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乔治·奥威尔想不到写出<耳语者>这样一本书？》
文/马努?马哈拉杰
(费吉思先生，您现在看见的，是这篇论文的第一稿)
俄罗斯正堕入建国以来又一个经济增长的陷阱当中。2014年，比起新千年第一个十年中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令全世界为他们担心。而我们伟大的先生，英国的伟大俄罗斯史研究大师奥兰多?费吉思先生，就是在这一年，出版了《耳语者：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私人生活》这部巨著。在深思俄罗斯国家未来的同时，他将全球俄国粉的记忆，又都拉回到了上世纪上半叶。对，那正是《1984》的作者，英国20世纪最伟大小说家乔治?奥威尔正值盛年，以不凡的构思正要为世界勾勒出未来政治的另一面——‘思想警察’的年代。48年，离伟大的、全球偶像斯大林阁下逝世不过5年的时候；而1984年，离苏联社会主义领袖斯大林先生过世，则到了整整第30个年头。1948年，离《1984》写完到问世，还有不到一年的时候；而1984年，苏联正如30年前斯大林逝世时所预言，离加速走向它政治历史终点的时间，则还有不到7年的时候。
1948年，1953年，1984年，2014年。注定以各自的代表性事件，成为值得历史铭记的那一年，也注定这篇论文，将围绕它们展开。无论是乔治?奥威尔，还是60年以后的《耳语者》，都是特定年代的政治坐标，也都将是令全世界紧张过、兴奋过、朝拜过也讨论过的，塑造了恒久历史记忆的常识性符号。今天，由我来写这个题目，由我，首次以印度高考2014年应届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写出它。然后再过30年，它就会成为另一个社会科学界大师的精神肇始之地了。到那时，又会被我的学生当做范文。当然，2044年的印度高考，能如愿成为全球楷模，不再是犯罪的高发地。
这是在同奥兰多?费吉思先生探讨《耳语者》的出版时，他用低沉的、失望的嗓音向我说起的。虽然他不是俄罗斯人，“我可以向你介绍一个叫作张纯如的中国女作家，2015年年初将有一部题材重大的纪录片通过中国的媒体面向全球问世，其中就有我的好朋友，美国导演比尔?古登泰格参与。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对俄罗斯史上的经济盛衰，感同身受。就如同这位张(纯如)，因为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暴力，70年以后还会有中国人因为这起历史暴行而结束个体生命。”我能感到，他说出此话时，对自己研究领域的感受都没有这么沉重。他把这个论文标题交给我，并且补充道：“我也给了其他好几名印度学生不同的题目。他们和你一样，都是印度德里市政府推荐给我的。其中你的题目，是最重大也是……其实是最有趣的一个。”
说到这里他停顿几秒。我能看出他的心思，毕竟《耳语者》就出自他的手。乔治?奥威尔，我从12岁起就陆续接触到了。虽然印度的条件不允许我更多接触欧洲人的书。
我在这个年龄，还没有接触过太多全世界大多数优秀作家的书，还无法单列他的好坏。因为印度同样有伟大的诗人和作家。自打记事以来，最熟悉的一个名字就是泰戈尔。不过他没有与政治挂钩，读他的诗作使人身心愉悦。为什么乔治?奥威尔想不到写出《耳语者》这样一本书，如果我能把他拉到和泰戈尔同一个年代、同一个洲际环境，也会不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呢？因为事实上一百年以后《耳语者》的问世，并没有阻挡印度这个国家自泰戈尔逝世以来继续在地球上存在一百年。那么，就丝毫不影响我拿泰戈尔的影响来比奥威尔了。换言之，为什么泰戈尔想不到写出《1984》这样一本书？
将对20年代中叶之后的政治想象写入历史，再拉到20世纪初的印度，我顺利将这个论文题目往回拉了50年。20世纪初的俄国经济是什么样子的？20世纪初奥兰多?费吉思的父母有没有出生？20世纪初的乔治?奥威尔是谁？我把以上问题提出来，以佐证之后的漫长50年里，他们在历史中发生；并且在历史中被视为典范。
2014年的俄罗斯经济已触到俄罗斯民众的历史信心最低点，而且它不被看到能在未来一年的时间里‘起死回生’。哪怕有一位‘强权领导’(奥兰多?费吉思向我形容)，俄罗斯国力的世界级影响同民众生活的反比，也仍将是被国际学术津津研究的一大趣点。
写到了它，为什么(乔治?)奥威尔想不到写出《耳语者》这样一本书应该已经有了结果：20世纪40年代末的奥威尔与2014年的俄罗斯经济若在同一条地平线上，那么这个标题可以反过来了——为什么2014年世界领域再没有一个乔治?奥威尔？
也就是在问，为什么极权主义政治在2014年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则是超级强国的经济寒冬。当这两个问题被捆绑在了同一地平线上，也就是这个标题得以解答之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