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下面又是一个我已记录过的梦中发生判断过程的例证。在那个关于市政务会寄来信件的荒谬梦［第435页以下］中，我问道：“你是否不久后就结婚了呢？”我算了一下我的生日，当然是1856年，那好像就是紧接信中提及年份后的一年。这一切似乎都是一套逻辑的结论。我父亲是在他发病后不久于1851年结婚的。当然，我是家中长子，生于1856年，这些都是事实。我们已知，梦中错误结论源自愿望满足；其主导梦念是：“四五年不算什么，可以忽略不计。”上述结论，不管其内容和形式多么像是逻辑的，都可以按照由梦念决定的另一种方式进行解释。正是我的同事认为治疗时间太长了的那位患者，决定在治疗结束后立即结婚。我在梦中与父亲交谈的方式很像是问讯或考试，也使我想起一位大学老师，他总是习惯于记录下每位选他课的学生的详细细节：“生日？”——“1856年”——“父亲名字？”对于这一项，学生要给出自己父亲带拉丁文字尾的教名。我们学生认为，这位教授从学生父亲教名中作出某些从学生本人姓名中不可能作出的推论。所以梦中的作出推论无非是对作为梦念材料的做出推论的一个重复而已。这里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梦中出现的结论无疑是梦念派生的，但在梦念中，它既可以表现为一段回忆材料，也可以逻辑的形式把若干梦念联结起来。但不管如何，显梦中的结论都代表着梦念的结论。
由此我们可以继续分析上述梦例。那位教授的问讯使我想起大学的学生注册表（我上大学时要用拉丁文填写），并进一步想起我主修的课程。医科需5年才能毕业，这对我来说又太短了。我于是又默默地学了几年。熟人当中，我被认为是个混子，他们还怀疑我是否能及格。其后我立即决定参加考试，而且尽管耽搁了，我还是考及格了。这是对梦念的崭新强化，从而使我以挑战的姿态面对我的批评者：“虽然你们因为我浪费了时间而不相信我，但我还是及格了。我的医学训练最终也会得出一个结果，过去的事实表明，事情总是这样。”
此梦开头几句显然具有论证的性质。这一论证甚至不是荒谬性的，在清醒生活中亦完全可能发生：我收到故乡市政务会的信而颇觉蹊跷，因为第一，1851年我还未出生；第二，此事可能与我父亲有关，但他已经去世。这些陈述不仅本身是正确的，而且，如果我真的收到这样的信，我也会提出与此完全相同的论证。前面的分析已揭示，此梦产生于内心深处痛苦和嘲弄的梦念。如果我们同时假设，稽查作用完全有理由运作起来，那么我们就会理解，梦的工作自有其动机以梦念所包含的模式来制造一个对荒谬暗示完全有效的否决。然而，分析表明，梦的工作不能随意制作这种对应，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利用梦念材料。这就好像有一代数方程式，其中（除数字外，还）含有加、减、根、幂等符号，而有人要抄录这个方程式却不懂其意义，结果把数字和符号完全混淆了。［显梦中的］两个论证可溯源如下：我关于精神神经症的心理学解释的某些基本前提，总是遭到那些初次听说的人的怀疑和嘲弄，每想起这些，我就非常痛苦。例如，我不得不假定，对那些后来发病的人而言，他们人生第二年甚或第一年的印象，对他们后来的情感生活产生着持久的影响；而且，这些印象——尽管被记忆以各种方式加以歪曲或夸大——可能构成了癔症症状的最初且最深刻的基础。当我就此选取适当时机向患者做出解释时，他们总是以嘲弄的口吻模仿说，可以去寻回他们尚未出生时的记忆。我关于父亲在女性患者早期性冲动中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的发现，自然也完全可能遭到同样的冷遇（见第257页以下的讨论）。然而，我有充分的根据深信这两个假设是正确的。作为证据，我想起了几个实例，其中，孩子在非常幼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但后来的事件却表明，他仍潜意识地保留了很早就去世了的父亲的种种记忆。这种现象非精神分析无法解释。我知道，我的这两个论断所依据的推论，其有效性难免要受到争议，因此，梦的工作利用的恰恰是我害怕受到争议的结论的材料，来得出一个无可争议的结论，乃是愿望的一个满足。
