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二年，可谓多事之秋，九月十八日，南安县县政府在大操场召开“九一八国耻纪念大会”。政府官员，各界人士，中学、师范和城区各高小以上师生参加纪念会。开初，会场气氛甚是庄严肃穆，台上台下忆国耻，悼先烈，忧国忧民，哀天恸地。
站在学生队列里的曾源此时此刻仿佛，觉得那支动人心弦的抗日流亡歌曲《松花江上》又在胸中激荡着——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在那个悲惨的时候，
逃离了我的家乡，
逃亡，流浪，
纪念会开着开着出了格，跑了题，引起了会场骚动。
县长垄断会议，讲话远离主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且又臭又长，使听者索然、反感。时近中午，仍不见有散会的动静。许多学生都是空腹来的，此时烈日当空，口干肚饥，浑身乏困，愈来愈支撑不住，特别是不少小学生体单力薄，站立不住，有的蹲在地上，有的“上厕所”进进出出，队列显得有点散乱。
曾源班上自幼被娇生惯养的女生叶曼玲突然眼前一黑，头昏眼花晕过去了。在她身后一排站立的贾成龙和吴影影急忙上前将她扶起坐在地上，一面呼喊着她的名字。同学们大呼小叫，纷纷围过来“抢救”，队列里顿生混乱。
此时巳讲完话的县长，恶狠狠地站出来破口大骂：“你们这些老师是狗教员、教食虫，教出来的狗学生，为什么随意破坏全场秩序？”他言辞粗野，态度极其蛮横，激起义愤，全场哗然。
这时候，台上就座的一位四十开外，面目清瘦，穿花衫的绅士起身上前抗议，此人正是南安中学的创始人，现任校长乙先生。
乙校长义愤填膺，强抑怒火：“学校刚从外地请来几位有才干的教师，第一次参加我县的集会，就碰到这样一个不顺心的局面，实在太扫兴了！”他向县长抗议请问县长，您为何要在教员们的头上冠一‘狗’字？”
台下与会群众（主要是学生）立时沸腾起来。
台上，县长大骂乙校长“捣乱会务”！
台下，师生们呼口号：“打倒！”“打倒狗官！”是侮辱教育界的蟊贼！”
某直指乙校长质问：“中学的学生骂人是谁教下的？”
台上、台下乱作一团。
会议失控，不欢而散。
南安中学的师生们义愤难平，事态在进一步发展。
下午，学生们一到校，无不议论上午发生的事件；教师们纷纷向校长递交辞呈，特别是受聘来校的一位英文老师和一位国文老师，立马就要离校，乙校长一直在恳切挽由级联会（后改为学生自治会）里一位高三同学到各班级通知：级联会已做出决定，今天下午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县长某的恶劣行为，把某赶出南安去。级联会号召每位同学捐款五分，买纸写标语，准备就绪立即出发。
许多老师辞职不干，校长忙于劝解，无暇顾及学生。
下午2时左右，级联会出面组织学生在校长办公室门前集合听候校长训示。当即有二百余名学生自愿加入到行将出发的游行队伍之中。
乙校长出来讲话了。他那瘦削的脸庞上，眼窝显得更深了，他表情凝重中含着忧伤，言辞焦虑而语重心长同学们，你们知道吗？许多老师都辞职不干了，同学们的学业被荒废，有负于家长和父老乡亲们的希望，进而会影响举国一致抗日，争取最后胜利国策的贯彻，实为全县学界的大不幸！同学们的行动是正义的，应当讨回应有的公道。
他突然向同学们发问你们出去游行，宣传，如果县长派警察来抓你们，你们怎么办？”
“我们不怕！”同学们回声响亮。
“我们同他讲道理，同他辩论。”级联会的一名委员机敏地回答说。他正是汪继丰的叔父，高三学生汪志良。
乙校长颔首赞同：“是的，要讲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我们决不怕，要有与其抗争的勇气。如果某人派的警察要抓你们中的任何一位同学，你们就一齐跟上去质问他们，但你们不要动手打人。”
乙校长的一席话给同学们吃了一副“清醒剂”，打了“预防针”，未使后来的游行示威向恶性方向发展。
当天下午，师范及其附小的师生尚未行动，学校迟迟不表态，师生们早已平静不下来，一个个言辞激烈，义愤难平，强烈要求校方批准上街游行。附小高年级参加了上午大会的许多同学迫不及待自发上街，声援中学师生，曾源、鲁强国和汪继丰首当其冲。
附小音乐老师董敏也加人了声援队伍的行列。一来是出于义愤，二来是为了保护孩子们，便自动充当他们的领队。
南安中学的游行队伍组织比较严密。出发前明确划分了各班活动的区域、地段和主要街道，各班都选派了讲演者和联络员。
董敏老师带着师范附小的二十余名高年级同学加入中学的游行队列，来到聚众最多的大城什字口。只见一位身材修长的高中学生慷慨激昂地向民众发表演说县长骂我们的老师是‘狗教师’，老师为狗，学生岂不都是狗了……”
“为官不正，恶语伤人，岂有此理！”民众的附和之声，同情之声，响不绝耳。
“打倒，把赶出去！”学生们的抗议声此起彼伏。
“你们看呀，那个讲话的学生就是我叔叔。”汪继丰指着讲话的那位高中生，不无骄傲地对曾源和鲁强国说，“他叫汪志良，高三学生。”
汪志良的演讲更加声色俱厉：“……师生为狗，殃及家长，全县不少人家都有学生，这岂不是成了狗的世界？”
“哼！才是条狗一一是狗才不干人事！”讥笑声，怒骂声，混杂在一起。
“对呀！”演讲声与民众声讨声相呼应。汪志良打着有力的手势说我认为全县只有一条狗一一那就是狗官，他还是一条疯狗，到处咬人、伤人。我们一定要把这条疯狗赶走！”
掌声迭起，群情沸腾。
