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Steinbeck（1902—1968）
1962年获奖作家
天很冷，虽然算不得刺骨严寒但也冻得我拱背缩肩，拖曳着双足，把两手搓热后插进裤兜里。我置身其中的这座山谷，泥土现在呈拂晓时特有的灰紫色。我沿着一条乡间土路往前走，突然看见前方有一座颜色比泥土略淡的帐篷，帐篷旁，橘红色的火苗在一只生锈的小铁炉的缝隙中闪烁。短而粗的烟筒喷出一股灰色的浓烟，烟柱向上直直升起，过了好一会才在空中飘散。
我看见火炉旁有位青年妇女，不，是位姑娘。她身穿一件褪色的布衣裙，外面罩着一件背心。我走近后才发现她那只弯曲着的胳膊正搂抱着一个婴儿，婴儿的头暖暖和和地包在背心里面，小嘴正在吮奶，这位母亲不停地转来转去，一会儿掀开长锈的炉盖以加强通风，一会儿拉开烤箱上的门，而那个婴儿一直在吮奶。婴儿既不影响她干活，也没影响她转动时轻捷优美的姿态，因为她每个动作都准确而娴熟。从铁炉缝隙中透露出的橘红色的火苗把跳动着的黑影投映在帐篷上。
我走近时，一股煎咸肉和烤面包的香味扑面而来，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令人感到愉快和温暖的气味。这时，东边的天空已亮起来，我走近火炉，伸出手去烤火，一触到暖气，全身立刻震颤一下。突然帐篷的门帘向上一掀，走出个青年，后面跟着一位长者。他俩都穿着崭新的粗蓝布和钉着闪亮的铜纽扣的粗蓝布外套。两人长得十分相像，都是瘦长脸。
年轻的蓄着黑短髭，年长的蓄着花白短髭，两人的头部和脸部都是水淋淋的，头发上滴着水，短髭上挂着水珠，面颊上闪着水光。他二人默默地站在一起望着逐渐亮起来的东方，他们一同打了个哈欠，一同看着山边的亮处。他们一回身看见了我。
“早。”年长的那位说。他脸上表情既不太亲热也不太冷淡。
“早，先生。”我说。
“早。”青年说。
他们脸上的水渍还没完全干，两人一同来到火炉边烤手。
姑娘不停手地干活，她把脸避开人，聚精会神地干手里的活。她那梳得平平整整的长发扎成一束垂在背后，干活时，发束随着她的动作甩来甩去。她把几只马口铁水杯、几只铁盘和几份刀叉放在一只大包装箱上，然后从油锅里捞出煎好的咸肉片，放在一只平底大铁盘上，卷曲起来沙沙作响的咸肉片看上去又松又脆。她打开生锈的铁烤箱，取出一只正方形的盘子，盘子上面摆满用发酵粉发得松松的大面包。
热面包香气扑鼻，两位男人深深地吸了口气，年轻人低声说：“耶稣基督！”
年长的人回头对我说：“你吃过早饭吗？”
“没有。”
“那就跟我们一起吃吧。”
这就是邀请了，我同他们一块走到包装箱旁，围着箱子蹲在地上。青年问道：“你也去摘棉花吗？”
“不。”
“我们已经摘了12天了。”
姑娘从火炉那边说：“还领到了新衣服呢。”
两个男人低头瞧着新衣裤，一同笑了。
姑娘摆上那盘咸肉，大个的黑面包，一碗咸肉汁和一壶咖啡，然后自己也蹲在纸箱旁。婴儿的头部暖暖和和地包在背心里面，还在吮奶，我听见小嘴吮奶时的咂咂声。
我们都在自己的盘子上放满面包和咸肉，在面包上浇上肉汁，在咖啡杯里放了糖。那位长者把嘴填得满满的，细细咀嚼了很久才咽下去。于是他说，“全能的上帝，真好吃！”接着他又把嘴填满。
年轻人说：“我们吃了12天好的了。”
这时，每个人都在狼吞虎咽，都把再次放在自己盘上的面包和咸肉又一下子吃得精光，一直吃得每个人都肚里饱饱的、身上暖暖的。热咖啡把咽喉烫得火辣，但我们把剩在杯底的咖啡连同渣子一块儿泼在地上后又把杯子斟满。
阳光现在有了色彩，但这种发红的亮光反而使天空显得更寒冷。那两个男人面对东方，晨曦把他们的脸照得闪闪发亮。我抬头望了一会，看见老者的眼球上映着一座山峦的影子和正爬越过那座山峰的亮光。
两位男人把杯里的咖啡渣倒在地上，一同站起身。年长的人说：“该走了。”
年轻的人转向我，“你要是愿意摘棉花，我们可以帮个忙。”
“不啦，我还得赶路。谢谢你们的早饭。”
长者摆了摆手。“不用谢，你来我们很高兴。”他们俩一同走了。东方的天际这时正燃起一片火红的朝霞，我独自顺着那条乡间土路继续向前走去。