（7）在一个到目前为止我还很少论及的梦［见第413页］的开头部分，明显地有对突然出现的问题的惊讶表示。布吕克老先生一定给我安排了什么任务；真奇怪，这与解剖我自己身体的下部有关，解剖我的骨盆和大腿。我好像在解剖室看到了我的骨盆和大腿，但却没感到自己身体的缺失，也没感到丝毫的恐惧。路易斯·N站在我身边和我一起坐着。骨盆已被取出，现在既可看到它的上部，又可看到它的下部，两部分合为一体了。还可以看到厚厚的肉色凸起（梦中，它使我想起痔疮）。它背面覆盖着某种像皱折的锡箔似的东西，也必须小心剔出。其时我重获双腿，并在城里走路。但（由于劳累）我要了一辆马车。令我吃惊的是，马车冲向一处房屋的大门，而大门居然开了，使马车能够通过并在另一端转了一个弯后又出来了。最后我做了一次旅行，穿越一片变幻不定的风景区，有一位阿尔卑斯山向导帮我拿着随身物品。由于体恤我的双腿，他有时还背我。道路泥泞，我们靠边行走。地上坐着许多人，像是印第安人或吉普赛人，其中有个女孩。此前我一直感到惊奇，在解剖后我还能在泥滑的路上走得这么好。最后我们来到一座小木屋，后面开了一个窗户。向导把我放下，并将原有的两块木板搭在窗台上，作为跨越窗台后的深沟的桥梁。其时我真的担忧起我的双腿来。我们没有跨越木板，相反，我看到两个成年男人躺在墙边的木凳上，旁边好像还睡着两个男孩。好像帮我们跨越深沟的不是木板，而是两个小孩。我在恐惧中惊醒了。
任何对梦中凝缩作用程度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想象，此梦的全面解释必将占用大量篇幅。幸好此处我只需论其一点，为梦中惊奇提供一例，如插入成分“真奇怪”所展现的那样。梦的起因如下。梦中协助我工作的路易斯·N女士有次来访时说：“借我点东西看看。”我把赖德·哈加德的《她》递给她，并解释说：“这是本奇书，但充满了隐意，永恒的女性，不朽的情感……”她打断了我，说：“我知道。就没有你自己的东西吗？”——“没有，我的不朽之作尚未写成。”——“那么你什么时候才能把你的那些所谓终极解释写出来呢？你说过要写一本甚至我们都能读懂的书。”她带着讽刺的口吻问道。其时我发现，这不过是有人借她的口向我发出警告而已，于是我就不说什么了。我想，即使我要出版有关梦的书，也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因为在书中我必然要将自己的大量隐私性格公之于众。
Das Best was du wissen kannst，
Darfst du den Buben doch nicht sagen.
因此，梦中要我解剖自己身体的任务，实际上就是对我自己的梦进行自我分析。布吕克老先生在梦中的出现是恰当的；甚至在我刚开始科学研究工作时，就曾有一个发现，但被搁置起来，直到他有力督促，我才予以发表。和路易斯·N谈话所引起的深层想法由于太深了而不能进入意识，却分散于由赖德·哈加德《她》一书所引起的各种材料之中。“真奇怪”这一判断不仅适用于这本书，也适用于同一作者的另一本书《世界之心》。此梦的大量成分都来自这两本富有想象力的小说。泥泞小道和道上深沟取材于《她》；印第安人、女孩和木屋取材于《世界之心》。那个向导在两本小说中都是女性，都涉及到一次危险的旅行。《她》描写的是一条过去无人问津的冒险旅途，结果通向一片新天地。梦中的双腿疲劳感，是白天的一种真实感受，它可能还伴有倦意和疑惑：“我的腿还能走多远！”《她》的冒险旅程的结局是，向导不仅未能为自己和他人找到永生，却葬身于神秘的地下火海。这样的恐惧肯定在梦念中起着作用。木屋也无疑是一副棺材或一座坟墓；但这一最不期望的梦念通过梦的工作而表现为一次愿望满足，因为我曾进过一次坟墓，但那是奥尔维托附近的一座伊特拉斯坎人的空墓，是一个狭窄的小室，墙边放有两条石凳，上面躺着两具成年男人的骷髅。梦中木屋的内部恰似这个墓穴，只是用木头代替了石头。梦好像是在说：“如果你必须留在梦中，那就但愿是一座伊特拉斯坎人的墓穴吧。”通过这一置换，梦便把最伤感的期待变成最令人向往的了。不幸的是梦虽然可以把伴有某种情感的观念转变成对立面，但却不能转变情感本身。下文［第460页以下］将对此加以揭示。因此，尽管子女能够获得父亲所失败了的成就这一观念——这就是对小说中关于一个人的身份可以世代相传两千余年的离奇情节的一个新的引喻——成功地呈现后，我还是在“恐惧”中惊醒了。
