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现实人间有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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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5章

大凤、小凤未等他俩近身,就各伸手制住一个,再用大背包摔倒了他俩,又各伸右脚踹断了那两个日兵的喉头。

她俩各取一支带刺刀的长枪,摘下他俩的子弹带,飞奔到东庙集东头马匹处,各骑上一匹战马,向街心酒馆奔去,又遇上一个从酒馆出来的日兵。那日兵刚要举枪,小凤一镖结果了他,接着姐妹俩跳下马,跨进酒馆,同时向围桌喝酒的日兵开枪,撂倒四五个日兵后,即跑出酒馆纵身上了马背,打马向西奔去。这时街上空无一人,剩下的四个日兵追出酒馆,只见两个女人骑马奔出街西头,他们跑步追出街西,两骑马已接近北大山东山口,他们胡乱打了几枪,就回到拴马处,急急将小队长在内八具尸体各綁上一匹战马,向山城奔去。

第二天十点多钟,山城出动了一百多日兵,到东庙集时,街上没了摆摊子的,也无人走动,家家店门都紧闭着。砸开东庙酒馆大门,老板战战惊惊走了出来,一个日军军官哇里哇啦说了几句,日军翻译对他说,少佐问你昨天那两个女人是什么的干活,住在哪里。老板搬出了昨夜王雁教他的话,说昨天杀太君的两个女人可能是共产党的游击队;说游击队神出鬼没,来去如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谁也摸不清他们的行踪,听酒客们传说,游击队有几万人,一般驻扎在北大山里面;说游击队能在树头上跑,草尖上飞,一天能走二百里山地,曾经有两个游击队员就制服了二百多凶恶的土匪。

日军少佐听了翻译的话后,脸色变得铁青,骂了一句八格牙鲁,说马虎子(共产党游击队)的大大的坏!说着,立马带队向北大山走去,他们在北大山入口处的山头上架上重机枪,少佐拿望远镜仔细看了一会,见那山峰林立,岭岭相连,重重叠叠,无边无际,他怕中游击队埋伏,指挥兵士们打了十几发迫及炮弹,扫了一阵重机枪,就带队回了山城。自此,短腿子倭寇始终没有跨进北大山一步。而这一带的日军关于马虎子的事却传开了,个个都怕碰到马虎子。

再说,王大凤、王小凤回到龙村向王小木、李小园、王占山一说,王小木狠狠批评了她俩,说她俩不该私自外出,冒险杀鬼子,不仅自己置身于险地,而且很可能给东庙集和龙村惹祸。王占山、李小园却说杀鬼子给我们中国人长志气,无可厚非,还对大凤姐妹俩大加赞扬了一通。末了,李小园笑着吩咐她俩今后不要私自外出,以免她们的爷爷担惊受怕。大凤、小凤走后,李小园三人立即商量了应对之策:一、派王占山的孙子王雁领十个青年携带大刀、暗器、手枪,连夜去东庙集酒馆对老板作了布置,又要东庙集居民连夜疏散到邻村,防止日本鬼子报复。二、派李奋超领二百多名青年携带大刀、长枪埋伏在进东山口后第二道丘岭的密松林里,放日兵进山后听到里面信号就从后面打日本鬼子,尽可能挨近日兵,同日本鬼子打肉搏战。三、派甄小槐、王大力领二百名青年在离东山口五里的八道弯山梁迎击日军。此外,又命王大安领着三百多青年男女埋伏在离八道梁子二里地的三岔沟,准备随时接应增援王雁、李奋超他们。龙村所有的老少也作好了应战准备,特别是在南山口、西山口增加了守望人员。

可惜,一百多日军没有进山,未能让龙村人出一口恶气,否则定会叫东洋鬼子有来无回。

蒋介石其人实在是个怪胎。他想做中国的皇帝,为他的四大家族,为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谋利益,就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共产党当作死对头,千方百计,处心积虑地要剿灭中国共产党。日本鬼子进犯东三省时,他竟然严令他的把兄弟张学良不要抵抗,率领几十万东北军退到关内,去陕西打共产党,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内”。“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进犯华北,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蒋委员长却保存他对付共产党的实力,命令国民党将士们避开日军锋芒,跑步后退,又派何应钦同日本签《何梅协定》,以致华北、上海、南京很快沦陷。尽管西安事变,蒋委员长被迫同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但仍不忘给他的将士发剿匪手册,嘱咐他的将士要防共、限共,要同****搞摩擦,悍然命令汤恩伯指挥二十万军队制造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

蒋委员长的见识真是连乡野草民也不如。农村里一家兄弟姐妹,为一点私利,平日里斗嘴斗舌,偶而也拳脚相向,弄得头破血流,但一旦兄弟姐妹中任何一人受到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欺负时,头上还在流血的兄弟姐妹们立即团结如一人,全力对付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们。他们懂得首先要御外,然后处理内争,凭堂伯、大舅舅讲理,坚持谈判,求得和解。蒋委员长却不然,放着日本侵略者不打,非定要兄弟相残,灭掉共产党。他成天念念有词,说日本人不可怕,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就是说亡国灭种不可怕,让中国人民坐江山才可怕。真是歪理连篇,千古奇谈,谬论误国,祸害人民。

天下事,无独有偶;天下人,无独有偶。无论什么怪胎,它都有匹配的。比如蒋介石这个怪胎,就有汪精卫这个怪胎相配。

1910年3月,同盟会的成员汪精卫带着炸弹潜入北京,准备刺杀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不幸事情提前败露,汪精卫被捕。在等待审判期间,汪精卫在狱中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

当时负责审问汪精卫的是肃亲王善耆以及

时任法部侍郎的王垿(山东莱阳人,也是当时颇负盛名的书法家),善耆是晚清的改革派,王垿也读过汪精卫的文章,他俩都认为汪精卫是人才,希望他日后能为大清所用,因此有意保释汪精卫。加上后来辛亥革命爆发,摄政王载沣考虑时局影响,最后释放了汪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