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泛舟有蹊径
我国古代文化有着光辉灿烂的悠久历史，是世界上古史著录最完整的国家，古代典籍十分丰富。
公元前26年，刘向、刘歆父子受命主持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理群书的工作，并写成了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别录》和《七略》。在保留其成果的《汉书？艺文志》里，可看到当时的图书达596种，13269卷。
汉唐之间，图书虽几经劫难，但仍在增加。唐初修撰的《隋书？经籍志》共著录3127部，36708卷。
到了明代，编辑了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大类书《永乐大典》。它把从上古到明初的书籍，凡能找到的都整部抄入，全书连目录共计22937卷，分装11095册。可惜几经散失，现存不足全书卷数的百分之四。
清代乾隆年间曾动用四千余人，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纂修了《四库全书》。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收入图书3461种，未收入的存目6793种，总计10254种，172860卷。真是卷帙浩繁呵！
解放后，上海图书馆编成《中国丛书综录》，据不完全统计收入各类丛书的古籍有38，891种。此外地方志、佛教的佛藏、道教的道藏、通俗小说、说唱文学等，中国古籍总数至少有八万种。这还未包括数万枚从地下发掘出的竹简木简。另外，海外还还散存着大量中国古籍，日、法、美国即收藏有数万册中国珍本古书。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要通览是绝不可能的。但是学习文史专业的朋友对有关历史的古籍史料有个基本的了解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历史古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讲，一切文字资料可以说无一不是历史材料。狭义的历史典籍则主要指重要历史文献和史学名著。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要籍即指后者而言。
那么应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历史要籍呢？清代学者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目录学是引导治学的门径，也是了解古籍的向导。但是，目录学须知识功底达到一定程度方可入门。自学朋友根据各自的情况，可以有种种不同的方法，另辟蹊径。然而，初学者应有个打基础的过程。
在高等教育中，掌握历史要籍的基础要由“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课程奠定。“要籍选读”课须涉及史学史、史料学和史学名著的典型篇章。史学史以历史要籍为主要研究对象，是研究历史学发展的一门学术专史，对史学史一无所知，就无法明瞭某部史籍的史学地位和价值。史料学是研究史料利用的方式和方法的学科，与历史要籍关系密切，诸如判明史料来源、确定史料性质、鉴别史料真伪、研究史料倾向等方面的知识都要有所了解。典型篇章分解题和选读两部分。解题介绍要籍的作者情况、史料来源、编纂体例、主要得失、重要注本版本等内容。选读除了可对史籍有具体的感性认识外，主要是弄懂字词、讲清典故、分析史料价值，训练阅读和运用文言文史料的能力。
自学难与校园条件相比，本栏目也只能介绍历史要籍的简况并涉及一些史料学常识，至于史学史、阅读具体篇章这两条了解要籍的重要途径，就要靠自学的朋友自己去走了，但只要锲而不舍，坚持下去，必定会有收获。
（原载1986年11月7日《宁夏日报》）
从甲骨文的发现谈起
甲骨文自上世纪末发现以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现已尽人皆知。
那么甲骨文是怎样发现的呢？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的农民早在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前，在耕作中就已经发现了商代的甲骨文。由于当时小屯村经常出土铜器等古物，古董商经常来收购古物，农民遂将甲骨作为古物向古董商出售。最初古董商并不认识甲骨，1898年潍县古董商人范寿轩到天津出售古物时，向王襄、孟定生等知识分子请教，而孟定生等判断可能是古代简策，促其前往收购。1899年范寿轩由小屯村购回甲骨，带到天津，请王襄、孟定生等鉴定，始确定为古代文物与古文字，甲骨文就是这样发现和鉴定的。关于这段甲骨文的发现过程，已故甲骨文专家王襄曾在1935年3月的《河北博物院画刊》第八十五期发表的《簠室题跋》中就已提及，1982年《历史教学》九月号刊登的王襄遗著《簠室殷契》对此又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甲骨文自1898年被发现，八十多年来先后出土约15万片以上，其中大陆收藏近10万片，台湾和香港有3万多片，另外日本等12个国家亦藏2万多片，数量实在可观。就是著录甲骨文的书刊也达180多种，然而，这些书刊或印刷模糊，或摹写失真，或剪割不全，或重见迭出，不便使用。值得庆幸的是甲骨文资料的集大成巨著《甲骨文合集》已经出版。
