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必要对这种离题表示道歉，因为诙谐与滑稽的关系是驱使我们研究滑稽的原因。但是，这当然是我们该回到前一个主题的时候了——讨论用来使事物成为滑稽的方法。我们首先考虑了滑稽模仿和揭露假面具，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两者当中为分析模仿的滑稽因素而获得某些启示。一般地说，模仿无疑渗透着滑稽模仿——即对那些否则不会令人惊奇的特点进行夸张——它还包含着贬低的特点。但这似乎并未详尽无疑地论述其本质。不容争辩，它本身是滑稽快乐的一个格外丰富的来源，因为我们特别会对一种模仿的可靠性发出笑声。要对此做出满意的解释绝非易事，除非一个人准备采纳柏格森（Bergson，1900）所持的观点，它使模仿的滑稽接近于由于发现了心理自动作用而导致的滑稽。柏格森的观点认为，在一个有生命的人身上发生的使他想到无生命机制的一切事物都有一种滑稽效果。他为此提出的准则是“生命的机制”。他解释模仿的滑稽作用是从帕斯卡尔（Pascal）在《感想录》中提出的一个问题为出发点，即为什么当人们比较两个类似的方面时会笑，而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面本身并没有滑稽作用。“按照我们的期待，活着的东西决不应完全相同地得到重复。当我们发现这种重复时，我们总是怀疑在有生命的事物背后存在着某种机制。”（柏格森，1900，第35页）当人们看到两张彼此非常相似的脸时，就会想到来自同一模子的两种印象或者想到某种类似的机械过程。简言之，在这种情况下，笑的原因就是有生命体与无生命体的趋同，或如我们所说，把有生命的东西贬低为无生命的东西（同上书，第35页）。另外，如果我们打算接受柏格森的这些似乎有理的看法，我们就应该发现，这并不难把他的观点包含在我们自己的程式中。经验已教给我们，每一种活的东西并不同于其他有生命的东西，而且需要为我们的理解付出某种消耗；如果由于完全的一致或靠不住的模仿，我们不需要做出新的消耗，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很失望。但是，我们是在宽慰的意义上感到失望，对已成为多余的期待的消耗则通过笑声而释放出来。同样的程式也包括柏格森认为的滑稽的僵硬（“raideur”）、职业习惯、固定观念（fixed ideas）以及在每一种可能的情况下一再重复的言语发生转变等情况。所有这些情况都要回到对期待的消耗和对实际要求的某个一直相同的事物的理解所付出的消耗之间的比较。而且期待所需要的更大的消耗量，是以观察有生命事物的多重性和可塑性为基础的。因此，在模仿的情况下滑稽快乐的根源就不是情境的滑稽作用，而是期待的滑稽作用。
由于我们一般是从比较中获得滑稽快乐的，我们有责任考察一下比较本身的滑稽作用。的确，这可以用做使事物成为滑稽的一种方法。当我们回想起在类比的情况下，我们也常常发现，我们的“感受”在把某事称为诙谐，或者只称为滑稽方面，令我们困惑不解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将会增强。
必须承认，这个主题应该受到比我们的兴趣所能为之付出的更仔细的对待。我们在类比中所探寻的主要属性是它是否恰当——就是说，它是否注意真正表现在两个不同事物问的一致性。重新发现同一事物时的原始快乐（格罗斯，1899，第153页［以及前文第121页以下］）并非是有利于使用类比的唯一动机；还有一个事实说明类比可能有用，它能对理智活动带来宽慰——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遵循着通常的方式，把不太熟悉的东西和较熟悉的东西加以比较，或者把抽象的事物与具体事物相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就能阐明较不熟悉的东西或较困难的东西。每一种这类比较，特别是抽象事物与具体事物的比较，都包含着一种贬低，和对（观念模仿意义上的）抽象作用的能量消耗的一种节省，但是，这当然不足以使滑稽的特点突显出来。它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逐渐从比较所产生的宽慰的快乐中出现的。有许多情况只是刚沾滑稽的边，它们是否能表现出滑稽的特点还令人们怀疑。如果在所比较的两个事物的抽象作用上的消耗之间出现差异水平的上升，如果某件严肃的和不熟悉的事物，特别是如果它具有理智的或道德的性质，同某件平常的和低劣的事物进行比较，那么，这种比较毫无疑问变成了滑稽。