞、慈孝、奉终、阜财、金肆十里。此处“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具体反映了当时手工业和商业的繁盛景况。
书中对佛教节日中的杂技、魔术、歌舞表演等文化娱乐活动也有逼真的描写，还记载了当时南北风俗习惯的不同。这些对于研究北魏时期南北文化交流和民族关系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城北卷附录了北魏佛教徒宋云、惠生等经我国西城及中亚各国至印度取经求法的经历，是极为重要的古代中西交通史文献，历来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
总之《洛阳伽蓝记》是一部真实而形象地反映北魏后期洛阳城市建筑、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杂史名著，颇值一读。
（原载1990年4月20日《宁夏日报》）
残缺严重的《北齐书》
《北齐书》50卷，包括纪8卷，列传42卷，记载了东魏、北齐两个割据政权的兴亡史。《北齐书》是唐初史学家李百药（565——648年）奉诏修撰的史著，原名《齐书》，到宋代为了与南朝萧子显的《南齐书》相区别，才加了一个“北”字。李百药修史有家学渊源。其父李德林历经北齐、北周、隋三朝，在各朝一直担任诏令和其它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深得历朝统治者的重用。在北齐时他就参加了修撰国史的工作，曾写成纪传27卷，到隋朝初年又奉诏续撰齐史增至38卷。李百药就是在父亲旧稿的基础上，参考了王劭、崔子发、杜台卿等学者的齐史著作，又采集了一些其它材料，编撰成书的。
李百药的《南齐书》完成于贞观十年（636年）。其时唐朝史馆共修撰八部纪传体史著，由于卷帙繁重，传抄不易，又未妥善保存，因而到北宋时多有残缺，其中尤以《北齐书》损失最为严重，仅存三分之一。现在通行的《北齐书》50卷，据考证只有17卷为李百药原文。另外的33卷，都是后人杂取李延寿《北史》、高峻《高氏小史》等书内容补配的。好在《北史》中关于北齐这一部分内容原来就是从《北齐书》中抄去的，而《高氏小史》的写作也基本以《北齐书》为根据，虽然来回抄录不无增删改削之处，但这33卷多少也能反映李百药原文的部分面貌。
总之，今本《北齐书》是由众手杂集而成，体例不统一，又无表无志。记载中矛盾混乱之处多有所见，还对鲜卑旧俗有隐语文饰之嫌。但是，唐代之前写作的几种北齐史书后来都陆续失传，李百药的《北齐书》已成为现存唯一较为系统记载北齐历史的专著，其在保存一代史料上的功绩是不容忽视的。例如，《北齐书》虽然记事多侧重于政治事件，但也有古代科技成就方面的记载。其中《信都芳传》叙其著有《器准图》三卷，载浑天、地动、欹器、漏刻诸巧事，是我国第一部科学仪器图谱。《綦母怀文传》记他发明并运用了用生铁灌注熟铁之中的灌钢冶炼法，反映了当时炼钢技术的进步。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科技史料。
《北齐书》在叙述中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体现了借鉴于一代之失的思想。李百药本人曾做过隋朝的官吏，又有过参加农民起义的一段历史，对农民起义和隋朝灭亡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因而修史时比较明确地要以“前王”败事为后来统治者戒。《北齐书》对当时封建统治者残暴荒淫的卑鄙肮脏的丑事著力披露，远超过同时编写的其它史书。如《文宣纪》对高洋（文宣帝）后期“尽性荒淫”，滥杀无辜的恶行记述颇详，并在史论中指出其“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世未有”。这既是给高洋的结论，也是对后来统治者的告诫。同时，李百药为说明北齐是“世乱谗胜”“主暗时艰”的朝代，还记载了许多次农民起义的情况。其内容虽略嫌简略，但史实具体，是我们研究北魏、北齐时期阶级关系的重要材料。
另外，《北齐书》文笔简洁，叙事简要，也是一个应肯定的长处。
兼叙南北的《周书》
《周书》50卷，包括本纪8卷，列传42卷，记载了西魏、北周两朝的历史。作者令狐德棻（583——666年），宜州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是唐朝著名的历史学家。唐太宗贞观年间，他奉诏负责编修北周史，在秘书郎岑文本和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两位得力助手的协助下，于贞观十年（636年）完成了《周书》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