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阅读、流浪或者胡思乱想。喜欢置身于都市的陌生与繁华，要么就到郊外游荡。有时候觉得安静地听歌、发呆和守候一个美好的结局，那是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幸事。
我这样的个性，最容易催生出多愁善感的心境，为我的诗歌写作创造了无限的可能。
我就开始写诗。最初写诗应该是1990年。
20世纪90年代，那是诗歌盛行的年代，诗歌的重要性似乎和金钱差不多比肩齐高。年轻人爱诗，越朦胧越好。年轻人甚至把诗歌看成是感情丰富细腻的替身。一首好诗成就多少美好姻缘，这样的故事随处可见。当时我就读于百色地区民族师范学校，我对写作的爱好远比学业为甚：到学校阅览室阅读诗歌，从《诗刊》《诗神》，甚至《右江日报》副刊中摘抄和剪贴好诗，经常到街上报刊亭购买《诗歌报月刊》，在课堂上偷偷写诗。这些举动，可以证明我为诗歌做出了许多努力。诗歌也开始回馈于我，1992年起我陆续在区内外多家刊物发表诗歌。当然诗歌并没有给我的生活和爱情带来多少上好的运气，但这却不妨碍我写诗的热情。
最先给我鼓励的是《右江日报》已故的副刊编辑周广生先生。这是我在多年的诗歌投稿生涯中唯一收到的一次编辑老师的回信。当时我是一名在校学生，作为名不见经传的小小诗歌作者，能得到编辑老师百忙之中珍贵的亲笔回信，感激之情难以表达。我或许也是众多诗作者中得到编辑回复的极少数幸运作者之一，真的倍感荣幸和自豪。周广生编辑回信中说：“黄微先生，大作《故乡》拟留用，祝丰收。”简单的回复让我感动得无以复加，大约又过一周时间，这首诗歌就出现在《右江日报》副刊上。那时候，给我很多关怀和鼓励的还有陆大经老师和蒋菁渠老师。我无法忘记他们。
参加工作之后，我部分文学作品陆续见报，得到农敏坚、陆向阳等时任县领导的赏识，在他们的关怀帮助下，1996年6月，我从龙合乡初中调入那坡县文化馆，从语文教师的角色转换为文学创作员。在专职创作的岗位上，我发表作品的势头不减，其中部分歌词作品不但上了《歌海》，还进入了广西诗词界专家的视线，1997被广西音乐家协会选派参加广西群众歌曲创作笔会。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时期我的创002一个人流浪作已渐入佳境。只可惜后来我又萌生莫名想法，感觉这样的工作状态多么闲散而空虚无聊至极，心里老是惦念先前初为人师的那种精神生活之充实快乐，十分渴望折返讲台并顺利如愿，又重新操起“传道授业解惑”的旧业。命运一波三折，2009年，在第二次当了整整10年的教师之后，我终于深感从教的疲惫，又选择再一次从教育系统改行出来，从一名四处奔波的电视台记者、文字编辑演变到如今的文艺刊物编辑。
回顾举足行处，除去步履艰难，剩下的，几乎都是在自己设定好的道路上行走，一路走来心想事成，抑或算是杀出了重围。
伴随工作的变动，我的写作时断时续，套用“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这一诗句来形容最为恰当，很多杂事缠身，创作之旅就有了孤独困顿之嫌。但我仍坚守文学，也坚守生活和写作，我觉得写作是打开灵魂的路径。我渴望别人沿着这条路径寻找到我，和我会合。我坚信某一次纯粹的幸运必将到来。
正如我坚信花期将至，生命必将在起伏跌宕中再次绽放一样！
文学给予我的太多，我感谢文学！
我还想借此感谢所有认识我、记住我、关心我和热爱我的人们，特别是把我举出水面的领导、长辈、亲人和朋友。
当作序。
2016年1月于那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