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焦氏笔乘》是明代中后期著名学者焦竑的一部笔记体著作，所载内容汇集了大量有用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古诗无叶音”的创见是对古代音韵学的一大贡献，文字训诂的成果有嘉惠后学之功，辨伪的文字论辩有力，关于注疏的条目注重解惑纠谬，对于古籍的考据则广泛而精细。《焦氏笔乘》内容广博，包括着丰富的文献学研究成果，论述明代以及中国古代文献学发展史，不能忽视对该书的深入探讨。
关键词：焦竑；《焦氏笔乘》；文献学
《焦氏笔乘》是明代中后期著名学者焦竑的一部笔记体著作。
焦竑治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博洽贯通。他“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明史？焦竑传》）这一点在《焦氏笔乘》中有充分反映。该书分正集六卷，续集八卷，凡二十余万言，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有古史记载的正误、名物制度的考据、文章词赋的品评、儒家经典的解释、佛道教义的阐发、古今人物的臧否、师友言行的记述、当时事件的记载、文字音义的考证、目录版本的研究、古代医方的撮录、地方文献的辑证等等诸多方面的记述。
《焦氏笔乘》是焦竑读书和讲学的笔记辑集，其中有许多前人著述的转录，而又未尽注明出处，亦难免有以讹传讹之误，致使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讥评。但是，统观全书，所载内容汇聚了大量有用资料，其中多有焦氏自己的心得体会和真知灼见，而且保存了许多有关当时人物史事的第一手材料，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正因为如此，焦竑在世时《焦氏笔乘》即受到学人重视。万历八年（1580），先有“友人”将该书刻印了数卷；万历三十四年（1606），全部正、续两集《焦氏笔乘》由焦竑的学生谢与栋刻印行世；且随后又多次再版印行。后世学者也很推重该书。如明末清初学者方以智所著《通雅》之中，就屡屡引证《焦氏笔乘》之说，到了清末及民国时期，《粤雅堂丛书初编》、《金陵丛书乙集》、《丛书集成初编》、《国学小丛书》等多部丛书将该书收入其中。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焦氏笔乘》列入《明清笔记丛书》，加以点校出版。这一切足以说明《焦氏笔乘》的重要性，很有必要认真研读，发掘其精华，以利学术研究的进步。但是，笔者至今尚未见到全面研究《焦氏笔乘》的专论发表，故而不揣浅陋，从文献学角度对该书的学术价值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音韵是研读古代文献不可回避的一门学问，《焦氏笔乘》中有十余条涉及音韵的文字。其内容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指出文字的具体读音，如《霓可两音》、《甄有三音》、《敦有九音》、《琵、番、蒲、司、帆作仄声》等。二是对音韵学的一些问题加以探讨，如《三十六字母》、《次韵非始唐人》等。其中正集卷三《古诗无叶音》一条尤为重要，是焦竑对古代音韵学的一大贡献。
“叶音”之说大约出现于六朝时期，当时学者读古书时感到用韵有不和谐的地方，便不加深思地把某字改读为某音，称之为“叶韵”或“叶句”，而且认为古人也是如此求得和谐的。其实这是没有意识到古今语音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唐中叶以后，改读古人文字以求叶韵的风气更加盛行。宋代吴棫的《韵补》、郑庠的《诗古音辨》也是以叶韵为基础编成的。焦竑在研究《诗经》时认识到，音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因而率先提出了“古诗无叶音”的创见。《古诗无叶音》首先明确指出：
诗有古韵今韵，古韵久不传，学者于《毛诗》、《离骚》，皆以今韵读之。其有不合，则强为之音，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驺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与“豵”，又音“五红反”而叶“蓬”与“豝”；“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鸠”与“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逵”。如此则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矣，岂理也哉？
接着引证文献，举例说明：
如“下”，今在“祃”押，而古皆作“虎”音：《击鼓》云“于林之下”，上韵为“爰居爰处”；《凯风》云：“在浚之下”，下韵为“母氏劳苦”；《大雅？绵》“至于岐下”，上韵为“率西水浒”之类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关雎》云“寤寐思服”，下韵“辗转反侧”；《有狐》云“之子无服”，上韵为“在彼淇侧”；《骚经》“非时俗之所服”，下韵为“依彭咸之遗则”；《大戴记？孝昭冠辞》“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韵“崇积文武之宠德”之类也。……此等不可殚举。使非古韵，而自以意叶之，则“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泽”何皆音“铎”，而无一字作他音者耶？《离骚》、汉、魏去诗人不远，故其用韵皆同。世儒徒耳目所不逮，而穿凿附会，良可叹矣！
