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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英国]维·苏·奈保尔(4)

但对我来说,他变了。这种变化使我伤心。

因为他开始干活了。

他开始为别人做莫利斯式椅子、桌子和衣橱。

有一次我问他:“波普先生,你什么时候再做没有名字的东西呀?”他竟臭骂了我一通。

“你他妈的真讨厌,”他说,“快滚开,否则我非揍你不可。”

(张琪译)

博加特

每天早晨,哈特起床后,总要坐到屋后阳台的栏杆上扯大嗓门朝对面叫道:“有事吗,博加特?”

博加特总是在床上翻动一下,用谁也听不见的声音咕哝道:“有事吗,哈特?”

他为什么叫博加特可是件神秘的事。不过,我猜一定是哈特给他起的名字。大家是否记得上映电影《卡萨布兰卡》那年,就是那年,博加特的名字红遍了整个西班牙港,许多年轻小伙子纷纷开始仿效博加特那种冷漠的处世态度。

人们叫他博加特以前叫他佩兴斯(意即“耐心”,也是一种单人纸牌游戏),因为他从早到晚总在玩那种游戏。其实,他并不喜欢打牌。

不论你什么时候走进博加特的小屋,你都会发现他坐在自己的床上,面前放着一张小桌,上面摆着七行纸牌。

“伙计,有事吗?”若有人来,他总是那么轻声招呼一句,然后就不说话了,一沉默就是十或十五分钟。你会觉得要和博加特说点什么几乎不可能,他对什么好像都提不起兴趣,而且傲气十足。他眼睛很小,又老是睡意蒙。他的脸很胖,头发漆黑发亮,手臂肌肉丰满。可他并不滑稽。他做什么事都不慌不忙,即使他洗牌时舔一下大拇指的动作也很优雅。

他是我见过的最冷漠的人。

他借口谋生要开裁缝店,甚至还付钱让我为他写个招牌:

缝纫裁剪,制作成衣

技术高超,款式新颖

价格公道

他买了台缝纫机和一些蓝的、白的和棕色的粉笔。但我怎么也想不出他能和什么人竞争;而且在我印象中,他连一件西服也没做过。他有点像隔壁的那个木匠波普,波普就从未做过一件像样的家具,可整天总是计划呀,刨呀凿的,做着我认为他称其为榫头的东西。每次我问他,“波普先生,你在做什么呀?”他总是回答说:“啊,孩子,这正是问题所在,我在做一件没有名字的东西。”可博加特倒是好,连这样的作为也没有。

小时候,我从未想过博加特是怎么挣钱的。那时,我总是以为人长大了自然就会有钱。波普有一位干各种活计的老婆,结果常常是成了许多男人的朋友。我从来想不出博加特会有母亲或者父亲,他也从未有什么侍候那间大屋主人的仆人在那儿住过。

像博加特这样的人居然也会交朋友,在我看来这真是奇迹。不过,他确实有许多朋友,有一阵他还算得上是本街最受欢迎的人呢。过去我常见他蹲在人行道上,身边围着的都是本街上的大人物。就是像哈特、爱德华和埃多斯这样的人跟他说话,博加特也总是眼皮朝下,用手指在地上画圈圈。他笑时从不出声。他从不讲什么故事。但是,每逢大家聚会时,大家总要说:“我们得请博加特来,那家伙鬼着呢。”我猜,博加特一定给了他们很多安慰和快乐。

要不然哈特怎么会像我刚才说的,每天早上都要扯大嗓门叫道:“有事吗,博加特?”

要不然他怎么会有耐心天天去等博加特那句模糊不清的回答,“有事吗,哈特?”

但有天早上,哈特叫过之后,却没人回答。过去这种似乎一成不变的东西消失了。

博加特不见了。他走了,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了我们。

整整两天,街上的伙计们都一言不发,心情难过。大家聚在博加特的小屋里。哈特拿起留在博加特桌上的那副纸牌,又若有所思地将他们两三张两三张地抛落下来。

哈特说:“你们想他会不会去了委内瑞拉?”

但没人知道。博加特很少对他们吐露什么。

第二天早晨,哈特起床后,点了一支烟,然后走到屋后的阳台上,刚要张口叫,突然想了起来。那天早晨他给牛挤奶的时间比平时要早,牛很不高兴。

一个月过去了,又过去了一个月,博加特还是没有回来。

哈特和他的朋友索性将博加特的房间当作了他们的俱乐部。他们在那儿打牌、喝朗姆酒、抽烟,有时还把偶然遇到的女人带去。没过多久,哈特就因聚众斗殴、赌博遭到了警方的通缉,他花了很多钱才把自己从麻烦中贿赂出来。

好像博加特从未到米格尔街来过一样,毕竟博加特在这条街上只住了4年左右。他刚来时拎只手提箱,想找个住处,哈特正蹲在家门口,一面抽烟,一面看读者晚报上有关板球积分的报道,博加特就问了他。即使是那会儿他的话也不多。据哈特讲,他当时只是说了一句,“你知道哪儿有房子?”哈特把他领到隔壁的院子里,就是这间带家具的仆人房间,每月租金8美元。他立刻在那儿安置下来,然后就取出一副纸牌,独自玩起来。

这给哈特的印象很深。

从那以后,他一直是个神秘的人。他成了“佩兴斯”。

等到哈特和其他人已经或快要把博加特忘了的时候,他却回来了。他是在一个早晨7点左右回到家的,进门后发现埃多斯和一个女人在他床上。那女人尖叫着跳了起来。埃多斯也跳起来,但并不害怕,只是很尴尬。

博加特说:“走开,我累了,我想睡觉。”

那天他一直睡到下午5点钟,等他醒来时发现屋里挤满了老朋友。埃多斯的嗓门又大又噪以掩盖他的难堪,哈特带来了一瓶朗姆酒。

哈特说:“有事吗,博加特?”

