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这病人有了一个发生不到24小时的新症状而来就诊。她诉说其手指末端有讨厌的刺痛感，她说从前一天开始，每数小时便出现这样的感觉，这迫使她的手指做出奇怪的扭曲动作。我没能观察到她的发作；否则我毫无疑问能从她动作的性质猜到引起这症状的情形。但我即刻用催眠分析法，试图进人解释症状的轨道（事实上这是一种轻微的癔症发作）。由于整个事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形成，我希望自己能很快地解释和去除该症状。令我惊奇的是病人产生了全部的情景，没有迟疑，而且按着年代顺序，从她童年早期说起。这些情景似乎通常对她来说是某些对她的伤害，而她又不能自我防卫，并且可能造成她的手指痉挛。有这样一些情景：例如，在学校里，她的手被拉出来，老师用尺子打。但这是十分普遍的情况，我准备否认它们在癔症症状的病因中所起的作用。但接下来是她少女时期的另外一件事，她那不好的舅父患有风湿病，要她按摩他的背，她不敢拒绝他。他那时躺在床上，突然脱下睡衣，跳了起来，试图抓住她，把她按下。当然，按摩就此中止，其后她逃脱了，把自己锁在屋里。她显然不愿回忆此事，也不愿说她在舅父突然脱衣时看到什么。她手指的感觉可解释成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压抑自己对舅父惩罚的冲动，或简单地就是她那时为舅父做按摩所造成的。就在与该情景建立联系后，她到我这里来之前一天，她手指的这种感觉和痉挛，作为一种重复记忆的象征出现了。现与她住在一起的舅舅曾要求为他弹奏，她坐在钢琴旁边弹边唱，以为她舅母已出去，但突然舅母出现在门口。罗莎莉跳了起来，砰地关上钢琴，扔掉乐谱。我们可以猜想出她头脑中会引起什么样的回忆以及在那一瞬间，她要避开什么样的一连串思想。这是一种她受到不公正怀疑后所产生的强烈的憎恨感，而这也本应该促使她离开现在这所房子；但实际上她因为要治疗，又别无去处，不得不住在维也纳。当她再现这个情景时，我见她做出的手指动作是要拂掉某件东西的情景，简直是象征性地要扯掉某件东西——扔掉一张纸或拒绝一个建议一样。
她很明确地坚持认为，她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症状——她第一次叙述时没有提到这些情景。因此，我们只能这样认为，前一天所发生的初次的意外事件唤起了较早相似主题的意外事件的记忆，并由此形成一种被应用于全部记忆群中的记忆性的象征。转换能量的提供一方面是通过新的体验的情感，另一方面是通过回忆的情感。
当我们更周密地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过程是癔症症状发生的惯例，而不是一种例外。当我调查这些情况的决定因素时，我几乎总是发现，并非单一的创伤性因素，而是一群相似的因素（病例2，埃米夫人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某些这样的病例中，症状在第一次创伤后的短时间内就已出现，然后停止，直至再发生，并在以后的创伤中固定下来。然而，在第一次激发因素后出现的暂时症状与这以后潜伏下来的症状之间，原则上不存在任何差别。实际上在大多数病例中，我们发现第一次创伤后没有留下症状，而在以后遇到同样的创伤产生了一个症状。若没有前面一个激发因素的相互作用，后来出现的这个症状就不会持续存在；而在没有弄清所有的激发因素的情况下，这个症状就不会消除。
