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思想内容的复杂性。在它的漫长的成书过程中，既有说话艺人、戏曲作家的精心创造，又有封建文人染指其间；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也给它打上不同的烙印，整个成书过程充满了两种文化的激烈斗争。统治阶级力图磨灭它的革命锋芒，要把它改造为宣扬投降主义的作品。明初朱元璋的孙子朱有燉所写的两本水浒戏：《豹子和尚自还俗》和《黑旋风仗义疏财》，就体现了这种反动倾向。《黑旋风仗义疏财》杂剧，写到张叔夜出榜招安时，李逵乐得手舞足蹈：“我这里听议论，喜色津津。便出城门，跋涉红尘，改过从新。到山寨劝大哥，情愿首做良民。”而且用了一半篇幅写宋江、李逵投降后征方腊，
其次是思想艺术的不平衡性。《水浒传》是由小本水浒故事集合而成的，正像鲁迅指出的：“《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的，所以当然有不能一律处。”
《水浒传》大体上由两类话本组成的。一类是以写人物为主的英雄小传，一类是以事件为中心的公案故事或战争故事。这些大多是经过千锤百炼而高度成熟的短篇话本，是非常成功的，可是有的章节由于原先的基础不好，比较平庸，尤其是各个人物小传或各个故事之间的过渡性章节就更差，由于《水浒传》是由短篇话本联缀而成的，因而结构比较松散，一些情节安排不合理，如为了用宋江、李逵去把一些独立的故事连在一起，就让宋江、李逵下山接父亲或母亲上山，情节很不合理，因为梁山泊其他头领的家眷都是小喽罗接上山的，为什么宋江、李逵非要自己去接不可？情节多有重复，如李逵每次下山都要约三件事，这在作家独立完成的作品中不会如此拙劣。另外结构比较松弛，为后来文人或书店老板大开方便之门，可以采取“插增”的办法，使《水浒传》内容不断增加。插增征田虎、王庆各十回，就是确切的证据。“征辽”十回是否是后来“插增”的也是大可怀疑之事。这些插增部分，大多比较低劣。
二、《水浒传》主题的辨析
《水浒传》的主题思想，众说纷纭，但不外三种观点：一是农民起义说，有的认为《水浒传》是农民革命的颂歌；有的则认为是宣扬投降主义的作品。两种意见虽针锋相对，但都是肯定了《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作品。二是市民说，认为《水浒传》是写市民阶层的生活，反映市民阶层的情绪与利益，为“市井细民写心”。三是忠奸斗争说，认为《水浒传》是写忠臣与奸臣的斗争，歌颂忠义思想。这三种观点都包含着合理的成分，都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我们分析《水浒传》的主题思想，离不开三个基本事实。一是《水浒传》确实是以农民革命为题材，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了创作。二是它由市井说书艺人、戏曲艺人孕育而成。三是它由封建社会里进步的知识分子施耐庵等人加工创作而成的。我们应该从事实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分析《水浒传》的主题思想。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被压迫人民反抗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用武装斗争与封建的国家机器相对抗，不论其参加者的成分多么复杂，也不论其反对封建统治的自觉程度如何，都属于农民阶级革命斗争的范围。《水浒传》是以农民革命为题材，它所反映的宋江起义有历史事实为依据；它所描写的“官逼民反”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它所描写的梁山义军千军万马与封建统治者的军队作战，攻城掠地、杀官吏、分财物都是我国千百次农民起义的真实写照；它所描写的英雄人物要与“大宋皇帝作个对头”，要“杀到东京去，夺了鸟位”等等，都是农民革命情绪的生动表现；它客观上反映了农民起义“星火燎原”的历史进程。总之，《水浒传》反映了农民革命的声势和情绪，它的某些部分也塑造了光彩夺目的革命英雄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水浒传》的确是一曲农民革命的颂歌。
在封建社会，尤其到了宋元时代，城市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壮大，但是这时的市民阶层仍然未成为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它还从属于封建的自然经济。但是，不可否认，市民阶层有着不同于农民的生活特点和思想感情。水浒故事是长期在城市中流传的，市民阶层参与了水浒故事的创造。因为市民阶层不熟悉农村生活，也不真正了解农民，因此，水浒故事是市井细民用自己的眼光观察、反映的农民起义，与真正的农民起义存在着某种距离。这在《水浒传》里主要表现为：书中所描写的梁山泊英雄大多出身于市民，并对市井生活作了色彩斑斓的描写，而描写农村生活却苍白无力；另外，书中渗透了市民阶层的道德观，主要是对“仗义疏财”和见义勇为的豪侠行为的歌颂。
施耐庵等人是封建社会里进步的文人，他们并不赞成也不理解农民起义，并没有把梁山泊起义理解为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看作“善与恶”、“义与不义”、“忠与奸”的斗争。因此，他们是用“忠奸斗争”这个线索把小本的水浒故事串连起来的。这体现在作者是用忠奸斗争贯串全书，在书中歌颂忠义思想，把《水浒传》写成忠义思想的颂歌。在以下三个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
