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大风歌:风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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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邱新荣:用诗照亮幽暗的历史

李建军

诗意性是文学的重要品质。第一流的文学作品本质上都是诗。无论何种样式的作品,只要达到至真至美的境界,就都具有诗的滋味、诗的色彩、诗的声音。诗乃文学皇冠上的明珠。一个真正的作家,没有不追求诗境的;一个真正的读者,没有不热爱诗境的。

诗是一种澄明而醇厚的艺术。有骗人的小说,但没有骗人的诗。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因为其篇幅之大,事象之复杂,常常使人难以遽断其优劣。小说家可以借着“讲故事”的名义胡编乱造。一些平庸低能的小说家,往往喜欢写长篇小说,而且,常常纵情挥洒,短短数十日,便可以炮制出数十万字令读者目瞪口呆、令评论家“叹为观止”的“杰作”来。阅读小说,你有可能被欺蒙,有可能过了很久,你才能弄清楚自己所喜欢的,原来是毫无价值的作品。

但是,面对诗歌,你就不必有被骗的顾虑。一首好诗,像玉一样温润,像月一样晶莹,像孩子的眼睛一样诚实,你凭着最基本的直觉和最直接的感受,就可以判断它的优劣和高下。它以情为本,以象喻情,借物言志,彰显的是一个被心灵之火照亮的有情世界。白香山在《与元九书》里说:“诗者,根情,苗言,花声,实义。”这是关于诗歌本质最绝妙的形象阐释。在一个优秀的诗人笔下,无空言,无虚情,无假意,一切都基于真情实感。诗人必须向世界和人类传达爱的情感,传达足以打动人心的高尚思想。为了追求最优美最动听的语言,他常常反复推敲,坐卧不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然而,意味的蕴藉和美感的丰富,并不等于不知所云的含混——它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在简单的形式里包蕴复杂的意义。一首好诗的意蕴,也许并不容易几句话就说透说明白,但是,它却像倾城倾国的佳人,有着最能征服人的绰约风姿,使你一看便心生喜欢,再看还是喜欢。

当然,在一个诗歌被奴化的时代,情况就会复杂一些。在一个诗歌被降低为“顺口溜”和“战斗号角”的时代,反诗性的“诗”通常会大行其道,人们的审美认知和审美判断,也会受到严重的干扰。一些毫无诗心和诗情的人,予圣自雄,不可一世,搔首弄姿,附庸风雅,以粗野鄙俗的撒泼为诗,以污言秽语的骂詈为诗,以大言欺世的议论为诗。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善古诗必属雅材。俗意俗字俗调,苟犯其一,皆古之弃也。”尽管那些对“苍蝇”“粪土”“放屁”“蹿稀”等俗字、俗意与俗调大写特写的诗词,会流行一时,会成为某些大人先生们“鉴赏”的对象,会成为人们聚讼纷纭的话题,但是,最终,这些似诗而非诗的东西,只会被当作一个“文化现象”而非“诗学现象”,甚至会被人们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柄和谈资。

邱新荣的诗便属于以“情”为“根”的诗,属于以“义”为“实”的诗。我读他的《史·诗——邱新荣历史抒情诗精选》(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因此遂有了倾盖相见便心生喜欢的感觉。

邱新荣的诗,不做作,不卖弄,朴实而简单,热情而坦诚,更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像一股湍急奔流的溪水。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说:“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诫。”刘勰所说的“本”,对诗人来讲,一是要有“真情”,二是要有积极的伦理精神。邱新荣的诗以“情”为根,有稳定的伦理精神和明确的方向感。他不将“身体写作”当作自己的旗帜,也不以“下半身”作为关注的焦点,更无意在“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间故意制造冲突,借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深刻。他的写作动机和动力,他的写作理想和目标,都来自于他的人生体验,来自于他的阅读和思考。他用诗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态度,来表达他对历史的理解,来表达对善的赞美和对美的发现,来表达对真理的热爱和对崇高事物的敬意。如此一来,他的爱和憎,也就特别分明:爱祖先所创造的美好的文明成果,爱那些高尚而勇敢的优秀人物,同时,憎恨那些暴虐的破坏人民幸福的独裁者,憎恨那些给世界带来痛苦和灾难的官吏和歹徒。

人类不能过没有精神光明的生活。因此,才有了探索光明的启蒙主义冲动,才有了追求革命的启蒙主义精神。邱新荣的诗歌写作,充满启蒙主义的激情和努力。在当下这个“犬儒主义”甚嚣尘上、大行其道的时代,选择启蒙性的写作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在那些后现代嬉皮士的挖苦和攻击之下,“启蒙”和“启蒙主义”现在似乎已经成了“不名誉”的概念。像鲁迅这样20世纪最伟大的启蒙主义者,尚且受到了那些激进的“民粹主义”的羞辱和攻击,其他人就更不要说了。