“有事吗,哈特?”哈特见博加特接过话茬,好不高兴。

哈特打开朗姆酒,又吆喝波依去买瓶苏打水。

博加特问:“哈特,你的牛都好吗?”

“都好着呢。”

“波依呢?”

“也好。我刚才还叫过他,你没听见?”

“那埃罗尔呢?”

“他也很好。不过博加特,出了什么事?你好吗?”

博加特点点头,然后喝了一大口马德拉斯产的朗姆酒,接着又一口,又一口。没过一会儿,他们就把那瓶朗姆酒喝光了。

“不要紧,”博加特说,“我再去买一瓶。”

大伙从未见过博加特喝过这么多酒,也从未听他讲过那么多话,他们都很惊讶。可是没人敢问博加特到哪儿去了。

博加特说:“你们这帮小子从没离开我这屋吧?”

“没你在,不一样。”哈特回答道。

不过大伙都很紧张。博加特平时总是抿着嘴说话,可这次他的嘴巴却有些抽动,口音里还带点美国腔。

“当然,当然。”博加特这两句话说得纯正极了。他就像个演员。

哈特不清楚博加特是不是醉了。

你们知道,就相貌而言,哈特很像演员雷克斯·哈里森,他平时总是极力增强这种相像。他也把头发朝后梳,两眼眯缝着,说起话来简直就是哈里森。

“见鬼,博加特,”哈特说,他变得颇像雷克斯·哈里森,“你还是快点把一切都告诉我们吧。”

博加特露出牙齿笑了笑,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我会说的。”他说完站起身来,将两只大拇指插进腰带里,“别急,我会把一切都说出来的。”

他点了一支烟,然后朝后仰去,烟熏着了他的眼睛,他眨了眨眼,然后慢条斯理地讲起他的故事来。

他在一条船上谋了份差事,去了英属圭亚那。从那儿下船去了内地,在鲁普罗尼当上了牛仔,向巴西走私物品(他没说是什么),他还将一些年轻的巴西女子带到乔治敦开了一家最棒的妓院,干得正红火,拿了他贿赂的警察却背信弃义,将他抓了起来。

“那地方可高级了,”他说,“没有乞丐。都是些法官、医生和市政要员。”

“然后呢?”埃多斯问,“进了监狱?”

“你怎么这么蠢,”哈特说,“要是监狱,这老兄怎么会和我们在这里?为什么你们这帮人都这么蠢?你干吗不让他讲下去?”

可是博加特已生了气,拒绝再说一个字。

从那时起,这帮老兄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博加特成了电影中的博加特,哈特成了哈里森。早晨的对话变成了这个样子:

“博加特!”

“住嘴,哈特!”

博加特现在成了街上最让人害怕的人。据说连“大脚”都很怕他。此时的博加特竭尽酗酒、骂街、赌博之能事,经常对街上路过的单身女子骂脏话。他买了一顶帽子,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几乎遮住了眼睛。他经常一个人站在院子的高高的水泥护墙边,双手插在口袋里,一只脚抵着墙,嘴里永远叼着根香烟。他几乎成了一个固定的风景。

后来,他又不见了。本来他正和一帮朋友在他屋里打牌,突然起身说:“我去上个厕所。”

他们就四个月再没见到他。

等他回来时,人长胖了点,不过脾气也变坏了不少。他的口音这次可完全美国化了。为了完成这一模仿,他开始向孩子扩张。他在街上招呼他们,给他们钱买口香糖和巧克力。他喜欢摩挲他们的脑袋,给他们忠告。

他第三次出去又回来后,在自己的房间里为本街所有的孩子,或用他的话说“小家伙”举办了一个盛大的聚会。他买了好几箱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差不多一蒲式耳的糕点。

后来,那个住在米格尔街45号的警官查尔斯来了,把博加特抓了起来。

“别胡来,博加特。”警官查尔斯说。

但是博加特没有明白他的暗示。

“怎么回事,伙计?我可什么也没做呀?”

警官查尔斯告诉了他。

这件事在报上引起了反应。指控是重婚罪,不过报上没有披露详情,所有内幕细节都得靠哈特去发现了。

“你知道,”那天晚上哈特在人行道上说,“那老兄在图那普那离开了他的第一个老婆,然后来了西班牙港。他们生不出孩子。他在这儿一直觉得很伤心、很压抑。然后他又走了,在卡罗尼找了个姑娘,他留给了她一个孩子。卡罗尼人从不拿这种事开玩笑,所以博加特只好和那姑娘结了婚。”

“可他为什么又离开了她?”埃多斯问。

“为了做个汉子,和咱哥们在一起。”

……

(张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