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七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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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我的“三农”情缘(2)

我国农民具有知足感恩的高尚品性。农民对待大事小情,对待邻里乡亲,对待国家社会,更多的是豁达大度。农民在忙碌中得到乐趣,在劳累中寄托希望,很少发牢骚,很少有怨言,给点肥水就长苗,给点阳光就灿烂。播种是为了收获,丰收了就心满意足,始终抱着一颗平常心,生活得平淡而踏实,没有不切实际的奢望。农民对关心、支持和帮助他们的人,总是想着回报。我曾多次到山区和偏远地区考察“三农”工作,那里农村发展缓慢,农民生产环境和生活条件更为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过着贫苦辛劳的日子。有时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我和同事们去看望慰问他们,他们从不叫苦和埋怨,只说“感谢”。当国家给他们一定的扶持时,他们的知恩感恩之情溢于言表。此时,我内心里不仅是敬意和欣慰,还有伤感和愧疚。粮食主产区的农民,粮价每提一分、补贴每增一点,他们都打心眼儿里知足和高兴。当他们乐道“种地不纳税、上学不交费、看病能报销、低保有补助、养老有保障”时,满面洋溢着幸福和感恩的笑容。人生之苦在于心之不足,人生之累在于心之不宽,知足心宽的人不苦不累啊!可以说,广大农民群众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无论是革命、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都是党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我们讲爱民、亲民、利民、富民、安民、护民,万万不可忘记了农民;农民对社会的贡献,理应得到全社会的推崇和尊敬。如果我们多想一想自己是谁、来自哪里、根在何方,或许就会大大增加对“三农”的认同和情感。其实,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对农民并不陌生,或许我们自己,或许父辈乃至祖辈,都曾是农民;同农业并不生疏,或许我们自己,或许父辈乃至祖辈,都从事过农业;与农村并不遥远,或许我们自己,或许父辈乃至祖辈,都来自农村。追根溯源,我们与农民血脉相通,我们与农业血肉相连,我们与农村血缘相亲。农业是我们的生存基础,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农村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农业艰苦劳累,但干农业充实快乐;农民憨厚率直,但交朋友实在真诚;农村条件艰苦,但田园生活回味无穷。支持“三农”事业,不正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吗?从事农业农村工作,不正是我们与“三农”的深深情缘吗?

○一米一粟寄深情,源头活水根在农○

在我的“三农”人生中,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极度短缺的特殊灾难,目睹过“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被动局面,参与过推行大包干、粮食大丰收的激情岁月,面临过农产品“多了少、少了多”的尴尬状态,也见证过粮食生产“十连增”、农民增收“十连快”的黄金时期。这些经历,丰富和加深了我对农业和农民的切身感知。我深知农业的重要和农民的情操,也深知农业的艰苦和农民的艰辛;我了解农民的希望和期盼,也了解农民的诉求和不易。我记得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的生产经营受到严格限制,规定只能种什么、只能养几只鸡,否则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有些地方甚至不许农民耕种自留地和养护自留山,对农家的婚丧嫁娶也有种种限制。实际上,农业的事情既繁多复杂,又简单明了;农民的诉求既多种多样,又万变不离其宗,主要是要求生产经营自主权和管理民主权。有些农业问题和农民诉求的解决,有时候说起来殊为不易,做起来又很简单。归根结底,就是要用政策和制度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农业政策、农村制度与农业农村农民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

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历史罕见的连续十年增产,棉油糖、果菜茶、肉蛋奶、水产品生产全面发展;农民收入连续十年以较快速度提高,连续四年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这样的佳绩来之不易,饱含着农民的奋力、政策的动力、科技的推力、部门的合力和老天的助力。正因为有了增产增收的丰硕成果,城乡居民的饭碗才端得更实更稳,扩大内需才有了扎实基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才更有底气,应对各种天灾人祸才更有力量。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农耕文化中,脍炙人口的“湖广熟,天下足”、“中原丰,粮仓盈”、“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东北大粮仓,囤满喜洋洋”,耳熟能详,世代相传,表达了人们对吃饱肚子和粮食安全的关切和关注,体现了中华民族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的理性和理念,至今仍具深刻启迪。