以前宽慰的快乐和观念模仿的决定因素所做的贡献；或许可以解释这种逐步的转变，它受制于数量因素，在比较期间从一般的快乐向滑稽快乐转变。如果我强调这个事实，我不是通过对所比较的两个事物间的对立面的相似性进行类比，而是对消耗在抽象作用上的两种能量问的差异进行类比而发现滑稽快乐的，那么，我无疑将避免误解。当一件难以理解的不熟悉的事物，一件在理智意义上十分抽象而且事实上非常异常的事物，被说成是与某件熟悉的且十分低劣的事物相符合时，认为完全不存在对抽象作用的任何能量消耗时，那么，抽象事物本身就作为同样低劣的事物而露出真面目。比较的滑稽作用便由此还原为一种贬低。
但是，我们已经发现，比较可以具有诙谐的性质，没有滑稽混合的痕迹——确切地说，是当它避免了贬低时。这样，用一个火炬对真理进行比较，而拿着火炬穿过拥挤的人群不可能不烧焦某人的胡子，这种比较纯粹具有诙谐的性质，因为它的言语（真理的火炬）就其全部意义而言进行了打折扣的转向，这种比较也不是滑稽的，因为尽管火炬作为一个物体是具体的，却并非没有一定的区别。但是，比较也可以很容易地作为一种诙谐和滑稽且相互独立，因为比较能够对某些诙谐的技巧有帮助。例如对一致或引喻。内斯特罗（Nestroy）以这种方式把记忆比做“仓库”，这种比较可以同时是滑稽和诙谐——前者是由于这种不同寻常的贬低，这是在把记忆比做“仓库”时心理学概念不得不容忍的一种贬低，而后者是因为运用这种比较的人是一个职员，他以这种比较在心理学和他的职业之间建立了一种完全不可预料的一致性。海涅的话“直到我的忍耐力的屁股后面的所有纽扣全都崩开”，乍一看似乎不过是滑稽性贬低比较的一个典型实例；但仔细考虑后，我们也必须承认它具有诙谐的特点，因为作为隐喻的一种手段，这种比较触及到淫秽的区域，从而成功地在淫秽之中释放了快乐。同样的材料如果公认不是完全偶然的巧合，就会向我们提供一种同时滑稽而且具有诙谐特点的快乐。如果一方的条件有利于产生另一方，他们的统一就会对“感受”具有混乱的影响，据说这种“感受”会告诉我们，我们是在提供一种诙谐还是某种滑稽的事物，而且决定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做出，即专心致志的研究摆脱了对特定快乐的任何预先安排。
无论对产生滑稽快乐的这些更深入的决定因素的探究多么吸引人，作者必须牢记，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日常工作都不能使他将其研究扩展到超出诙谐的领域之外；而且他必须承认，滑稽比较这一主题使他特别意识到他的无能。
因此，我们很容易想起，许多权威人士没有认识到我们业已发现诙谐与滑稽之间这种鲜明的概念与材料上的区别，他们认为诙谐只不过是“言语的滑稽”或“字词的滑稽”。为了检验一下这种观点，我们将选择一个实例，每一种在话语上有意和无意地具有滑稽作用，以此和诙谐进行比较。我们早就说过，我们相信自己完全能够把滑稽作用的话与诙谐区分开：
“拿着叉子吵闹不休
他的妈妈把他从炖菜烦恼旁拉走”
这只是滑稽作用。海涅关于哥廷根的居民中有四种社会等级的说法——“教授、学生、市侩和蠢驴”——却是个典型的诙谐。
对于某种有意成为滑稽的事物，我将以施特腾海姆（Stettenheim）的“Wippchen”为例。人们说施特腾海姆很机智，是因为他在引发滑稽作用的才智方面达到了特殊程度。实际上这种能力确实恰当地决定了一个人所具有的“智慧”，这是和一个人所“制造”的“诙谐”相比。不容争辩，Wippchen的字母，与其相应的Bernau也都指机智，因为每一种诙谐都丰富地夹杂其间，其中有些是真正成功的（例如，原始时代的人“在举行仪式的裸体舞”中表现出来的诙谐）。但是，给这些产物赋予独特特点的不是这些分离的诙谐，而是穿梭其间的几乎过分丰富的言语的滑稽作用。“威普岑”最初无疑指的是一个好挖苦人的人，是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的“无固定观念的记者”的一种变式，其中一类是未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把国家的文化贮藏加以误用和交易；但是，作者对在他的这幅特征图中获得的滑稽效果的喜爱，显然已把好挖苦人这个目的一点一点地推到了背景中。Wippchen的产物大部分都是“滑稽性胡说”。作者利用堆砌这些成功的事物而产生的快乐心境。（必须公正地讲），连同那些完全可以允许的材料一起，引进各种他们自己都不能容忍的灵机。威普岑的胡说因其独特技巧而产生了一种特殊效果。如果一个人更仔细地观察这些“诙谐”，就会因少数几个诙谐所引起的独特震惊而对整个产品打下印记。Wippchen主要利用的是结合（混合）、熟，悉的言语措辞特征和引语的改变，用更需要技巧的、更重要的表达方式来取代其中几个一般成分。顺便说一句，这已接近了诙谐的技巧。