首先表现在他们对方腊起义的态度上。从客观上说，宋江的梁山泊起义与方腊起义是一样的“造反”行为。可是，作者在忠臣义士与乱臣贼子之间划了一条线，那就是对皇帝的态度。如果被奸臣逼迫，不得不反，但始终忠心不忘朝廷，那么虽然聚义水泊，抗拒官兵，攻城掠地，都是与奸臣作斗争，情有可原，不算乱臣贼子。如果南面称王，建元改制，要夺取天下，那就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所以，方腊是“恶贯满盈”，宋江却是“一生忠义”、“并无半点异心”。
其次表现在他们对宋江受招安的态度上。作者把宋江受招安看作天经地义的行为。对宋江等人来说，因奸臣当道，“蒙蔽圣聪”，不得已“暂居水泊”，后来皇帝醒悟，重用义士，所以“义士今欣遇主”，接受招安以显示他们的“忠良”。对皇帝来说，招安宋江等人得到忠臣良将，是国家之大幸，“皇家始庆得人”，从此可以借以扫荡“外夷内寇”。因此，梁山泊全伙受招安是作为“普天同庆”的盛事来描写的。梁山义军以“顺天”、“护国”两面大旗为前导，在东京接受皇帝的检阅。他们接受招安，既是“顺天”，又为了“护国”，根本不是投降。作者没有把梁山泊起义看作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也没有把受招安看作是农民义军对朝廷的投降，而是看作忠臣义士在不同政治环境中顺理成章的变化，看作是忠臣义士的高尚品德，是上合天意、下得民心的光荣行为。
再次表现在作者对梁山泊义军结局的处理上。作者对义军结局的处理是为了表现“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的“奸臣误国”的观点。《水浒传》在结尾部分，弥漫着悲凉的气氛，痛恨奸臣误国，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征辽途中，罗真人劝宋江：“得意浓时，便当退步，切勿久恋富贵。”燕青用韩信等功臣被诛的史实，劝卢俊义要隐迹埋名，以终天年。但是，宋江、卢俊义因为要忠心报国，不肯急流勇退，终于被害。相反，李俊听从费保等人劝告，避难海外；燕青、戴宗、阮小七、柴进、李应等辞却功名，消极退隐，都得善终。李俊等人的命运和宋江的结局不是形成鲜明的对照吗？作者在结尾部分的诗词里，谴责奸臣误国，总结宋江悲剧的教训：“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时人苦把功名恋，只怕功名不到头”；“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范蠡船”。这里要表现的是功臣被害的悲剧，要宣扬的是功成名退的思想，要总结的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教训，要表达的是对杀戮忠臣的愤慨。
作者一方面清醒地看到奸臣未除，忠臣义士仍然没有前途，写了悲剧结局；另一方面，又不违背忠君思想，宋江明知被毒害，却视死如归，忠心不改；而皇帝也不辜负忠臣，为宋江封侯建祠，“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留下了一条虚幻的光明的尾巴。
鲁迅曾指出：“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一一这也就是事实上的缺陷者，小说使他团圆的老例。”10鲁迅认为《水浒传》的结局反映了作者同情功臣被害的思想，一语道破了《水浒传》表现忠奸斗争的实质。
小本水浒故事既有农民革命思想的闪光，又有市民阶层感情的渗透，最后加工者把它们联缀成长篇巨制时，又用忠奸斗争的思想对它进行了加工改造。因而，《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呈现出多元融合的趋势。我们既要看到施耐庵们表现“忠奸斗争”的创作意图，又要看到作品实际展示了歌颂农民革命的客观意义；既要看到忠奸斗争的思想是把全书串连在一起的主线，又要看到串连在这一条主线上的英雄小传和相对独立的故事，是闪耀着农民革命思想和市民道德理想的珍珠。所以，我们在分析《水浒传》复杂的思想内容时，要把作者的主观意图与作品的客观意义区分开来，把《水浒传》的部分章节与贯串全书的主线、局部与整体区分开来，这样才能摆脱那种非此即彼的简单的逻辑判断，承认《水浒传》的思想内容是农民阶级、市民阶层和封建进步知识分子思想的多层次的融合，承认《水浒传》是既矛盾又统一的艺术整体，也许这样的认识更符合《水浒传》的实际。
三、传奇式英雄形象的塑造
英雄传奇就是塑造传奇式的英雄。《水浒传》是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作品，它成功地塑造了神态各异、光彩夺目的英雄群像。《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是同时代的作品，但是，由于它是在以反映人物命运为主的“小说”话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它的主要任务是塑造英雄人物，通过英雄人物的命运反映历史的面貌，因此，塑造英雄人物是作者的“兴奋点”而竭尽全力。从中国小说发展史来考察，《水浒传》在人物塑造方面和《三国演义》相比，有很大发展和提高，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塑造从类型化典型向个性化典型的过渡。