事情就是这些，它之所以令人感到愉快是显而易见的，但它本身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美，因此，我每次回忆时总有一股暖流袭上心头。
（张澍智译）
开小差
斯莱戈和他的朋友没精打采地消磨着他们四十八小时的假期。阿尔及利亚的酒吧间八点钟打烊，可他们在打烊前就喝得有几分醉意了。他们带了一瓶酒，来到海滩上躺下。夜晚的气候温暖宜人，两个人喝完了第二瓶酒后，就脱去衣服，蹚入平静的海水，蹲下身子，坐进水里，仅留脑袋露在水面。“嗳，老弟，真够美气的。”斯莱戈说，“有些家伙花了很多钱来这里，就是为了这玩意，可我们没花一个子儿就来这里了。”
“我倒宁愿待在十号街自己家中。”朋友说，“我情愿在那儿而不愿在其他任何地方。我要看到我老婆，我要看到今年美国的棒球联赛。”
“你可能还要一记耳光。”斯莱戈说。
“我要到希腊人开的饮食店里去，喝上一杯双料的巧克力，里面含有麦精和六个鸡蛋。”朋友边说边稍微浮起身子，以免海水灌进嘴里，“这地方太叫人闷得慌，我喜欢科尼。”
“那儿尽是游人。”斯莱戈接着说。
“这地方太叫人闷得慌了。”朋友又重复了一遍。
“谈起棒球联赛，我倒真想去打它一场。”斯莱戈说，“现在一个人总禁不住想要开小差逃跑。”
“就算你跑掉了，但你究竟跑到哪个地方去呢？无处可去呀！”
“我要回家，”斯莱戈说，“我要观看棒球联赛，我要第一个来到看台上，就像一九四〇年那样。”
“你不可能回家。”朋友说，“没有法子回家。”
刚喝下肚的酒给斯莱戈带来阵阵暖气，温和的海水使他十分惬意。“我有钱，我能回去。”他脱口冒了一句。
“多少钱？”
“二十块。”
“你不会有钱的。”朋友说。
“你要打赌？”
“打赌就打赌，你什么时候给钱？”
“我才不会给钱哩，是你给钱。让我们上岸抓紧时间打个盹儿吧……”
码头上停泊着几条船，这些船运来了登陆艇、坦克和部队。此刻，这些船在码头上装运废钢烂铁，还有从北非战场上运来的被损坏的军事装备，这些东西将送到高炉中熔炼，制造更多的坦克和登陆艇。斯莱戈和他的朋友坐在一堆木条箱上，看着这些船。这时，从高地上下来了一支分遣队，他们押着一百名要装上船运到纽约去的意大利俘虏。一些俘虏衣衫褴褛，有的衣服太破，而且破得不是地方。他们穿着美式咔叽军服。所有俘虏看上去没有一个为去美国而愁眉苦脸。他们来到跳板跟前站住了，等候着上船的命令。
“看他们，”朋友说，“他们要去美国而我们却要待在国外。你在干什么，斯莱戈？为什么你把油一个劲地往裤子上擦呢？”
“二十块，”斯莱戈说，“我还会找到你要钱的。”他站起来，扯下头上外国产的帽子，扔给他的朋友。“老弟，就送给你吧。”
“你要干什么，斯莱戈？”
“不要跟着我，你这个笨蛋。二十块，不要忘了。再会，在十号街再跟你见面。”
朋友看着他向前走去，迷惑不解。斯莱戈穿着油污的裤子和撕破的衬衫向前走着，离俘虏越来越近。趁人们未注意时，他突然挤进俘虏中，然后光着头站在那儿，掉头看着他的朋友。
上船的命令传下来了，分遣队的士兵们押着俘虏上了跳板。斯莱戈发出哀怨的声音：“我不该在这儿，哎，你们不要把我带到船上。”话中夹杂着一些意大利的口音。
“住嘴，劣种。”一个士兵对他咆哮着，“我不在乎你是不是确在布鲁克林住了十六年。上跳板！”他把假装不愿走的斯莱戈推上了跳板。朋友在那堆木条箱上羡慕地看着。他看到斯莱戈走到船的栏杆前，他看到斯莱戈还在申辩，挣扎着要回到码头上，他听到他尖叫着。“哎，我是美国人，美国士兵，你们不能把我带到船上。”话中又夹杂着一些意大利的口音。
朋友看到斯莱戈还在挣扎，接着看到他大功告成。斯莱戈先打了一个士兵一拳，那挨打的士兵举起军棍，照着斯莱戈的脑袋砸下，他的朋友倒在船上，然后，被抬走了。
“这个狗娘养的，”朋友独自咕哝着，“这个狗娘养的真有一手，他们不会一点儿不想法救他的，这事发生时还有其他人在场。唷，天啊，这个狗娘养的牵挂着那二十块钱哩。”
斯莱戈的朋友坐在木箱上好长时间，直到船解缆，拖船把它拖离反潜网，他才离开那地方。他看到那条船编进船队，又看到几艘驱逐舰驶到附近，为船队护航。他沮丧地跑到城里，买了一瓶阿尔及利亚酒，转身向海滩走去。他要以睡眠来打发这四十八小时的假期。
（陈许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