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鸦片又名大烟、洋烟，本是泊来品。自19世纪中叶发生林则徐禁烟和继之而起的中英鸦片战争以来，时逾百年，历届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对鸦片的种植、买卖和吸食，久禁不绝，以致蔓延不息，流毒益深。
民国十年，北洋军阀政府委派新睿军陆茫涛主政甘肃，为了扩军筹款，解决财政困难，开放烟禁。又在开放烟禁之后，按种烟亩数征收所谓“烟亩罚款”。如此这般，遂达到了明禁暗放，财源不竭的目的。
当时，南安县城及南乡、西乡部分地区，大量种植鸦片，渭河沿岸尤盛。大烟苗是条种的，条行中间，可以种糜、谷，套水烟叶。大烟成熟割倒，糜、谷、水烟又长起来了，由一收变为两收。土地所有者们连忙大开烟禁。
鸦片于当年农历二月下种，七月收割，山区和二阴地最迟在八月收完。当时每亩烟浆产量为老秤（十六两秤）3至1两，每两售价平均五角左右（银元烟禁时紧时松，市场供求关系随之上下波动，烟贵则粮贱，烟贱则粮贵。烟价暴跌时每两售价银元二三角，暴涨时高达一元至数元一两。为牟取暴利，毁粮田改种鸦片者非一家两家。
割烟季节，俗称“赶烟场”，热闹得很。为了赶场而来的“浮人”蜂拥而至，一时间，田间、村头、庙院、河坝，到处是人，市镇不及乡村热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浮人”是来出卖劳力的，专到乡村做割烟的短工。
除了赶场的短工之外，还有卖凉面、粉鱼儿、醪糟、齒鸡、烧饼等小吃的；外地的和尚、道士，不远千里而来化缘；测字算卦、地摊卖武、出售狗皮膏药、马戏团献艺等如行云流水，络绎不绝；走江湖的老少爷们，牵狗，耍猴，猴子、小狗在地上给地户们叩头、作揖，提着水烟袋给围观者“装烟”逗趣。卖唱的唱一段，卖武的扛着大刀、长矛，踢打腾挪，挥舞一段，便将一口大碗伸向地头的掌柜，掌柜的即抹一板子烟浆了事。
割烟期间，最怕下雨，神庙里的住持，此期间专作“气象预报”，一察觉过云发雨，立马在钟楼发出“警报”。因此，他们也以“功臣”的姿态到地头向地户要烟。
卖艺的人每到一村，找个适合的场地，敲起大锣，聚众观看，助兴。当时不要钱，算做献艺。过后到地头大碗一伸等于“收票”。这些伸手的人每天能要满一大碗，约三四两。戏班子里的角儿，龙套、拉弦，敲鼓打铜锣的，都要伸手，地户争着抹烟，不然就看不上好戏了。
割烟这营生颇有讲究。收割鸦片的过程是：头一天午后开刀放浆，第二天清早收浆。收浆以后，又在另一块地里开刀，头刀距二刀相隔的时间是两天或三天。因收割时间紧迫，雇短工甚多，故而农村相应出现临时的人市（劳动力市场运来的劳力清早集中在桥头或庙门前待雇。地户需要用短工到该处去叫。工钱是有行市的，不用商量，需要几个叫几个。如此众多的待雇者，有时还不足所需，感到“人荒”。种烟大户一次用几十个短工，除管饭外，工钱用现款支付，无现金时用大烟支付，不愁换不成钱。今天割，明天收，算做一个劳动日。每年的工价行市不同，大约一个工一两大烟，一般烟价每两一个银元，可买面粉三斤。
短工们来赶场’眼尖手快的，完成定额收工以后，又到地里搜索，有的一天能弄到四五两。大烟割残了，东家尽自家力量收割一些，其余一合算再用短工收拾残局，不够开工钱，便送给短工们自行收割归己，当然长工们可以优先，多得其利，借此而发了横财者时有所闻。
鸦片开禁，种、运、售、吸，水涨船高，不断膨胀，正当的农业生产几乎放弃，耽误粮食生产极为严重，但却为官府带来巨额税收，同时也给烟区县城带来一段时间的畸形繁荣。
南安城内，烟馆林立，生意兴隆。远近闻名的秦腔班子，在城隍庙戏楼唱连台本戏，昼夜两场，场场爆满。箱主和角儿收人不菲，但多数“贡献”给了烟商。不唱戏的时候，为了消遣，进人烟馆，一榻横陈，吞云吐雾。过着台上是人，台下是鬼的生活。戏园子门口，卖卤鸡、腊肉、油饼、醪糟、香烟、瓜子、水果等的摊点，数不胜数，叫一声“赛的”台上唱戏，直到灯火阑珊，繁星满天。
为了适应这种畸形繁荣的需要，几年工夫，在县城万寿街中段，向西修了一条街，取名“新街”，烟店、餐馆、妓院、赌场、铺面、摊点，一个挨一个。特别是新街口一带，买卖尤为红火。当时最时新的日用品，如化妆品、生发油、花露水、丝袜、直丝缠头黑帕以及津货礼服呢、小脚女人鞋，随处可见。印花布、细布、斜布、绸绸缎缎，精巧玩具，应有尽有。
烟风弥漫盛极一时，鸦片流毒，为害至深。城镇街市，烟馆林立，居家者烟民益增。开禁以来，抽鸦片者遍及城乡。有客来家，亲戚朋友串门、互访，多以抽鸦片招待，一时成为社交活动中的必备品。烟灯摆在炕上，三五人团团围聚，轮换着躺下吞云吐雾，大说大笑，拉家常，谈生意，以至交流寻花问柳之趣。
豪门权贵们，对烟十分讲究，什么黄金烟盒，牙骨烟枪，翡翠或玛瑙烟嘴，景泰蓝烟灯，北京纯钢烟签，不一而足。一副高档烟具，价值有的竟高达数千两银子。省城特产的“铜砂葫芦”，在市场上很抢手，甚至远销省外。