《甲骨文合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花费二十余年时间，经过搜集、综合、剪贴、墨拓、对重、拼合、辨伪、选片等一系列繁琐的工作，从十几万片甲骨材料中，选出在文字学和历史学上具有一定意义的精华41956片，划五期分22类编辑成13巨册，为古文字、古代史特别是商代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与《甲骨文合集》同时，考古研究所也出版了一部《小屯南地甲骨》。它收录了1973年在小屯南新发现的甲骨4589片（附录23片），都经过拼合工作，出土地层也较清楚，为商史研究提供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材料。
此外，建国以来还在陕西岐山县凤雏村等五地发现了西周甲骨。仅凤雏遗址两个窖穴就出土甲骨16700多片，其中有字者289片。由于我国古文献中有关商末周初历史的记载较少，因而西周甲骨成了研究这一时期历史弥足珍贵的新史料。它与铜器铭文、考古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得益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只是目前还亟需出版一本较为准确的、放大比例一致的、照片和摹本相对照得合集，以供学术界研究。
（原载1986年12月12日《宁夏日报》）
金文的史学价值
古代青铜器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其上常铸、刻有文字，这些文字一般称为“铜器铭文”、“金文”或“钟鼎文”。青铜器种类繁多，数量很大，就以孙稚雏所编《金文著录简目》（中华书局出版）所收录的商周有铭文的铜器来说，即达56类，7312件之多。金文为古人真迹，因而很早就引起学者重视。早在宋代就有《考古图》（宋吕大临著）、《集古录》（宋欧阳修著）等金文著录专书问世，至清代如《愙斋集古录》（清吴大澂著）等较大部头的专书更纷纷出现，只是编辑多不得法。自郭沫若编辑《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考释》，开始按年代排列，才上了历史研究的轨道。建国以来新出土的金文著录成书的有四川大学历史系编辑的《殷周金文集录》，甚便于参考。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在编辑一部金文全书，定名《殷周金文集成》，将出十册，把古今所见金文皆包罗在内，是金文资料的大汇编。
众所周知，研究商周史如从古文献角度看，材料较为贫乏混乱，而铜器铭文比之文献，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更强。金文或记征伐、赏赐，或述训诰、诉讼、交易，或铭盟誓、祭祀，犹如一幅幅多彩的图画，向我们展现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研究先秦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还是民族、风俗、天文、历法以及语言文字，金文都是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金文的史学价值可从三方面来看。第一，可补文献之缺。例如1977年河北平山县出土的战国时代中山王铜鼎、方壶、圆壶三器，有长篇铭文，追述了公元前314年中山国参与齐宣王伐燕，得到了燕国的数座城市和大片土地，这在文献中是没有记载的。
第二，可与文献相互认证。1976年陕西省临潼县出土的利簋，是目前所知西周王朝最早的一件铜器，铭文32字，内容简朴，记周武王伐商纣的牧野之战是在“甲子朝”，这与《逸周书？世浮解》、《尚书？牧誓》所记伐商时辰完全相同，证明了古文献记载的正确性。再如1965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122字，记载周成王五年对其宗小子的一次训诰，其中谈到武王和成王相继营建成周洛邑的一些情况，这些内容可与《尚书？召诰》相互参证。
第三，可校正、解读古籍。《尚书？费誓》记鲁侯跟徐戎作战前的誓师之辞，有如下一句：“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赉汝。”《伪孔传》释末一句把“商”解释为“商度汝功”，有增字解经之嫌，而且从情理上说，鲁侯在当时也没有必要强调进行赏赐必须先“商度汝功”，这一解释显然难以相信。在殷周金文里，常常用“商”字来表示赏赐之“赏”这个词。《费誓》的“商赉”无疑应读为“赏赉”，就是赏赐的意思。这一点清末研究金文的学者方浚益和刘心源都已经指出来了。
由此可见，研读古籍也一定要注意金文等考古资料及其研究成果。
（原载1987年1月2日《宁夏日报》）
《尚书》与石经
《尚书》最初称《书》，后又尊为《书经》，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尚书》的记录，上起传说的尧舜，下迄春秋中叶的秦穆公，时间相当于公元前二千年至公元前六百多年，按虞夏商周四代顺序编辑。《尚书》的体例，传统分成典、谟、训、诰、誓、命六种，其实除了《禹贡》当属地理记外，其余均为训下和告上之词，相当于后世帝王的诏令和臣僚的奏议。主要内容一是说要敬天法祖，二是说要讨伐逆命。大多数篇章文字古雅，语言质朴，保存了商周二代，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不少重要史料。将《尚书》记录同甲骨文、金文等相互参证，对于我们研究商周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宗教、文化等观念，都很有价值。
《尚书》早在战国时期已颇有地位。其时，百家争鸣，各家鼓吹自己的学说都尽量拿往古的历史做论证，于是纷纷引用《尚书》的材料。据统计，当时引用《尚书》次数最多的是《左传》，达五十多次，所引篇名十八篇。到了汉代，《尚书》被列为“五经”，此后两千年来，《尚书》成了儒经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