“父老乡亲们，同学们一一”汪志良的讲演进人高潮，“今天是国耻纪念日，当前，曰本鬼子正在疯狂地侵占我们的领土，屠杀我们的同胞，大敌当前，全国上下应当团结御侮，一致抗日，可是县长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教师，辱骂民众，是帮日本侵略者的忙，无异于汉奸走狗，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应声虫和帮凶！”
游行队伍来到北关什字，一名姓张的高二学生站立在一家山货铺门前理直气壮地演讲。忽然，由城里跑出二十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前面的扛着枪，后面的手持木棒，气势汹汹，跑步前进。领队者二人：一个是巡官，另一个是警察。他俩带队来到北关什字，指挥其队伍排成二列横队，头东尾西，面向北街，单兵间隔约三至五步，持枪者站在前面一排，举棍者位列后一排。
警察将枪口对准游行队伍。
汪志良疾呼：“枪是打日本鬼子的，不是打学生的，不许开枪！”
董敏老师指挥同学们高唱：“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杀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警察们被歌声、演讲声所感染、所震憾，举措尴尬。
巡官和警长提着大张机头的手枪，跑步上前，要抓演讲的学生，汪志良上前拦护，巡官转身将枪口对准他，复又一把抓住他的一只臂膀，恶狠狠地说你跟我们走一趟巡官拖着汪志良在前面跑，几名持棍警察向汪志良的身上、腿上乱棍齐下。他们原以为抓一名学生“杀鸡给猴看”，别的学生就可以被镇住，被吓跑，他们自己也可以回去向县长交差，没想到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
正在这时，初三两个班的学生闻讯赶来，与高一班的同学汇合在一起，像潮水般涌了上来。同学们看到汪志良挨打，警察拖着他向后撤退，纷纷钻进路旁一家山货铺，捞起链枷拐子棍和锄头把等，一个个像勇士般冲上来。一位同学抓住巡官的手枪套，皮带被挑断了，抓人的巡官手一松，汪志良趁势一挣扎，便脱出手，钻进游行队伍之中。
后边上来的同学们把巡官围住了，你拉我扯，拉着他直奔腰门方向。
初三的一位同学抓住了一个警察的枪，两人正在争夺，后面赶上来的另一位同学出其不意，一棍子打在警察的手腕上，这位警察一护手，枪被学生夺走（学潮平息后，此枪由省上来的特派员带一名中学工友送回县府）。
警察彻底失败了，拔腿就跑，学生们紧追不舍。追到城门口，警长向着城墙放了两枪，学生们听到枪声一怔的工夫，与警察们拉开了距离。警察逃进城，快速上城门，学生们紧随其后冲进了城门洞。此时逃进城里的警察纷纷各寻去处躲藏起来，只留下原来守城的两个警卫在里面死死地顶住两扇城门。如此何以能经得住城门外边几十个学生的合力推搡，突然，“轰”地一声，随着高亢的号子声，城门被推开了，里面守城门的两个警察被硕大、厚重的铁门扇压伤了腿，倒在地上。游行的学生们冲进了腰门的第二道城门，警察作鸟兽散，学生们也只能就此罢休。若非乙校长“不许打人”的教诲在先，众怒之下的人潮中，二十余名警察的伤亡远不止此，学生也未遭受更为严厉的镇压。
次日，南安师范和城区各小学师生相继声援中学师生的义举，他们纷纷给省教育厅发电报，向各界散发传单，宣布罢教、罢课，决心与斗争到底。
这次学潮的结局是：省府对当事人各打四十大板，将乙、二人调离原职。乙校长改派任教育厅督学，不到一年，乙自动辞职，复回南安中学任国文教员；而则因其搜捕和镇压“民变地下分子”有“功”，后来擢升为专区的专员，只不过好景不长，解放后，因其罪恶昭著，民愤甚大，于1951年被人民政府镇压。乙校长为维护师道尊严，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同恶势力斗争，在当时的全县民众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九一八学潮”暴发之时，一向被南安县学界所称道的“活跃分子”曲健之所以未能参加，是因为一年前他考人了省师范学院，攻英语专业，“鞭长莫及”的缘故。然而在次年春天发生的另一件轰动全县的“黄米案”中，血气方刚，嫉恶如仇的曲健充当了弄潮儿，急先锋。
“黄米案”本身并不复杂，引起的社会震荡却不小。
民国三十三年春，正值青黄不接之季，县田粮处谎报仓存黄米73石发生霉变，向县府呈请以每石34元向灾民平价售出。报告获得批准后，当地粮价急速上涨，田粮处认为有利可图，便从中作弊，将少部分给地方官绅按平价分售，大部分高价出售。此事闹得满城风雨，掀起轩然大波。
与地方官绅们较劲的是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省城的“同乡会”人士，点火、放枪、
率先发难的正是师院英语系四年级学生曲健。
民国三十四年春的一个普通日子，“同乡会”在“山西会馆”集会，通报和商讨有关“黄米案”问题。南安县在省城上学、求职、寄宿和少数做官为吏者陆续应约赴会。
那天吃过早饭，曲健与二三南安籍同学步行十余里，向城里走去。一路之上议论官绅勾结，鱼肉百姓和分黄米的恶劣行为。他们都是富于正义感的热血青年，越说情绪越激动。曲健愤然感叹道前年的民变打出‘官逼民反，不能不反’的旗号，言之有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