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明代著名学者焦竑在任皇长子讲官时，采辑前代名人事迹，并配以插图，编成《养正图解》。该书专为教育太子而作，所选内容很能反映编辑者的治政思想。书中强调对太子的教育关系着将来国家的治乱，应引起重视。而君主更应加强自身修养，任贤杜佞，同时注重兼听、纳谏，惠及民众。
关键词：焦竑；《养正图解》；治政思想
焦竑，字弱侯，又字从吾、叔度，号澹园，又号漪园，生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享年八十岁。（关于焦竑生卒年，有不同说法。这里生年据容肇祖《焦竑年谱》，载《燕京学报》第二十三期。卒年据明代黄汝亨《祭焦弱侯先生文》，载《寓林集》卷二十）他原籍山东日照县，祖上在明初以军功封副千户，“宦游留金陵（今南京），二百余载”（焦竑《与日照宗人书》，载《澹园集》卷十三），遂世为南京人。焦竑嘉靖四十三年（1564）中乡试举人，万历十七年（1583）中进士一甲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后迁东宫讲读官。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任顺天府乡试副主考时，遭到曾得罪过的同僚陷害，以取士文体险诞的罪名，贬官为州县小吏。次年，他辞官归乡，专事读书作文，讲学论道，成为当时士林领袖人物之一。焦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位著名学者，其学问涉及到经学、史学、文学、哲学，以及宗教、博物、典章制度、金石文字、目录版本等诸多方面。其著述也颇为宏富，撰有《澹园集》，《易荃》、《焦氏笔乘》、《焦氏类林》、《玉堂丛语》、《国史经籍志》、《国朝献征录》、《皇明人物考》、《俗书刊误》、《老子翼》、《庄子翼》、《阴符经解》等近二十种。
纵观焦竑的一生，虽曾入朝为官，但仕途并不得志。他主要的活动及成就就是设教讲学，著书立说。焦竑在明朝以博学见称，其著作深为当时士人所推崇。他的学生、明代学者、大科学家徐光启，把文章分为三大类，即朝家之文、大儒之文、大臣之文，认为对此三者“能兼长而备美者”唯有王守仁与焦竑二人。（徐光启《澹园续集序》）以至于焦竑的文章“行于世者，人皆诵习而宗之”。（吴梦旸《澹园集序》）从其著述中可以看出，焦竑对儒学、佛经、道藏均有深入研究，对历史学的兴趣十分浓厚，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又颇为突出，而文学方面也在明代文坛占有重要地位。学术成就是焦竑最主要的贡献，对其研究的重心当然应放在这方面。但是要对焦竑有完整的认识，还不能局限与此。他历来主张学以致用，又与明代思想界著名的怪杰李贽相交甚厚，其关于国政时事的议论自然时有所见。因而，对焦竑治政思想的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万历二十二年（1594），焦竑出任皇长子讲官。他认为经筵讲官的责任不只限于讲解书本词句，还应对时政有所匡正。因此曾明确指出：“我朝经筵日讲，非徒辨析经史为观美也，为当旁及时务，以匡不逮。”（《焦氏笔乘》卷三《经筵面奏》）当时，能够面奏直谏的讲官很少，因为这样很可能因直言而贬官。正如焦竑所说：“近世面奏唯两人”（同前），即嘉靖时修撰吕楠和祭酒陆深，二人皆因此而由京师被贬谪为地方小官。可是，为人耿直的焦竑不顾这种现状，仍然坚持学以致用的精神。为此，专门编撰了《养正图解》一书，准备献上，作为太子的教科书。他在该书自序中说：
竑以职事叨从劝讲之后，窃愧空疏靡所自效。独念四子五经，理之渊海，穷年讲习，未易殚明。我圣祖顾于遗文故事拳拳不置，良繇理涉虚而难见，事征实而易知，故古今以通之，图绘以象之，朝诵夕披而观省备焉也。竑诚不自揆，仰遵祖训，采古言行可资劝诫者，著为图说，名曰《养正图解》，辄录上呈，以俟裁定。
焦竑编撰《养正图解》颇费苦心，他从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中，采摘了六十个可作为治政借鉴的故事。其时代上起西周、春秋战国，中经两汉、魏晋南北朝，下迄唐宋两代。其人物主要是圣君明主，如周文王、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等，涉及二十多位古代帝王的言行。也有哲人（如孔子）、贤相（如汉代魏相、唐代韩休、宋代赵普等），及其他古代名人的事迹。他把这些名人故事编成生动的短篇，配以形象的图画，写上醒目的四字标题，很适合未成年嗣君的学习。可是书编成后，却引起了同官郭正域等人的妒忌，“恶其不相闻，目为贾誉”（《明史？焦竑传》），散布流言蜚语加以阻挠。焦竑为避在储君面前沽名钓誉之嫌，便没有把书献上。不过，由于《养正图解》确实编的不错，当时即受到人们的重视。在万历年间，就由祝世录作序，丁云鹏绘图，吴继序书解，吴怀让捐赀，黄奇镌刻成书。（明祝世录《养正图解》序）至清代又不止一次有过重刻本，但主要用于宫廷，流布不广，至今已较为罕见了。笔者研究焦竑著述时，在北京图书馆阅读了万历年间刻印的《养正图解》，深为其图文并茂所吸引。中国古代为太子讲学者甚众，但大多是对现成的经书典籍进行词句的诠释，至于独持己见，自编教材为储君讲学者，则甚为少见。而其书能留传至今者，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因而，《养正图解》不仅是对焦竑进行全面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著作，而且对于研究古代治政思想的发展和古代储君教育的状况，也具有很高的价值。下面，就《养正图解》一书中反映出的治政思想，略加论述。