上了瘾的人，面青肢瘦，俾昼作夜，半夜不睡，生活萎靡不振，烟瘾一来，鼻涕眼泪，呵欠连天，什么都不能干了。有些婴童、幼儿，因其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的疼爱，守在烟灯旁，大人们不时喷两口，渐次成瘾。男女老少每有头疼脑热，胃胀肚泻诸病，就拿大烟作医疗药物，无异于饮鸠止渴。吸食鸦片成瘾的人，肌瘦体弱，失去劳动能力，以至婆媳不和，夫妻离异，倾家荡产，沦为乞丐、娼妓、盗贼者，时有所闻。
民国十四年，国民军取代北洋政府人主本省，表面上声言要将烟毒分期禁绝，事实上，种、运、售、吸一如往昔。民国十七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冯玉祥指令甘肃省官员以烟土筹集大量款项，作为其所部东出参与中原大战的军费。在这种局面下，本省烟风，有增无减，吸毒贩毒，变本加厉。
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迫于民众压力，宣布全民抗战。内政方面，首先通令各省衙府禁绝烟毒。民国二十九年冬，南安县府奉省府戒烟令，组织辑私委员会，下设缉私队，在北关梁、汪等种烟大户家搜出烟土五千余两，除上缴数百两，大部分被少数官员私分。后被人告发，省府先将县长黄某撤职，次年元月，将此烟案涉嫌要犯9人押解省城依法严惩’黄某被判死刑。
禁烟形势十分严峻，绝大部分民众，出于爱国热情或慑于禁令威严，痛下决心不种不售鸦片，为数不少的吸毒者，迫于形势’忍痛戒烟，弃旧图新。然而禁令之下，烟价飞涨，少数瘾毒很深又利令智昏者，不惜铤而走险，抗命不遵，以至不可救药。曾源的大舅李秉忠便是其中之一。
2事情的原委还需从头说来。
民国九年，李家遭横祸家破人亡，剩下李氏三兄弟，用李芸芸嫁给曾家做童养媳的“礼金”2块银元作为盘费，弃家出走，来到南安县谋生。当时李芸芸的大哥李秉忠2岁，二哥李秉孝16岁，弟弟李秉义只有7岁，是靠两个哥哥连背带抱一起来到南安城的。
端阳节将至，正是田间管理的大忙季节，锄草、追肥、灌溉、灭虫等，到处需要劳力。来南安县三日，在东关一家最便宜的客店栖身的李氏三兄弟，打听到北门外渭河沿岸的大户人家近日大用短工，投人田间管理，李秉忠当即带着两个弟弟前往。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五月的田野，碧波荡漾，一片锦绣，麦子和豆类作物正在扬花灌浆，糜、谷、高粱等秋季作物也已开始分蘖，一片片像绿茵茵的草坪，到处充满生机。
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那一块块毗邻庄稼地的罂粟地，是一片花的海洋，姹紫嫣红，竞相开放，引来无数蜂蝶上下飞舞，相映成趣。面对这花的世界，秉孝只是站在地边观赏，小秉义跑进地里，又是摘花又是扑蝶，忘乎所以。
“回来！你少给我闯祸。”大哥李秉忠大吼一声，小秉义乖乖回到地埂上。大哥告诫小弟弟：“这鸦片比麦子值钱得多，你踩坏几株，咱们可赔不起呀，记住，往后你们再不要进这罂粟地。”
长兄半父，秉孝急忙把弟弟拉到地边小声叮咛：“听大哥的话，下次再别这样。”
“晤！”小秉义又擦眼泪又噘嘴。
李秉忠领着两个弟弟来到招收短工最多的梁财东家场院。小个子管家正在询问李氏兄弟的来历，商讨雇工价钱之际，梁财东从外面走进院内。
“当哥的对兄弟管严点，对着哩。”说话的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中年男子，他上身穿一件青斜布夹祆，敞着襟露出里面穿的白汗衫，扎着裤角，显得很洒脱，说话时嘴角露笑，挺和善。
“东家回来了，”管家向李氏兄弟介绍说，“这位就是梁财东。”
“刚才我到地里看庄稼时，看到你们弟兄三人的举动了。听口音你们好像是东边丰谷县一带人？”他抬眼打量李氏三兄弟，问：“你们是想在我这里做活？”
“就是的。”老大李秉忠回答说。
梁财东又问了各人的情况，当即做出安排：“老大按整劳力，下地做活；老二不是上过两年私学吗？我的水磨上正缺这么个人，你就到磨上去看磨，帮梁师傅记个账，他不识字，尕兄弟年纪小，去放牛也行吧？”
财东是一个工于心计又干脆利落的当家人，对雇下李氏兄弟，他觉得划算：一是外地逃荒就食之人，工钱便宜；二是在本地无亲无故，无牵无挂，是非少；三是两个年幼的弟弟有大哥管束、照料，省事。
最后敲定：东家每天管两顿饭之外，干一天活，分别给三兄弟开铜板2元、15元、1元（当时1铜板可兑换1银元）。住的地方定了：老大带老三住麦场小屋；老二住磨坊。
做活有了下家，吃住有了着落，李氏三兄弟喜出望外。年轻人思想单纯，背井离乡，竟没费多大周折就这样落了脚，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幸运感、满足感。老老实实给人家干活，旁的事且不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