焦竑在这里一扫前人读古音的谬误，建立了叶韵即古音的理论。
受焦竑的启发，他的好友、音韵学家陈第进一步阐发其古音学理论，撰成《毛诗古音考》四卷，并请焦竑为之作序。陈第之书，列举四百余字，每字先以《诗经》自证，细致周到，确凿有据，使“古诗无叶音”之说成为不刊之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毛诗古音考》颇为推崇，认为开创古音韵研究“以经证经”，“廓清妄论”的新局面，“此书实为首功”。（《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二《经部？小学类三》）四库馆臣对陈第之书的评价并不过分，然而却忽视了焦竑的启迪作用。其实陈第在《毛诗古音考跋》中说明撰作起因时曾明确提及：“往年读焦太史《笔乘》曰‘古诗无叶音’，此前人未道语。”清初江永《古韵标准？例言》亦说：陈第“最有功于《诗》者，谓古无叶音，《诗》之韵即是当时本音。此说始于焦竑弱侯，陈氏阐明之。”对于《毛诗古音考》的著作过程，李焯然先生《焦竑与陈第——明末清初古音学研究的两位启导者》一文曾做过考证，其中指出：“万历二十九年辛丑（一六零一），陈第读到焦竑‘古诗无叶音’之说，才刺激起他进行考证的念头。万历三十二年甲辰（一六零四），陈第游金陵，特向焦竑问学，经焦竑指正，才著手编撰《毛诗古音考》，这事并见载于焦竑《澹园集》卷十四《毛诗古音考序》及金云铭《陈第年谱》万历三十二年条。观此可见‘古诗无叶音’之说，确是焦竑的创见，而陈第的研究是深受他的影响的。”（李焯然著《明史散论》，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4月版，第146页至147页）因此焦竑在我国音韵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而《焦氏笔乘》所载《古诗无叶音》这条材料的价值也不言而喻了。
二
文字是文献的基础，研读古代文献首先碰到的就是文字问题，因而文字学与文献研究密切相关。焦竑对古代文字做过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有不少独到见解，这在《焦氏笔乘》中也多有反映。
“六书”是古代学者分析汉字形、音、义而归纳出来的六种造字条例，是文字学的基础理论之一。研究文字学，首先碰到的就是“六书”问题。《焦氏笔乘》中，有《郑夹漈论六书》、《熊朋来论六书》、《（杨）用修论转注》、《（周）伯琦论转注之误》等十余条文字评论前人关于“六书”的看法，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焦竑认为：
《周官》六书之名，曰“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假借、转注”，旧矣，然不若班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之说，因名而可以得其义也。（正集卷六）
汉字是表意文字，“象”字最能体现这一根本特征，焦竑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对于假借，前人说法各异，且语焉不详，难以理解。焦竑举例说：
如兵甲之甲，借为天干之甲；鱼肠之乙，借为天干之乙。义虽借而音不变，故曰假借。（同上）
这里实际说的是假借借音不借义。为了对假借有更明确的理解，正集卷六专有《古字有通用假借用》一条，从《易》、《诗》、《书》、《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国语》、《说文》、《史记》、《汉书》、《三国志》、《孟子》、《庄子》、《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山海经》、《风俗通》等数十种古文献中，摘引出一百多组通假字，以大量的具体例证为假借的含义作了注脚，其例如：
《国风》“猗嗟名兮”，《玉篇》引“名”作“（）”，眉目之间也。《西京赋》“眳藐流盼，一顾倾城”；注“眳，眉睫之间，皆言美人眉目流盼，使人冥迷，所谓一顾倾城也”。名、（）、眳三字，古通用。
又尉佗曰“使我君中国，何渠不若汉”；《长安狭斜行》“丈夫且徐徐，调弦渠未央”；渊明诗“寿考岂渠央”；黄鲁直“木穿石槃未渠透”。“渠”字班史及古乐府、王融《三妇艳诗》，倶作“遽”字。宋王楙引《庭燎》诗注云：“夜未渠央，渠当呼作遽，谓夜未遽尽也。”渠、遽古通用。
至于转注，焦竑指出，元代周伯琦等人所说“转注者，侧山为阜，倒之为币”，是错误的。从而提出自己的看法：
转注，转音而注义，如敦本敦大之敦，既转音敦，而为《尔雅》“敦丘”之敦；又转音对，为《周礼》“玉敦”之敦，所谓一字数音也。……转注如注水行地，为浦为溆，各有名字矣。（正集卷六）
上述焦竑对“六书”的见解虽然未必皆是，但其用力精微，确有超过前人之处，不愧为一家言。
在对文字学的深入研究中，焦竑发现“号称博洽”的汉代大儒，如郑玄、贾逵、杜预、刘向、班固、刘熙等人，“其所训注经史，往往多不得古人制字之意”。于是在正集卷六专有《汉儒失制字之意》一条加以批评：
姑以释亲言之，如父云，矩也，以法度教子也。母，牧也，言育养子也。兄，况也，况父法也。弟，悌也，心顺行笃也。子，孜也，以孝事父，常孜孜也。孙，顺也，顺于祖也。男，任也，任功业也。女，如也，从如人也。姑，故也，言尊如故也。姊，咨也，言可咨问也。夫，扶也，以道扶接也。妇，服也，以礼屈服也。妻，齐也，与夫齐体也。妾，接也，以时接见也。凡此率以己意牵合，岂知古人命名立义，固简而易近乎？……乃漫不之省，辄为之附会，其说亦凿矣哉？
那么这些字的本义究竟如何？焦竑依据古文字的形体，经过细致的分析，做出了符合汉字造字规律的较为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