《水浒传》以“众虎同心归水泊”为轴线，描写英雄人物经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百川人海，汇集到梁山泊，展现了封建社会中“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历史潮流。一百零八条好汉，他们上梁山的道路，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奔上梁山、逼上梁山和拖上梁山。
第一类是性格豪爽的草莽英雄，他们大多出身在社会底层，对黑暗社会早已满腔怒火，一触即发，只要遇到适当机会，或身受迫害，或目睹世间不平，因而某些突发事件就成为导火线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怒火，他们立即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地奔上梁山。李逵、鲁智深、阮氏三雄、解珍、解宝都是这一类草莽英雄的代表。
第二类如宋江、林冲、杨志、柴进等人，或有高贵出身，顾惜“清白”身世，不肯轻易落草；或有较高的地位，留恋小康生活，不愿铤而走险。他们对统治阶级有不满，与被压迫人民有较多联系，但对朝廷有较多的幻想，与封建统治者有不易割断的联系，因此非到被统治阶级逼得走投无路，非要经过一番严重的思想斗争，才会被逼上梁山。
第三类人物或是出身大地主、大富豪之家，或是身居要职，是统治阶级的得力干将，是镇压农民起义的骨干力量，他们以消灭农民起义军为己任，但是在与农民起义军的血与火的搏斗中，被打败，被俘虏，被客观形势逼得无路可走，只好“暂居水泊，专等招安”。他们是被农民革命的风暴卷进义军队伍的，是被拖上梁山的。如卢俊义、秦明、黄信、关胜、呼延灼等。
《水浒传》里的英雄人物是古代英雄人物与农民、市民阶层理想人物相结合的产物。在原始社会，人们主要是图腾崇拜，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由图腾崇拜进入了英雄崇拜的时代。歌颂的英雄人物是勇和力的象征，是人类征服自然的理想化英雄。《水浒传》里的英雄人物，特别是草莽英雄，一方面继承了古代英雄勇和力的象征，但他们征服的对象主要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类社会的蟊贼。他们具有蔑视统治阶级的权威，蔑视敌人的武力，具有战胜一切敌人的豪迈气概。另一方面，又体现下层劳动人民的道德理想，性格直率、真诚，总是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的个性赤裸裸地和盘托出，不受敌人的威胁、利诱，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对统治阶级无所畏惧，甚至对皇帝也说些大不敬的言论；对自己的领袖也不曲意逢迎而敢于直率批评；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掩饰做作；性格豪爽，不为礼节所拘。他们是“透明”的人，他们“任天而行，率性而动”，体现了与封建理学相对立的“童心”，是下层人民特别是市民阶层道德思想的产物，是与反对封建理学的时代思潮一致的。因此，这些草莽英雄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也受到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文人的赞赏。李卓吾、叶昼、金圣叹称他们是“活佛”、“上上人物”、“一片天真烂漫”、“凡言词修饰、礼数娴熟的，心肝倒是强盗，如李大哥虽是鲁莽，不知礼数，却是真情实意，生死可托”。李逵等草莽英雄成为雅俗共赏、人人喜爱的“妙人”、“趣人”。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古代英雄的特征，作为“力”与“勇”的化身，具有类型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寄寓了下层人民特别是市民阶层的道德理想与生活情趣，有较为突出的个性特征，具有个性化典型的倾向。
《水浒传》里的英雄人物，具有古代英雄勇和力的特征，充满了传奇性，同时，又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作品精细地描写他们性格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他们性格的形成与阶级出身、个人遭遇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并非天生的英雄而有自身的弱点；他们的性格并非生来如此，而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们是逐步战胜自身性格的弱点、缺点才逐步成长起来的。这正是《水浒传》由类型化典型向个性化典型过渡的主要特征。如林冲的性格发展就有着清晰的轨迹。他先是安分守己、软弱妥协，所以高衙内调戏他的妻子，他却怕得罪上司，“先自手软了”；发配到沧州，他仍抱有幻想，希望服刑以后还能“重见天日”，所以，还打算修理草料场的房子，以便过冬；只有当统治阶级把刀架到他的脖子上时，他才愤怒地杀掉放火烧草料场的陆谦等人，奔上了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