一谕教太子是国家“根本至计”
在我国古代，封建帝王是国家最高首脑，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的治乱往往与帝王的思想状况、治政能力有直接关系。而太子是未来的国君，在成年前对其谕教的效果直接关乎其继位后的表现，因而长远来看，谕教太子确为国家的根本大计。对此，焦竑在《养正图解》开头就有明确表述：
为帝者，首乃海内甫定即垂意根本至计，博远耆艾魁垒之士从太子诸王以游已，命诸臣讲读经书暇，开陈明君、良相、孝子、忠臣诸故事及时政沿革、民间疾苦之类已，又命绘农业艰难与古孝行图以进，盖其为教可谓本末具举，蔑以复加已。
这里不仅指出了谕教太子的重要性，并且列出了谕教的内容。
焦竑认为，人无生而圣者，必须经过长期教育，才能懂得修身治国之道。因而，主张教谕太子应从童年开始。如他在自序中所说：
夫圣须学也，学须正也，而功必始于蒙养。古者八岁而就外傅，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入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而戒惧，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而比义。盖积习见闻，纳之轨物，故成材易也。
焦竑之所以强调“功必始于蒙养”，是有针对性的。对当时的状况，南京吏科给事中祝世录在《养正图解序》中概括说：“三代而上，亟于谕教，缓于册立，而太子等与元士齿；三代以降，侈于册立，缓于谕教，而太子贵为国储、为君副，奚暇诗书絃诵之事頫首而事之哉。”正因为如此，祝氏对焦竑的《养正图解》很是推崇。他在序言中说：
竑之此书，殆远遵圣祖绘图之意，仰体皇上式穀之思，而亦欲以尽臣子之义于万一耳。皇长子诚披图而悦于目，味解而逊于心，参之今古以合其符，体之身心以验其实，务于养勿伤于骤，比于正弗狎于邪，所以毓成主器而培我国家万万年无疆之庥者，此书未必无小补云。
由于焦竑对东宫侍讲的意义有明确认识，因而在为太子讲授时十分认真，一丝不苟。有一次，他正在讲书，忽遇群鸟飞鸣而过。皇太子被飞鸟所吸引，抬起头来向窗外观望，焦竑立即“辍讲肃立”。待“皇长子敛容听，乃复讲如初”。（《明史？焦竑传》）在讲书时，焦竑还注意用启发的方式进行教育。以往“讲官进讲罕有问者”（同前），可他却每讲完一章都要请皇长子提出疑问。皇长子提不出问题，他就进行反问，启发其认真思考，结果这位年“方十三龄”的储君，竟能“答问无滞”（同前）。对此《明史稿？焦竑传》指出。皇长子“中外咸知睿质之美，亦由竑善启迪也”。
二君主治政必须加强自身修养
在封建时代，君主被捧为真龙天子，其一言一行往往都影响到国家的治乱。“君为德义，则贤人皆动其心，欲助成上之德义，而图天下治安，故治必从之。君为佚乐，则小人皆动其心，欲承顺上之佚乐，而图一身富贵，故乱必从之。”（《养正图解？因乐求贤》。以下引自《养正图解》的引文，只注篇名。）因而，儒家历来以修身治国并列，焦竑也特别注重君主的自身修养。
君主修身必须要节制享乐的欲望。《因乐求贤》篇指出，“人君纵以佚游为乐”，将引起国家之乱，“不可不谨也”。《养正图解》还专编了《戒君节饮》篇，讲春秋时陈敬仲劝齐桓公饮酒要有节制的故事，指出“酒以成礼，不继以淫”，告诫君主不可沉湎于酒中。另有《散遣宫人》，讲开宝五年，宋太祖下令放遣后宫百名宫女的故事，也属于劝君节欲的篇章。
对君主不仅要求节欲，而且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看书写字。《论字知非》篇载，宋仁宗为太子时，由张士逊任谕德官。一日，张士逊到中书省，见到宰相王旦，极力称赞太子学习书法很有法度，结果被王旦指责为失职。接着书中发议论说：“大抵人主之情，莫不有好。其好声色货利，足以戕生伐性，贻害生民，不必言矣。至于读书作字，已是美事。然梁朝萧绎读书万卷，昼夜为常，略无休已。宋文帝字法之美，自谓不减子敬，胜于羊欣。皆无益于生民，无补于治道，由其不能以古道修身治国，而徒没于伎艺之末，又何益哉？”因而，要求君主应该阅读经世治国的诗书载籍，从中吸取“圣贤格言正论”，了解“古今得失兴衰之迹”，进而“取其善者以为法，恶者以为戒。”（《井窥示警》）这也就是要国君“以古为镜”。
为强调学以致用，还编入了宋朝贤相李沆读《论语》的故事。李沆得暇常读《论语》，有人问他：《论语》是浅近之书，为何反反复复总是看它？李沆回答说：我居宰相之职，当使朝廷政事件件休举，天下百姓人人得所，而后才可能算做称职。且如《论语》中有两句说道，“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今朝廷之上，冗费尚多，财用缺乏，是我不能“节用”也；阎闾之间，差赋繁重，百姓愁苦，是我不能“爱人”也；一切不时之作，妨害民事者，往往有之，是我不能“使民以时”也。只这两句书，我尚不能行，何况其他。可见圣人之言看着容易，做着实难，终身诵法可也，岂可忽哉！（《常读〈论语〉》）李沆读书是为了指导自己的行动，因而反复研习圣人经典，被称为“能读书者”。这里强调“古人读一句书，便行一句”（同前），是向储君灌输学以致用的精神，可谓抓住了君主自身修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