2011年12月26日,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国务院召开全国粮食生产表彰大会,授予产粮大县的奖杯,很好地表达了粮食和农业的重要意义和特殊地位。精心设计的奖杯以古代炊具“釜”为主体造型,以代表丰收的金黄色为主色调,表达粮食丰收托起国人饭碗的深刻意蕴;三根立柱代表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也象征着政策、科技、设施装备等现代农业的三大支柱;底座两层八个立面绘有从古代农耕到现代农作的标志性图案,标识着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演进趋势;整个底座以“四平八稳”寓意农业基础牢固,以“四面八方”昭示各方协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农业农村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期,再次印证了政策是农业的生命线。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顺势而为推进政策创新,坚持不懈推进制度创新,扎实有力推进工作创新,确立了科学的“三农”工作指导思想,构建了系统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形成了明晰的统筹城乡发展制度框架,建立了高效的农业农村发展推进机制。我们全面取消“农业四税”,结束了2600多年农民按地亩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实行“农业四补贴”,开创了政府直接补贴农民的先河;彻底放开粮食购销,迈出了农业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一步;出台粮食最低收购价、重要农产品临时收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措施,构建了农业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取消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中西部地区公益性建设项目县及县以下资金配套,实行主产区财政奖补,建立了促进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的激励机制;实施林业、草原等生态效益补偿,探索了生态建设保护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上山下乡、进村入户,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率先在农村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基本药物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建立;实现了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农民在县乡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城乡居民的平等权利进一步体现。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确立,归根结底是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大势,符合了农民的期盼,满足了农民的意愿。农民和基层的创造和需求,是我们制定农业农村政策的基础和智慧源泉。离开这些,农业农村政策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基层蕴藏着解决“三农”问题的真知灼见。在长期的农村工作实践中,我深深地折服于农村基层干部的能力和水平,他们有着处理问题的丰富经验和办法,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传达上级繁复的精神和要求,能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基层复杂的问题和矛盾,能用最炽热的情感化解农村冰冷的隔阂和纠纷。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在长时期艰苦的磨砺中,对农村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切身的感受、思考和比较,所以才有结合实际的创新、创造和创举。有些在办公室里想不出、想不通的问题,有些在多次会议上难以解决、议而不决的问题,到基层看一看、问一问、听一听,就豁然开朗了。有时我们苦思无策的事情,基层已有创新;有些我们困惑已久的问题,基层早有答案;而有时我们担心出现的情况,基层却并未发生。正因为如此,农业农村工作不少全国性会议选择在市县开,而且经常开现场会,就是为了汲取群众智慧、总结基层经验,藉以典型示范带动。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下发了10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一号红头文件承载着让13亿多中国人吃饱穿暖的“一号”使命,蕴涵着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三农”的“一号”深情,寄托着农民对幸福生活的“一号”向往。但一号文件之源在农民的创造,一号文件之根在基层的探索,一号文件之本在农民的福祉。中央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顶层设计,绝不是凭空臆想的。只有从时代深处体察农村的脉动,从田间地头了解农业的态势,从神经末梢感知农民的希求,才能使我们的决策有大地的厚度、胸怀的广度、心灵的温度和普惠的力度。

基层萌动着推进农村改革的燎原之火。农民是农村改革的主力军,农村重大的改革举措往往来自农村基层的先创先试。发端于安徽的减免农业税费的探索,就为全国改革农村税费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创造大包干经验的安徽农民,又以“吃螃蟹”的精神闯出了一条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税费负担的路子。我在安徽、江苏农村调研,曾被农民对减免农业税的强烈渴望深深打动。许多农民说,以往我们依法缴纳农业税是应该做的,但现在社会进步了、国家实力增强了,我们要求减免农业税是合情合理的,也是为了让农业农村更好地发展。面对农民的呼声,省里几次开会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一个共识:农村改革就是要改掉那些不合时宜的、歧视农民的、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陈规。于是,继安徽省之后,江苏省做出了在全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决定,向全省农民发出公开信。应该说,我国农业税费改革的试点和探索在安徽,推进和推广在江苏。2006年1月1日,国家正式废除了征收农业税的法律规定,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河北灵寿县青廉村一位农民亲手铸造了一尊“告别田赋鼎”。这尊巨鼎刻着铭文:“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这些年来,我们尊重农民和地方的首创精神,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注重实施中的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和循序渐进。我们坚持稳定而不折腾,明确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坚持完善而不跑偏,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社会化服务;坚持创新而不停滞,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将基本经营制度拓展到林地和草原。还是基于农民的呼声和探索,短短几年时间我们建起了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网。实践一再证明,改革的真正动力,始终植根于基层和民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