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玲家住在县城北向，有些偏，却比较安静。国玲今年正好退休，退休手续已办过，就等着领退休工资了。还好，国玲是个闲不住的人，一直做着生意，几年前开了庄稼医院，老客户多，生意还不错。
在兄弟姐妹中，国玲算一个大能人。早先下放，因在生产队表现积极，紧跟形势，下放的第二年，即入了党，做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这在下放知青中，算是进步比较快的。如果不是母亲催其回城，凭国玲的本事和能耐，一定会被提到公社做干部，如是，几年一个台阶，做个公社书记，甚至副县长副书记，都有可能。那个时候，母亲哪有那个眼光，只是觉得女儿大了，城里有招工机会，抓紧回城，有了工作单位，再找个对象，结婚了事。
现在，国玲的兄弟姊妹提起国玲的事，还觉得有些亏。如果国玲不那么早回城，也许，做到县里去了，早已有了一官半职，对这个家，贡献也许会更大些。当然，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国玲回城后，进了供销社，虽说在仕途上没有多少进步，但经营上却是一把好手。多年来，倒腾点化肥，买卖些农资，一直做着生意。下岗后，开了庄家医院。早在九十年代，就是百万家产了。爱人李成龙是民政局一位中层干部，小家庭过的，很是滋润。只是，儿子从小生在福地里，娇生惯养，要什么给什么，想吃什么买什么。小学时，身边就围着一圈小朋友，小朋友们也是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跟着李小明，如跟着小明星一般。到了初中，李小明更是成了学校里的名人，逃课，打架，如家常便饭一般频繁。这个时候，国玲和丈夫都觉得，儿子这样下去非出大事不可，着急起来。
指望儿子上高中，考大学，已不可能了，儿子能不出大事，不进到局子里，已是万幸。儿子惹的事，一件接一件。
开始，有人拿着儿子借钱的欠条找上门来，要张国玲和李成龙夫妇还钱，国玲不同意，可那些拿了小明欠条的小青年不干了，不是懒在国玲家不走，就是给李小明施压。
一次，几个小青年押着李小明，逼其还钱，小明没办法，只好把他们带到一饭店请客。席间，几个小痞子要李小明确定一个还款日期，李小明不能确定，于是，在酒桌上被一顿恐吓和暴打。这动静太大，尽管是在二楼，还是引来不少围观者，正在楼下和朋友喝酒的张国飞一行，也上楼来围观。小明眼尖，一眼看到他老舅，马上大喊：“老舅救我。”国飞一看是外甥李小明，蹲在地板上，一副恐惧无助的样子，很是生气，亮明身份，说：“我是小明老舅，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下打人，还有王法吗？想进去，还是想单独较量？”
和李小明混在一起的小青年，小痞子，大多认识张国飞，知道张国飞在这个县城财大气粗，是个混事派。李小明身边的这些小混混，与国飞身边的朋友哥们比，显然低了一个层次，看着国飞身边的大佬，又互相看看自己人，大家都没有要硬下去的意思，也不敢再拦李小明了。
国飞把外甥好一顿训斥，然后把他送回家。
大姐气得不行，要丈夫李成龙狠狠教训儿子一顿。李成龙找来一把鸡毛掸子，追着儿子打，被国飞拉住，国飞劝解道：“别气了，打有什么用，看看小明还欠人家多少钱，一把还了，今后再也不要与他们来往就好。”
国玲问儿子到底欠了人家多少钱，为什么欠人家钱，怎么欠的？其实，这话，国玲与李成龙不知问了多少遍，小明不是不说，就是说不清楚，或者是不敢实话实说。到国玲要钱的那些小青年，国玲也问过，小明是怎么欠下这些钱的？他们只是说，李小明找他们借的，具体做什么用，他们也不知道。其实，这些小青年，和李小明一样，都是小混混，也都是学校里的老大难，有的干脆就不上学了，在社会上混了。他们都知道，李小明家有钱，是百万富翁，现在，家里还有庄稼医院和其它产业。有了小明这个财神爷，这些小混混像是找到了金窝窝，想着法儿让李小明花钱，让李小明向他们借钱。当然，这钱不是白借的，不是借多少还多少的。他们借给李小明三千块，实际只给李小明两千或一千五，但欠条必须打三千。反正这钱是李小明父母出，无非是一次要不到两次，两次要不到三次而已，多要几趟，也就要到了。年轻人不怕跑路，闲着也是闲着，加之，这生意利润丰厚，值得冒点小风险。
国飞与姐姐姐夫商量了一气，想不出好办法来。看着姐姐唉声叹气的样子，国飞着实心疼，但外甥这个样子，又能怪谁呢？国飞知道，外甥现在这个样子，不是一时半会儿形成的，由来已久，现在，想改变他，也不是一时变会儿可以教育好的，就像一个赌博成性的人，不让他进赌场，光劝说是不行的，有时必须来点强制措施，还有最好把赌博场所都消灭了，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劝了姐姐几句，训了外甥一通，最后，没忘告诉外甥：“遇到紧急情况，马上给我打电话，好汉不吃眼前亏，要活泛一点，尽量少外出。”
李小明点着着，嘴里说着：“是，是，是。”目送老舅告辞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