（8）在我的另一个梦中，也包含了对梦中出现的事件表示惊奇。此梦的惊奇还伴有一种非常明显、牵强附会甚至很明智的解释企图，仅就这一点而言，即使梦不具有另外两个吸引人的特征，我也抑制不住要对整个梦加以分析。在7月18日至19日的夜间，我乘坐南线火车旅行。睡梦中我听到“霍尔松（Hollthurn）站到了，停车10分钟。”我立即想到海参类动物（holothurian），又想到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又想到，这就是那些勇敢的人们徒劳地反抗国家统治权力的地方——是的，奥地利的反改革运动——好像是斯蒂里亚或蒂罗尔的一个地方。随后我看见一个模糊不清的小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这些人的尸骨和遗物。我想出去，但又犹豫不决。站台上有妇女在卖水果，她们蹲在地上，举着篮子叫卖。——我犹豫着，怀疑是否有时间，但火车仍未启动。——我突然又置身另一车厢。里面座位非常狭窄，使得人的后背紧贴车厢壁。这使我大吃一惊，但又想，我可能是在睡眠状态中换了车厢。这里有人，其中还有一对英国兄妹。书架上有一排书清晰可见，我还看到了《国富论》和（克勒克·马克思韦尔的）《物质与运动》，那是一本棕色封皮的厚书。那个男的问起他妹妹是否还记得席勒的一本书。这些书有时像是我的，有时又像是他们的。我想以一种证实的口气介入他们的谈话……我浑身冒汗地醒来，因为所有窗户都紧闭着。火车停在［斯蒂里亚的］马尔堡站。
我在记录过程中，又想起此梦的一个新的片断，我的记忆企图要把它忘掉。我就一本书（用英语）对那对兄妹说：“这本书是某某的，”但又改口说，“这本书是某某写的。”那男的对他妹妹说，“他说得对”。此梦始于一个站名，站名肯定把我弄得半醒。但我却用霍尔松代替了马尔堡站名。我听到的站名肯定是马尔堡，这可由梦中提到席勒为证，因为席勒生于马尔堡，虽然不是斯蒂里亚的那个马尔堡。那次旅行我虽然买的是头等车票，却很不舒服。火车里挤满了人。在我乘坐的那节车厢里，有一对很有贵族派头的妇人和绅士，他们显得没有教养，对我的进入显示出不加掩饰的不悦。我很有礼貌地向他们打了招呼，但他们却没有回答。虽然这对夫妻是并排坐着（背对车头），但她却在我的眼皮底下抢先用雨伞占着对面靠窗户的座位。车门很快关上了，他们交谈了几句，说是要把窗户打开。他们可能已看出我正渴望着新鲜空气。在这炎热的夜晚，车厢完全封闭，很快就令人窒息。旅行经验告诉我，像这种冷酷和傲慢的行为，表明他们必定是那种免费或半价乘车的人。当检票员走过来，我向她呈示我以高价买的车票时，这位女士用嘲讽甚至带有威胁性的语气说：“我丈夫有免费通行证。”她外表庄重，神情不满，已近红颜将逝的年纪。那男的则肃然安坐，一言不发。我困得几欲入睡。梦中，我对讨厌的旅伴采取了可怕的报复；谁都不会怀疑，在梦的前半部分不连贯的片断的背后，隐藏着强烈的羞辱。这个需要满足后，又产生了第二个愿望——更换车厢。梦境经常会完全不受阻碍地发生变换，所以，如果我迅速在记忆中找到更为可爱的人来替换旅伴，一点也不稀奇。但此处却有某事在抵抗梦境的改变而需要解释。我为什么突然到了另一节车厢呢？对此我并没有任何记忆，因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即我必定是在睡眠状态中换了车厢——这种事情虽少见，但作为一个神经病理学家，我可以找到例证。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人，在恍惚状态下乘火车旅行而不表现任何病态迹象，直到突然完全清醒过来而对记忆的缺失茫然不解。因此，梦中我是在宣布自己就是这种“自动漫游症（automatisme ambulatoire）”之一例。
分析还可以得出另一种解决办法。对调换车厢做出解释的企图，在我看来似乎明显是梦的工作之事；但事实上它不是源于我自己，而是源于我的一位患者的神经症。我在别处［第260页］曾提到一个教养良好又在现实生活中心地善良的人，他在父母死后开始谴责自己具有谋杀倾向，并因而在生活中采取各种防御措施而成为神经症的牺牲品。这是一例完全具有自知力的严重强迫症。起初他不敢上街，因为在街上一碰到单身行人，他就抑制不住要弄清他在何处消失；如果有人突然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他就会感到不安，并觉得可能正是他使这个人消失掉。除去别的不谈，这背后还隐藏着“凯恩幻觉”——因为“人皆兄弟”。（圣经中凯恩杀死了其兄弟阿伯尔即谋杀者之意）由于执行这种任务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便足不出户，闭门度日。但报纸却不断地把外界谋杀案件的消息送到他家，于是他的良心便开始怀疑，他可能就是谋杀案的凶手。如果他确信，事实上，自己几个星期以来从未离家外出，这会暂时使他稍安，但终有一天他又想到，他可能在一种潜意识状态下离开家并犯了谋杀罪而毫无自知。从那以后他便锁起大门，把钥匙交给管家并严格吩咐，即使他要钥匙，也绝不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