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字弱侯，又字从吾、叔度，号澹园，又号漪园，生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卒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享年80岁。（生年据容肇祖《焦竑年谱》，载《燕京学报》）第23期。卒年据明黄汝亭《寓林集》卷15《祭焦弱侯先生文》。）他原籍山东日照县，祖上在明初以军功封副千户，“宦游留金陵（今南京），二百余载”（焦竑《与日照宗人书》，载《澹园集》卷13），遂世为南京人。焦竑自幼聪慧好学，为诸生时就负有盛名，后又拜泰州学派著名学者耿定向、罗汝芳为师，学业大进。万历十七年（1589），中状元，任翰林院修撰，迁东宫讲读官。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做顺天府乡试副主考时，遭嫉恨他的同僚陷害，被贬谪为福宁州同知。次年，正值三年一次的地方官政绩考核，他又被降级，便辞官回乡，专心讲学论文，著书立说。
焦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位著名学者，著述宏富，撰有《澹园集》、《易荃》、《焦氏笔乘》、《焦氏类林》、《俗书刊误》、《老子翼》、《庄子翼》、《阴符经解》等近二十种著作。他的学问涉及到经学、史学、文学、哲学以及宗教、博物、典章制度、金石文字、目录版本等诸多领域。其中以史学方面的成绩较为突出，而且他治学的精博在明代就已引起了当时学者的注重。万历二十二年（1594），大学士陈于陛上《恭请圣明敕儒臣开书局纂辑本朝正史以垂万世书》（见《明经世文编》卷426），建议修国史，就请焦竑总领其事。焦竑为修国史，曾上《修史条陈四事议》（见《澹园集》卷5），就本纪、列传、职官、书籍四个方面，发表了自己对修史工作的意见。可惜的是，陈于陛在万历二十四年病逝；次年，皇宫三殿又遭大火焚毁，修史工作被迫中止。当时修撰完毕的，只有焦竑《国史经籍志》一种，“其他率无所撰”（《明史？焦竑传》）。之后，他又先后编撰了《国朝献征录》、《玉堂丛语》、《熙朝名臣实录》、《殉国忠臣录》、《皇明人物考》等史学著作。由于《熙朝名臣实录》、《殉国忠臣录》等书已散佚失传，现存的其他史学著作对于研究焦竑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成就，便显得更为珍贵了。
焦竑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为《玉堂丛语》作序，次年即逝世，因而此书成了他最后一部著作。此书在体裁上模仿《世说新语》，“採摭明初以来翰林诸臣遗言往行，分条胪载，凡五十有四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每类都有篇名，并仿照《世说新语》，篇名均凝练为二字。其中言语、文学、政事、识鉴、方正、品藻、术解、俭啬、汰侈、忿狷、惑溺、仇隙等，直接沿用《世说新语》。另除改动了部分篇名外，又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了铨选、召对、讲读、荐举、纂修、出处、事例、科试、科目等类目。全书分为八卷，所记内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作者亲身耳闻目睹的记录，具有第一手史料的性质。其二，采自有关人物的传状、碑铭、年谱，剔除那些歌功颂德的浮词，其基本内容都较为靠实。其三，摘自文集、笔记和杂著，凡引资料，均注明出处。所引书籍六十余种，其中有十余种原书已经亡佚，这部分材料幸赖此书得以保存下来。明代顾起元在《玉堂丛语序》中说，此书“义例精而权量审，闻见博而取舍严”，史料价值是较高的。郭一鹗《玉堂丛语序》也说：此书“体裁仍之《世说》，区分准之《类林》，而中所取裁抑扬，宛然成馆阁诸君子一小史然。”因此，此书是研究明史不可忽略的一部重要著作。
《玉堂丛语》的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涉及史事广泛，史料内容丰富
《玉堂丛语》记事上从明太祖洪武年间开始，至明神宗万历年间，时越二百余年，虽说主要记载翰林人物的言行，但实际叙述却远远超出此限。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五百余人。其中，封建帝王如明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等都有涉及。中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或尚书，或左、右侍郎，或郎中、员外郎、主事，皆有事迹记载。其他如都御使、大理寺卿、太常寺卿、太仆寺少卿、国子监祭酒、尚宝司司丞等各部门官员，以及宫中太监均胪列书内。地方上的知府、知县及大小官吏，也时有所及。至于翰林院，书名就直接点出“玉堂”（既翰林院）二字，为其记载的中心。当然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五经博士、待诏，以及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各级人物全都记录在册。正如顾起元序中所说：“其官则自阁部元僚，而下逮于待诏应奉之冗从。其人则自鼎甲馆选，而旁及于征辟荐举之遗贤。”几乎包罗了统治阶级所有阶层的人物。
由于所记人物包括各色人等，涉及的史事当然就非常广泛。如卷之四《侃直》记载，“李东阳同刘健等上疏”，指出皇帝“近日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奉事渐晚，嬉游渐广”，整日沉溺于“奢靡玩戏”、“弹射钓猎”、“鹰犬狐兔”、“弓矢甲胄”之中。这反映了封建帝王荒淫废政的情况。卷之二《铨选》记载：“吏部及锦衣卫吏，则坐名拔缺，盖皆依托势要，行重贿以图厚获者。新旧相代，索顶首银多至千金。”揭露了明代官场行贿公行的弊端。卷之二《筹策》，叙述巡抚杨一清与太监张永合谋，逮捕权臣刘瑾的经过，则透露了高官显贵之间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至于地方官与军队横行乡里，卷之二《政事》也有两条材料很能说明问题，其一，“吉安岁凶，赣帅全与吉安守有隙，禁吉民勿入籴，民啼号于道。”其二，熊鼎以佥事职务“分部台、温”二郡时，有“平阳军校掠农妻五年”。经他审理，“罪校入律，断其妻还农”后，“军中所掠妇数百，皆夜遣去，一营几空。”这说明当时军队抢掠驻地民妇的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以上所述都是研究明朝政治状况的有用史料。
经济方面，卷之二《筹策》记：“徐公階念虏移庭牧，宣、大与虏杂居，士卒不得耕种，米麦每石直中金三两，而所给月粮仅七鐶，半菽且不继。时畿内二麦熟，石只直四鐶，可及时收买数十万石。石费五鐶，可出居庸，抵宣府；费八鐶，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约合计之，费中金一两，而士卒可饱一月食，其地米麦当渐平。县疏上，上大悦，令密撰谕行之。”这段记载，叙述了当时边地与京畿的米麦价格及运输费用，是研究明代经济史的具体史料。《筹策》类还记述了户部侍郎刘大夏实行“收市法”，把原来“粮百千石，草千万束”方可籴买的规定，调整为“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即可籴买输边。从而使得“有粮草家自得告输”，贵族子弟无法牟利，边地则“仓场有余积，私家有余财”。这反映了当时经济政策的变化。卷之二《政事》类，记载“苏郡岁赋二百二十余万，天下无与比”；“天下盐额，独淮、扬重，岁赋六十余万金，应上供司农为五十万金”，则反映了当时赋税的状况。另外，卷之四《献替》载：光禄寺“弘治以来，添有坐家长随七八十员，又添传饭内臣百五十余员。天下常贡已不足用，内责宗师铺户买办，官中不给，负累市井赊借”。后刘大夏以“光禄日办桌面，不胜查算，日杀牲无虑数百，既非节财之道，亏爱物之仁”，上疏请求裁员，结果削减后“岁省光禄银钱八十余万”。这更是研究明代宫廷消费状况的具体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