然而,邱新荣不怕这样的误解和攻击。他依然我行我素,勇往直前。他喜欢立定脚跟往回看,喜欢反顾和反思历史。在他看来,今天与昨天之间,现代与古代之间,并非不相联属的两截,而是前后承接的整体。没有无历史的现实,也不存在无现实的历史。历史即现实的前世,现实即历史的今生。谁若想看清现实,谁就必须好好研究历史。基于这样的认识,邱新荣试图通过诗人之眼,洞察历史被层层遮蔽的秘密,试图通过诗人之眼,看清现实诡异而迷离的面影。他直面那些让人不忍逼视的苦难和不幸。隔着几千年的间隔,他听到了那远古的哭泣声。他从阿房宫的角度,为那些纵火的复仇者辩护——阿房宫哭泣,不是因为“那把火”,而是“因为被我耗尽的民力”(《阿房宫的哭泣》)。他听到了那些“陪葬者”绝望的哭声:“听听那些陪葬的哭声/这些哭声/想把自己哭给远方的父母听/想最后一次哭给自己的家门”(《听听那些陪葬的哭声》)。大规模的杀戮,是中国古代战争中较为常见的现象,也是人类战争史上极为罕见的暴行。对此,邱新荣持毫不宽假的批评态度。在杀戮者的眼中,“百姓的命/贱如尘土”,而杀戮的恐怖会转化成无边的仇恨,会最终转化为新的杀戮:“仇恨衍生出仇恨/他年又将在某地/爆发报复的屠城。”(《想起了那些屠城》)

他冷静地反思集权,尖锐地批判暴政。他批评“焚书”,认为这“让目光空洞/让心灵空虚”(《焚书纪事》);他批评“坑儒”,认为这种暴行“将会使一批血液奸猾/使眼神委靡/使谄媚悄悄浮起/以柔顺的方式/保护自己”(《坑儒纪事》)。他讽刺参与“焚书坑儒”密谋的李斯,嘲笑他的“聪明和才智”,“回头会把自己咬伤”(《李斯之死》)。他对中国千百年来的“独裁者”之父秦始皇深恶痛绝。在《第一个皇帝的出现》中,他批判了作为专制者的“这种动物”,批评了他的残忍、傲慢、冷漠——他是“一切灾难的总和与总和了的灾难”,但是,他的焦点不在这里,而在对作为被压迫和被奴役者的“我们”的批判:

我们使他膨胀了起来

他思想的脑袋

给我们带来了专制的灾难

我们怂恿了这种动物

他的目光被放任成了嗜血的刀剑

他放大了自己每一个愚蠢的动作

放大了自己的无知

放大了自己的阴险

……

他是时间中残忍的碎片

鲜血瓦砾宫观

以及许多梦魇

都构成了他的片断

……

我们用伟大土地上的土

塑造了自己的灾难

他迫使我们跪下去

包括灵魂

包括我们古老的双眼

我们无奈地期待着他说平身

谢主隆恩后

我们的自尊

依然久久地趴在地面

为了充分地表达自己对帝制和独裁的批判态度,邱新荣写了多首关于秦始皇的诗,来清算这位“千古一帝”的罪恶。他望着秋风中的秦始皇陵,思绪万千。他不想看“一具尸体的愚蠢”,“不被所谓的伟大所愚弄”,而是想看“那些陪葬的冤魂/是否超生/看侍卫俑是否长出了智慧和灵魂/看警惕的弓弩是否瞌睡/看铜马车/是否还保留着皇家的雍容”。在秦始皇陵,他发现,“这里杀戮太重/这里阴气太沉/这里的白骨跳起舞来/会让人看不到有彩霞的黎明”(《在秋风中看秦始皇陵》)。在这首诗里,他表达的,依然是寻求光明的启蒙主义的理想和激情。