根据转换的理论，这种创伤的累积作用及症状预先潜伏不变的事实告诉我们转换可同样来自于新的症状和记忆症状。这种假设完全解释了我们观察到的伊丽莎白。冯·R小姐的疾病与对她所作分析之间的明显矛盾。毫无疑问，未予处理的情感在思想意识上持续存在，健康人能做到很大的耐受。我刚才提出的这个观点并不是说癔症患者的行为几近于健康人的行为。我所考虑的显然是量的因素一个有机体能耐受多大这样一种情感紧张的问题。即便一个癔症患者也能保持一定量的未予治疗的情感；由于发生相似的激发因素，倘若其量经过累积作用超过主体能忍受的临界点，则该量提供了转换的动力。因此，当我们说癔症症状的形成是基于记忆中的情感强度和新的情感强度时，我们将不做任何新的断言，而只是陈述几乎能够接受的一个假设。
我在这里讨论了这个癔症患者的动力和机制。但我仍然在考虑如何正确地确定癔症症状的问题。为什么病人的心理痛苦会以腿部而不是别处的疼痛呈现出来？这些情况表明这种躯体疼痛不是由神经症产生，而只是被其应用、增加并保持着。我可以立即补充我已发现的情况，几乎所有我能洞察的癔症疼痛均有相似情形，即在开始时总是真正的、属器质性的疼痛。在癔症中起作用的疼痛似乎最常选择的是一种最普遍、且最广泛的人类疼痛：特别是伴随牙病的骨痛和神经痛、因许多不同因素所致的头痛、常未予认识的并不少见的风湿性肌痛。同样，我把伊丽莎白·冯·R小姐第一次疼痛发作归因于器质性基础，其发生追溯到她在护理父亲的时候。当我试图为此去寻找心理因素时，我没得到什么结果，所以我倾向于、我也必须承认在采用谨慎的操作方法后，唤起了患者隐藏着的记忆，由此做出了鉴别诊断。这种源于风湿性的疼痛以后成为她痛苦的心理兴奋的记忆象征。就我能够弄清的，疼痛的发生远不止是一个理由。首先，毋庸置疑的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即疼痛与兴奋同时存在于意识中。其次，那时她头脑中存在的许多观念与疼痛联系起来，或可能联系起来。实际上疼痛可能就是在许久以前，她必须承担护理病人的责任，在护理时期缺乏运动、饮食减少的结果。但女孩对此并未清楚地认识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她在那有意义的瞬间必须感觉到了疼痛。例如，当她在冰冷的冬天因她父亲的召唤从床上跳下来时。但是明确地决定性地影响转换方向的则是另一条联想性联系线：事实是在那漫长的日子里，她疼痛的一条腿与她父亲肿胀的腿被换绷带时联系起来。此后，标记这种联系的她右腿疼痛区仍然是其疼痛的焦点，并由此向四周发散，形成一种人为的癔症发生区，其源处在我们现在这个病例中可清楚地观察到。
如果人们对躯体疼痛和心理情感之间的联想性联系上存在这样丰富和人为的特征感到惊奇的话，我应当回答它不足为奇，因为事实是拥有最多钱财的人才是富人。如果没有这么众多的联系，实际上就不会形成一个癔症症状，因为转换将不能发现通路。在考虑其决定因素方面，我能肯定伊丽莎白·冯·R小姐是一个较简单的病例，我已解开了最为缠结在一起的线圈，特别是凯瑟琳娜·M夫人的病例。
在这份病史中，我已讨论到病人的这些疼痛发展成步行不能的途径，它是在打开了转换的特殊通路后发展起来的。然而，在那个通道方面，我也表示了我的观点，即病人通过象征化的方式产生或增加了她的功能障碍，她已经在步行不能中发现，躯体表达说明她缺乏独立地位和在环境中不能做任何改变，所谓“不能往前一步”、“没有什么可倚靠的”这样的句子为这种转换的新行为起着桥梁的作用。
我试图用其他一些例子来支持这个观点。转换，以同时存在为基础，也还有一个联想性联系的问题。一方面，转换似乎对癔症素质的需求最小；另一方面通过象征的实现而发生的转换似乎唤起更高程度的癔症性改变。这在伊丽莎白小姐的病例中可观察到，但这只是出现在她癔症的后阶段中。象征的实现的最好实例是我在凯瑟琳娜·M夫人的病例中所观察到的，这是我所描述的病例中最严重的和最有启发性的病例。我已解释过了，遗憾的是不可能对她的疾病做详细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