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家公，这回你不是过来看我的吗？”于老爹见刘捕快不接酒，倒也不矫揉，直接把酒杯放在刘捕快面前，自己手里的酒，仰头就干了，砸了咂嘴：“难道你还有其他事？”
“废话！我这次过来，就是抓你们庄里叫李树根的，还有叫王大河的两人去县城过衙，”刘捕快皱了皱眉，笑骂道：“亲家公啊！看你平时老实巴交的，我这客人都还没有喝上，你自己倒是先干了一杯，这礼数可是一点都不周全！对我，也是毫不客气啊！”
“亲家公！”于老爹闷声道：“你是自己人，我跟你客气啥？你要抓的那俩人，我知道。是为欠税的事儿吧？别费事了！那俩家人整天吃糠咽菜的，眼下连糠都吃不上了，整天出去挖草根，剥树皮，家里人饿得都走不动道！抓去又有什么用！”
“哼！交不上，不会去借？借不到不会卖地？总之，县衙的陈典吏说了，税赋乃县里头等大事，这样推脱抗税的狡顽刁民，就是杀了也是杀一儆百！这些泥腿子啊！就是不识相！只要重重惩戒一俩个，剩下的其他人该老实了罢？”
“借？四邻八舍的，谁家有余粮？都是穷亲戚，上哪去借？难道去借周秀才家的阎王债？不出两年，这利钱本息翻上加翻，驴打滚，利滚利，他们就是卖了地，卖了祖宅也还不上！难道现在就卖地？可是，这年景，人急的时候就要贱卖，就算是贱卖，买家还是要把价钱压了又压！你又是不知道，这种年景卖地，还不等于白送！”于老爹沉重的叹息一声：“这可是土地哟！这可是农民的命！卖了，这以后还怎么活？！”
“哟哟哟！”刘捕快乜眼看了看于老爹，冷笑道：“咱们的于大善人！这不是您正想着要买地吗？如果他们这回要卖地，你就做做善事，买了他们的地吧！而且再给个公道价钱，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这个时候，买人家的地，那是缺德！落井下石！”于老爹闷声道：“断子绝孙的事，我不做！”
“什么话！”刘捕快生气了，冷冷的道：“合计说了半天，我这次来抓人，在你眼里是缺德，做的是断子绝孙的事情！于老焉，我可告诉你！咱乐亭县的县尊已经算是难得的青天大老爷了！对你们这些泥腿子已经是额外宽容，允许他们欠的税一拖再拖！要是换到其他县，你看看是什么结果？行了行了，你就不要操心这些外人的事！抓了他们，去了县城，大不了也就是大板一顿！枷锁三日！”
“本来他们都饿得走不动道了！有气无力的！这次他们再去挨板子？再枷锁？远在县城，连吃的都没地找，这遭罪受了下来，就算不死，也离死差不远了！”
屋里的气氛沉重了起来，这时候灶台那边传来了肉菜的香味，在旁边玩耍的俩小屁孩耸动着鼻子，踮着脚，伸长了脖子，只是往里间灶台那边望去。
在旁陪坐的大姐夫，二姐夫，见此，彼此打量了眼色。一人一手拎着小屁孩，直接就出院而去。
“唉！”于老爹闷声道：“亲家公！你可是不知道我们这下码头庄啊！本来我们庄小是小了点，六七年前，好歹也有一百多户人家！可是这老天爷不给饭吃，年年有人逃亡，到现在就余七十来户，我看啊，今年还得有人逃亡！可是这人是走了，留下的地也给周秀才家给吞了，可朝廷赋税一分也不少！走的那些人的赋税就摊派在剩下没走的人家头上！本来大伙都是艰难度日的，这雪上加霜，日子还真是没法过了！你说说！为啥周秀才吞了那些地，而不交那些地的赋税？凭啥摊派到我们头上来？！”
“你懂个屁！”刘捕快挥了挥手：“不说这些丧气的话，喝酒！喝酒！说实在的，有些人，有些事，我经历的多，看得也多！有时候，心中也是恻隐，有时候也是愤懑！可那又怎么样？大明这天下啊！大是大，可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有清白的地方？又岂是你一个泥腿子！我一个小捕快！所能管的？既然话匣子打开了，那其中有些路数，我也给你说道说道，让你开开眼！”
“喝酒！喝酒！”于老爹闷声道：“亲家公！那你就好好给我说说！我糊涂的地方多着哩！”
在他们觥筹交错中，絮絮叨叨中，旁听的于旺在基于刘捕快的冷笑说骂中，结合后世的了解，心中却是哇凉哇凉的，由此对现在的大明有了模糊大概的了解。
在有明以来，从全盛时期的宣德年间开始，上解税粮就已经成为地方官吏考课的“硬指标”。
到弘治十六年，再次重申：“凡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务要司考府，府考州，州考县，但有钱粮未完者，不许给由。”
嘉靖时，也有同样规定。“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征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
万历时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史界多有赞誉，但却忽视了其副作用。考成法开了“带征”的先例，即除完成当年钱粮外，还要带征隆庆以来拖欠赋额七成中的三成，完不成则处以降罚。
崇祯时，要求科道官必须从地方州县官中行取，同时又规定征科未完者不得考选科道，史谓“考选将及，先核税粮，不问抚字，专于催科，此法制一变矣。”
在种种压力下，州县官吏的职责，惟以催科为要。“日夜从事，惟急催科”。所谓教化，所谓赈济，所谓安民，所谓恤狱，全部被搁置一旁。从此开始，考课地方官吏实际不再重视教化抚治，唯以催科为事。