与这种批判性的启蒙精神相对照的,是邱新荣对创造精神和反抗精神的赞美。他歌颂开天辟地的盘古,歌颂“飞天者”嫦娥无私的爱,歌颂反抗者共工的英雄气概,歌颂舞干戚的“反叛者”刑天,歌颂“叩石击壤”、埋头苦干的愚公,歌颂曹沫的“亮出匕首”。他试图从中国已有的神话和传说里,开掘启蒙性的文化资源。他向往古人的那种未曾受到压抑和异化的创造力,那种活泼而自由的精神状态。他从古代的遗迹——一件牙雕、一只玉鹰、一只双连壶、一把石镰、一只尖顶瓶中看见了古人的智慧与梦想。“让春秋的排箫复活/复活成我们眼中最神秘的角落/复活成灵魂的富裕和阔绰//让春秋的排箫复活/听过它从容的啁啾后/我们的目光才会闪烁”(《让一支排箫复活》)。他试图通过诗性的话语,复现并建构一种充满原始活力的野性之美与自由精神的图景。

邱新荣对人类在精神上的委顿和弱化深表惋惜和不满。那种因为恐惧而产生的“崇拜”,在邱新荣看来,就是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因为它,我们失去了“仰视蓝天的浪漫”,失去了“无法表述的勇敢”,失去了“金子般宝贵的敢为人先”,总之,崇拜“是一条沉重的锁链”(《崇拜曾使我们失去失去那么多》)。他反对无条件地忠诚一位暴君,因为,“在专制的日子里/天平的分量上/君为重/臣为轻”(《关龙逢收回你的心》),一颗“善良为民”的心,是不起什么作用的。他批评那种“跪着的身姿”,因为,这会使“人性的尊严随之委地”(《商代跪式玉人》)。

邱新荣的诗里,表达着对现代文明的热切向往,也因此而表达着对古典文明的庄严敬礼。他站在21世纪的黎明时分的霞光里,用诗向伟大中国文化和古代先贤致敬。他从古人的风范里,看见了绚烂的文明之花,看见了伟大的人格之美,看见了璀璨的思想之光。他赞美不毁乡校的子产,从“不毁的乡校里”,他看见了“民主的萌芽和气氛”,看到了“忧国的热忱”与“无邪的笑声”(《子产不毁乡校》)。“百家争鸣”的思想和精神,让他激动不已,让他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禁不住为它高声吟唱(《为百家争鸣而吟》)。他赞美坚贞不屈的苏武:“呵苏武牧羊/单调而苦难的日子里/矗立着出使的旄杖/回望长安/长安已不可望/只有风吹过来/推着草浪/一直推向远方。”(《苏武牧羊》)他赞美古代的循吏,说他们“从不阿谀”,“只认一个死理”——“认天下和平/百姓富裕”(《循吏》)。在所有的循吏中,他对汲黯情有独钟,给他单独写了一首诗。他喜欢汲黯的简单和直接,欣赏他对汉代最高领袖的无所畏惧,赞赏他对颟顸的“今上”刘彻的直言不讳:“直话直说/不需要修饰的言辞/指正错失/就是指正错失/不在颂歌中表达自己的意思/拐弯抹角鄙夷/巧言令色鄙夷/把什么样的路都走过/直着来/也一样直着去。”(《汲黯》)他对晏子良好的教养和优雅的举止佩服得五体投地:“用比喻和笑容/面对恶意的挑衅”,“晏子不靠愤怒对阵/晏子对阵/靠的是那颗从容的心”(《晏子走在出使的路上》)。

在邱新荣的心目中,司马迁意味着人格建构的高标和精神前行的方向。他对太史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的历史抒情诗里流贯的是司马迁的精神血脉。在对秦始皇暴政的批判上,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他与《史记》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他如此热爱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如此热爱这位伟大的诗人,如此热爱这位无畏的批判者,自然要将太史公写进自己的诗中,自然要通过诗歌写作,向这位对抗极权的中国知识分子之父致敬。在太史公笔下,“帝王将相纷纷摘下了面具/秉笔直书后/刘邦是刘邦/项羽是项羽/流氓的手段/掩不住治世的功绩/英雄的风流/代替不了滥杀的劣迹/不是一好到底/也不是一坏便无从说起/人性的起伏与多姿/让每一个场景/都可读都丰富而充满寓意”(《司马迁写〈史记〉》)。

现在的有些诗人,似乎不很喜欢读书,似乎更喜欢人家夸赞他单凭无所依待的才华就可以写诗。然而,邱新荣走的却是另外一种路子。他把阅读当作获取写作资源和激情的府库。他的诗,是激情的喷发,是思想的凝聚,也是知识的升华,是一行一行写出来的,也是一页一页读出来的。读他的诗,你会看到他阅读的轨迹,也会看到他读书的认真与深入。