《尚书》等儒家书籍既被“法定”为经典，就有了不可更改的荣耀。为了统一各种传写本文字的分歧，作为各封建王朝立于学官各经的国家定本和考试时所依据的法定本，便产生了刻在石碑上的“石经”。从汉代开始，魏、唐、宋、明、清各代都曾刻石经，其中最重要的是汉、魏、唐三代石经。
汉石经又称《熹平石经》。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灵帝命蔡邕与堂溪典等人，依据立于学官的汉代金文经，正定经书文字，用隶书一体写成《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七经，刻石64块，立于太学门外。其中《尚书》用欧阳氏本，凡29篇，全经共18650字。据文献记载，“熹平石经”公布后，前往洛阳抄写、校对者络绎不绝，太学门前每天有几百辆车子，甚至交通被堵塞。可惜到唐初，汉石经已毁灭殆尽。后来虽有残石出土，但所剩无几，据统计，《尚书》仅存1026字，分属23篇。
魏石经亦称《三体石经》，于魏正始（公元240——249）年间立于“汉石经”西面，共35石，刻《尚书》、《春秋》及《左传》至庄公中叶止。因当时立于学官的是古文，而太学旧有“汉石经”为今文，所以补刊这两种古文经及传。《尚书》用马融作注的孔氏《古文尚书》，计34篇，也是18650字，其字体同时用了古文、篆书、隶书三体。魏石经到唐初也毁。后来出土的残石《尚书》经文仅存1141字。
唐石经也称《开成石经》，始刻于公元833年，成于837年，立于长安国子监太学，共227石。刻《易》、《书》、《毛诗》、《三礼》、《春秋三传》、《孝经》、《论语》、《尔雅》共十二种。其中《尚书》用楷书刻写，计27134字。全石今在西安市碑林，基本完好无缺。“唐石经”既是《尚书》今、古文学递嬗时期诸石经的殿后者，又是伪古文定于一尊后各种版刻本的开山祖。今日所常见各种版本的经文，都是“唐石经”的直接或间接的翻刻本。因此，校勘版刻本《尚书》唐石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原载1987年1月23日《宁夏日报》）
《逸周书》的成书年代
《逸周书》，原名《周书》，因为所载篇章不见于《尚书》的《周书》部分，古人认为是儒家整理《尚书？周书》后的逸篇，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开始将它叫做《逸周书》。
《逸周书》的内容，《汉书？艺文志》说是“周史记”，西汉刘向说即“周时诰誓号令”。从今本看包括了西周至春秋六百年左右的事迹，关于周初文王、武王、周公的篇幅约占全书五分之四，体裁不限于诰誓号令，还有涉及生产活动和哲学宗教等方面的记载。从今本文字看，有的简古，有的夸饰，但大多同西周金文的风格不同，说明它屡经后人删改增饰。正因为此，关于《逸周书》的成书年代众说纷纭。
清代朱右曾在《逸周书集训校释序》中肯定为春秋以前的作品。郭沫若也认为《世浮》、《克殷》、《商誓》为西周初年所作，特别是《世俘篇》，“除文字体例当属于周初以外，其中所记社会情形与习尚也多与卜辞及古金中所载者相合”（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追论及补遗》七）。顾颉刚亦力主其说，以为《世俘篇》著作时代早，最可信，“无论在用语上，在历法上，在制度上，在史实上，《世俘》必然是西周时代的一篇记载”。（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载《文史》第二辑）
仓修良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认为，多数篇章是出于战国时代摹拟周代诰誓辞命之作，因为就本书所体现的总的思想来看，它夸张武功，以武德为最高道德标准，这正是战国时代的思想。
而竺可桢在《物候学与农业生产》（载《新建设》1964年8、9期合刊）一文中，从物候学推算，认定《逸周书》应当作于东汉时代。
合理的解释大致是，现存的《逸周书》60篇并非出于一时。其中实有周代文献，也有战国时期各学派撰写的和汉代撰写的篇章，还有几篇当是晋以后从古文献中补缀的。
《逸周书》成书年代历代学者虽多有争议，但向来被认为是研究周代历史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左传》、《战国策》就已转录了书中的一些话，汉、魏人著书引用的更多。《克殷》、《度邑》两篇内容基本为《史记？周本纪》所吸收。另外，书中《度邑》、《作雒》等篇，记载周公营建洛邑的情况，比《尚书》和《史记》都要详细；《职方》所述九州人口、山川、物产等，《王会》有关古代氏族部落的传说等，某些内容已不见它书。至于书中保存的宗教和哲学资料，思想文风不像周初作品，使用时需作审慎地考辨。总之，《逸周书》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研究周代及先秦历史不能不加注意。
（原载1987年3月6日《宁夏日报》）
《诗经》与周代社会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早已广为人知，其基本情况、主要内容、文学特点更有大量论著加以阐述，故本文仅略述其史料价值。
《诗经》共三百零五篇，其中《商颂》五篇，经学者考订系商代后裔宋国士大夫在周代所作，可用来考证商代初期的史事。所余三百篇，包括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前六世纪五百多年间的作品，绝大部分都可取证周代的历史，是研究周代社会必不可少的史料。《诗经》的篇章涉及到周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现将其最富有史料价值的内容简要列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