以上这些，用大白话说，如果你还想当这个官，或者还想往上爬，那么什么政绩，什么教化，什么利民工程，境内发生什么重大灾害，什么治安刑名清平，这些统统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年国家该征收的赋税，你给办好。征收足额，你的考核就是卓异！可以升官顺便自己发财。征收不足，那你就是无能！轻点的下台，严重的还要下狱。
如此看来，乐亭县县尊对于本县子民还算是温和的，如刘捕快所说，可以称得上青天大老爷。
换到其他地方，比如陕西，在崇祯元年起就有农民杀官造反，连绵至今。为何？当时，陕北和关中北部连年发生灾荒。天气久旱不雨，草木枯焦，赤地千里，饥民外逃，饿殍遍野。饥荒加之疫病流行，百姓死毙愈多，“草木尽，人相食”，农民“皮骨已尽，救死不瞻”。但朝廷及陕西巡抚乔应甲不但不减免租赋，赈济灾民，反而增派所谓“新饷”“均输”等赋役，严令官吏督责。各地官府刑狱中，抓押的“刁民”人满为患，严刑拷税之下，冤死相望。
如此，造反？死路一条。不造反？等死！总之老百姓没有活路了，那就他娘的杀官造反吧！当时的农民军有句名言：“左右是个死！造反而死，死前起码还能吃饱饭！不作饿死鬼而死，死也不冤！”
说来说去，现在这大明的州县官员实在也是不好当。就说这征税，力度小了，赋税征不上来，力度大了，恐激起民变。除了这些，还受多方牵制，州县守令上有督抚巡按藩臬催逼索要，下有乡宦、生员、胥吏把持地方，州县难作，动辄罹罪，清廉者不容于方面上下，贪赃枉法者自然如鱼得水。
再说明代乡绅士大夫，他们势力强大，朝廷非但不予以限制，反且借助他们对州县官进行监督，比如本庄里的周秀才，上能达权贵，下能呼应乡里，如此一来乐亭县尊要想在任上顺利施政，就必须取得如县里周秀才这类的乡绅支持，反之，则什么都干不了。而周秀才呢，也要靠县尊的保护方能使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既然国家规定的赋税每年不可减少，那么周秀才吞没那些土地，隐匿想要逃税，怎么办？没说的，份额自然转嫁给那些无钱无势的泥腿子们了。
由此话题展开，于旺悲哀的想到一个问题：大明是谁的天下？朱家的天下？不！是乡绅士大夫的天下，他们是国家组成的基石，没有了他们的支持，也就没有大明的天下。但是这些国家的基石却带头挖国家的根底，前后大明国运两百余年，在他们辛勤不缀，历代子孙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下，崇祯十七年，大明帝国终于轰然坍塌。
而说起明代州县的正式官员极少，属州与县衙，其职官最多不过四人，比如知县、县丞、主薄、教谕等等数人，这些人是国家正规编制，公务员，偌大几十万人口的州县就靠这几个人来管理。
那些从科举考场中拼杀博得官位的老爷们懂“钱谷刑名，田赋统计”吗？当然不懂！那他们又靠谁来帮忙治理？靠的是州衙里的胥吏，比如眼前的刘捕快就是其中一位。胥吏们当然也不能什么都事事亲办，那么胥吏之外又多了白役、防夫、快手人等。这些人就是后世有名的“合同工”，坏事赖事他们上，出了影响不好的大事，自然也没说的，推出来背黑锅。古今同一道理。
而重要的是，胥吏没有俸禄，甚至没有薪酬，在某些富县顶多有一些定额的“常例银”。加上人手众多的，白役、防夫、快手人等。大家都是要吃饭的，只要国家征收赋税，发财的时候就到了！上下就层层加派，层层截留。而这都是大明官场默许的潜规则。大明的正税其实不多，可怕的是地方附生出来的无数加派，这是正税的几倍，甚至上十倍。在这种环境下，清官也无所作为。难道你都把这些人赶跑了？腐败黑暗是传统！再招人也是换汤不换药。你一个外来的光杆县令，犯了众怒，没有本地人帮衬，能办成什么事情？
不知不觉中，于二姐上了下酒菜，刘捕快和于老爹酒热正酣，频繁敬酒，大口吃菜，说话也有些大舌头了。于旺在旁凝神细听。忽然刘捕快问于老爹道：“亲家公!你不要以为衙门胥吏地位低贱，狐假虎威，只能捞点小钱，那你就错了！就衙门胥吏这些职位除了世代相传，偶尔出缺，你想干，还是要花钱买的！这么说罢，看位置，肥缺的价钱自然高，没什么油水的价钱位置比较便宜。你知道朝廷盐院书吏的位置卖多少钱吗？”
“不，不，不知道！”于老爹大着舌头，迷瞪着眼道：“多，多，多少钱？”
“哈哈哈哈！”刘捕快红着眼睛狂笑道：“朝廷盐院书吏一名，顶首银一万两，盐道书办八千两，广盈科两千两，其他房科，最少亦四五百两。而且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大明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哈哈哈！这就是我泱泱大明呵！”
虽然刘捕快这个时候是在笑，但笑起来比哭还难听，于旺心中暗暗叹息：“刘捕快外表看来市侩狡诈，但内心还是有那么点良心，那么点忠义啊!不是酒后吐真言，谁能想到外表一副标准教科书式的小人刘捕快，心中还有一份大义？”
“啪！”于老爹手中的酒杯掉在桌子上，哆嗦着嘴唇，艰难的问道：“多，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