下面有几个混合的例子（摘自前言和全书的前几页）：
“土耳其有钱wie Heu am Meere（像海边的干草）。”这句话由两个词句组成：“钱wie Heu（像干草）”和“钱wie Sand am Meere（像海边的沙子）”。
或者，“我不过是剥掉了树叶的木桩，它证明了其昔日的茂盛”——由“一棵剥掉树叶的树”和“一根……的木桩等”凝缩而成。
或者，“引导我从奥基尔王的牛厩的Scylla中走出来的埃里阿登之线何在？”其中有三个古希腊传奇，每个传奇构成一个成分。
这种改变和替代可以毫不困难地总结出来。它们的性质可以从下列实例中看出，它们表现了威普岑的特点，在它们背后我们还可以瞥见另一种更流行的、通常更普遍的说法，这已还原为一种陈词滥调：
“Mir Papier und Tinte hher zu hngen（把纸和墨水给我挂得高一些。）”我们用“einem den Brotkorb hher hngen（把某人的面包篮给他挂得高一些——使某人吃不饱）”，作为对“把某人置于更困难境地中”的隐喻。所以，为什么这种隐喻不能扩展到其他材料中去呢？
“在竞赛中俄国人有时抽短签（短签——即结果居第二位），有时则抽长签。”这些表达方式中只有第一种（“den Kurzeren ziehen”，“抽短签”）是常用的；但考虑到其派生物在使第二种也产生作用方面并没有荒唐之处。
“当我还年轻时，柏伽索斯（Pegasus）就在我心中激荡。”如果用诗人来取代柏伽索斯，我们便发现了传记中经常使用的陈词滥调。的确，柏伽索斯并不是“诗人”的一个恰当的替代词，但它与诗人有着概念上的联系，而且是个颇为夸张的词。
“我就这样度过了童年的荆棘丛生之路。”这个明喻可代替一个简单的说明，“Die Kinderschuhe austreten”（“穿破了童年的鞋子”，“把托儿所抛到后面”）这是与童年概念有联系的意象之一。
从威普岑的大量其他产物中，有些可以作为喜剧因素的纯粹实例。例如，“争吵此起彼伏数小时，直到最后也没有决定下来”，这就是滑稽的失望。或者，“克莱欧（Clio，主管史诗、历史的女神），历史的美杜萨（Medusa）”，这是滑稽的（无知的）揭露假面具。或者像“Habent sua fata morgana”这种引语。但是，我们的兴趣更多地是由混合与改变唤起的，因为它们是重复诙谐的技巧。例如，我们可以把这类诙谐如“他背后有着光明的未来”，或“er hat ein Ideal vor dem Kopf”，和改变加以比较，或者把“新的矿泉治好病”的诙谐和利希腾贝格的改变相比较等等。威普岑的具有同样技巧的产物现在要称为诙谐吗？或者他们是怎样与此相区别的呢？
要做出回答并不困难。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诙谐往往向听者表现两张脸，迫使他对其采取两种不同的观点。在一则胡说的笑话中，如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一种观点只考虑遣词用字，认为这是胡说；另一种观点则遵循所给的提示，通过听者的潜意识并在其中找到出色的意义。在威普岑的类似诙谐的产物中；诙谐的一张脸没有表情，仿佛它已退化：一个两面神的头却只有一面发达。若允许这种技巧把我们引诱到潜意识中，我们将一无所获。混合不会向我们提供两件相混合的事物，确实会产生新的意义的场合。如果我们尝试做个分析，它们就会完全区分开。如同在诙谐中一样，改变和替代会导致一种通常很熟悉的话语，但改变和替代本身并未告诉我们任何新的东西，而且一般地说，也确实没有什么可能的或有用的东西。因此，这些诙谐中只有一种观点遗留下来——即它们是胡说。我们只能决定把这类已从诙谐的最基本特点中解放出来的产物是称为“坏的”诙谐还是根本不是诙谐。
这种退化的诙谐无疑会产生一种滑稽效果，对此我们可以用不止一种方式来解释。滑稽产生于对潜意识思维方式的揭露，如我们早先考虑过的情况［例如，第205页］快乐则产生于和一种完整的诙谐所进行的比较。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假设这两种产生滑稽快乐的方式在这里趋同了。在这里来自诙谐的不恰当支持恰好就是使胡说成为滑稽胡说的东西，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