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
青年作家周荣池工作生活在里下河小城高邮，小城虽无大事，但小人物的小事情也常给人大感动。这位细心的写作者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以身边的好人好事为原型创作了一部短篇小说集，这就是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大淖新事》。
近年来高邮连续组织了多届高邮好人评选活动，这些好人的事迹不仅感动了邮城也感动了中国，管霞、王坤、耿高鹏、冯红英、杨文华、王瑞华等多人入选中国好人榜。如何进一步放大这些基层人物的形象，发挥他们在社会建设中的效应是值得进一步认真探讨的问题，用文艺的形式演绎好人形象无疑是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荣池的《大淖新事》用小说的形式给高邮好人塑造了一个“群像”。作品虽然采用了小说的虚构手法，但是细细读进去，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到那些生活中熟悉的好人，如《杨大眼造梦记》中为无名烈士筹款建碑的杨文华，《写心》当中热心公益的基层写作者吕立中，《守候》中十多年如一日照顾瘫痪邻居的翁国英，《唱唱》中拾金不昧的管霞，《大淖新事》中为爱守候女友的王坤等等。小说与纪实作品各有其优势，这本书中，许多人物就是融入了多位好人而塑造出来的，比如《一路春风》中爱岗敬业的徐善兰、见义勇为的耿高鹏、扶起跌倒老人的管仲培，再如《上门女婿》中的扎根基层数十年爱岗敬业的高金斌、孝顺丈母娘的上门女婿钱寿江等等，这就使人物形象不再是生活中的那一个，而具有了更加丰富的意义，具有了更高的概括性。
小说集写的是高邮人，自然也就离不开高邮城和高邮事。作品在推进故事的叙述中穿插了大量的高邮文化元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高邮民歌文化的传扬。在《唱唱》《寻找乡音》《哪儿来的锣鼓声》等作品中，大量的高邮原生态民歌的展示，在为小说本身的艺术性增添亮色的同时，也把民歌这种高邮文化的要素传播了出去。这样的艺术尝试值得肯定。文学的色彩不应该单一而要丰富杂色，要达到这一点就要向兄弟艺术形式多借鉴，多借用。何况，小说写的就是高邮的人与故事，借助地方的民间文化无疑有助于渲染地方的文化环境，揭示人物性格形成的本土文化因素，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当这两者有机融合在作品中时，它所展现的既是高邮好人的风貌，也是一座城市的人文精神。
说到高邮，人们会想到她的“邮”文化，想到宋代的秦观，想到清代的二王绝学，想到现代的文学大家汪曾祺，以及美丽的高邮湖和闻名遐迩的双黄蛋。特别是汪曾祺，他对故乡高邮的叙述与描写是他作品的主要内容，他的许多小说与散文作品对这座苏北里下河小城的生活进行了诗意的表现，所传达出的风情之美与民俗之美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也成为高邮这座小城的文化名片。荣池对这位同乡文学前辈显然是非常崇敬和景仰的，汪曾祺有名篇《大淖记事》，荣池为自己的小说集选名《大淖新事》，其中的心事可见一斑。不管是内容上还是艺术上，荣池都在向汪老致敬。汪曾祺说，写作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荣池是做到了。
这里，我要着重说说荣池这次写作的价值取向和意义。说实话，我是非常佩服这位青年作家的勇气的，因为这是一部歌颂与赞美的作品。不可否认，我们的社会存在许多的问题，因此，批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批判已经成为人们首选的甚至是本能的和唯一的动作，这就需要反思了。一个社会永远不可能缺少批判，但如果一个社会只有批判这样一种动作那可能也是一种畸形甚至灾难。怀疑、质疑、批判，如果缺乏理性的规约，如果总是弥漫着非理性的愤怒，它所酿成的社会情绪会遮蔽甚至伤害许多善良与美好的事物。大概谁都不会想到，现如今，本来与勇气和孤独为伴的批判会成为哗众取宠的媚俗。以文学而言，我们正在丧失正面书写的能力。也许，人们早已忘记了古典时代的写作经验，即从写作的难度上说，描写苦难与愤怒固然不易，但歌颂正面，传达美好更难。古人说，穷苦之辞易好，而欢愉之辞难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说周荣池有勇气，就在于他在批判成风时选择了赞美并且挑战赞美的难度。这种挑战表现在作家的真实与本色上，整部小说集平实，家常，丝毫没有一惊一乍的哗众取宠，没有拔高与夸饰，他让人物说话，让故事说话，他不将评价置于叙述的前面，更不试图让读者接受本来已经预设在那里的观点，他追求的是自然的感动，是读者面对人物与事件时自然的反应。在这方面，周荣池确实显示了一定的小说功底。细节的力量，气氛的感染，戏剧化的叙述，将人物真实、完整、生动地推到读者面前。正面的写作与赞美的力量还来自作家内心的认同与充实的情感。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周荣池首先被感动了，整个写作过程都是在感动中进行的。要别人感动，自己就要感动在先。这一点周荣池做到了，因为这些人物就在他的身边，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一个写作者的幸运。
这是这本小说集在当下特别的意义，也是青年作家应该好好思考的地方，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如何去发现和表达美好的人与事，给人们温暖和希望。所以，我愿意为它说几句话，并作郑重的推荐。
汪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