当然,邱新荣的诗也并不是完美无缺、无可挑剔的。他的诗是坦率而热情的,但也略显外露与直白;是富有思想和理趣的,但又少了点耐人寻味的韵致,缺了些飞扬的想象与幽眇的意境。他应该向古代的诗人学习,要在“炼”字上下更大的功夫,要“炼意”“炼句”“炼字”,要有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股子劲头,要将自己诗句中的每一个字,都磨洗得干净、漂亮,都要让人觉得有滋味,有嚼头,要有更多让人过目难忘的“佳句”和“警句”。

林昭的诗,就写得不俗。我读林昭的《血诗题衣九章》,很是意外和惊讶——她那么年轻,身处那样的地方,陷入那样的绝境,诗情却那样热烈,古体诗也写得那样好。在这些诗的字里行间,处处可见一个非凡女性的聪慧和才情,处处可见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者的勇敢和深刻。其一云:“双龙鏖战血玄黄,冤恨兆元付大江。蹈海鲁连今仍昔,横槊阿瞒慨当慷。只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其七云:“虚名实祸误苍生,底事猖狂好谈兵。罪己布公称大勇,归仁谢谤见真明。舆论士气必张护,民权世潮毋玩轻。天道无亲常与善,休将耕耘问收成。”其中有不少耐人玩味的警句,例如“只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例如“虚名实祸误苍生,底事猖狂好谈兵”,例如“天道无亲常与善,休将耕耘问收成”。在这些闪光的诗句里,有对现代的国家理念和民主精神的深刻理解,有对好勇斗狠的时代风气的尖锐批评,有身陷绝境却对未来依然乐观和自信的态度。

我读牟宜之的诗,感觉也同样美好。牟宜之的诗里,有孟浩然的恬淡,有王维的静美,有杜少陵的诚挚和仁厚,有对介子推和鲁仲连的气节的赞美,有对屈原的“千秋怨愤”的同情和“亮节清风”的讴歌,也有现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反思、不满和抗议。他的几首《咏史诗》,张开天眼,窥破天机,沉郁高华,深邃犀利,实为令人拍案叫绝的杰作。在写于1971年秋天的《咏史》(之一)中,他继承了杜甫的诗风,既有沉郁顿挫的蕴藉,又有批郤导窾的锋芒:

寒林落叶岁云秋,

一世英雄寂寞收。

萧墙祸端何曾料,

宫帷秘事谁与谋。

权贵厮杀如豺虎,

百姓躬耕似马牛。

千古立废循环事,

江河无语任东流。

深沉的悲慨,如大风卷水,林木为摧,落叶萧萧。读这样的诗,简直要使人抚膺长叹,凄然泪下!也是在那一年,有人曾改写了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中咏王昭君的那首,来发泄自己对“一世英雄”的阴鷙酷烈的仇恨情绪。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按语》中说:“只要是失势或遭殃的,便总是受奚落——赏玩的奚落。”但是,牟宜之的诗里却没有一丝半点的幸灾乐祸,反倒表达出对失势者的悲悯和同情,这在那个习惯了仇恨的时代,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像杜甫一样,牟宜之的同情,更多的还是在“黎元”一边,所以,他的“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一联,尤其沉痛,比杜子美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还要令人心酸和悲凉。

《咏史》(之三),也是一首读来令人振聋发聩的杰作:

周公王莽事可参,

自古由来信史难。

世上美名尔享尽,

人间坏事君做完。

水落石出终有日,

云开雾散见真颜。

天道无邪不容欺,

评说还需待后年。

李锐老人在《一座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读牟宜之诗》一文中,这样评价《咏史之三》:“这是1971年写的诗,正是‘文革’大树特树‘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代。诗人借林彪之事,说更深层次的道理,享尽世上美名的绝不只林彪,做尽人间坏事的更有‘四人帮’等他人。但诗人站在历史的高度,做出如下宣判:不管等到何时,必将水落石出,云开雾散之日,历史不容歪曲,不容篡改,只是时候不到而已。在‘左’祸横行的上世纪70年代初,能发出这种振聋发聩之声者,实为凤毛麟角!”(《牟宜之诗》,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0页)诗人之眼,能通古今而观;诗人之心,能越幽明而感。牟宜之此诗,有不留情面的讽刺和指斥,有对“天道”和公理必胜的信念,有对历史的最终审判的期待。有了这样的诗,中国当代文学就有了骄傲的资本,就有了不朽的光荣。

诗的世界是没有边际和限度的,但却必须是有方向和高度的。

林昭和牟宜之的诗,就属于有方向和高度的诗。

杜甫《奉简高三十五使君》诗云:“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希望邱新荣能踵武前贤,朝着有光的方向,“飘翔而高举”,写出更多有味道、有勇气、有生命的好诗。

2013年4月10日,北京北新桥

(刊于《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3期)

李建军: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