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更有一言，为当世正告者，则今日帝国主义之国家，谋侵略亚洲东北区者，亟宜自戢其威焰。而吾国亦宜亟图自强。谋自保以御外侮，即所以维持世界之和平也。俄人之侵略东北，其为帝国主义，无待于言。即日之战俄，借口自保，其实又何尝非帝国主义者？自胜俄以来，其所行者，较俄且变本加厉矣。夫日人之侵略东北，其所借口者，曰：待以解决人口问题也。然人口问题，何法不可解决，何必定如今日之所为？1927年，日人对北京之张作霖政府提出要求时，其满铁社长山本氏之言曰：“日本人口之增加，年近百万。必自满蒙输入7亿元之原料而后可。满蒙者，吾日人待以解决人口及食粮问题者也。”其言似矣。然韩人屯垦我国者，自昔有之，亦未尝不足以谋口实，而何必如日人，必欲提出土地所有权、租借权等条件；且侨民所至，随以警察何为？平和贸易，吾人岂尝拒绝？而何必如今日之把持铁路，专谋垄断？抑日人有求于满蒙者，将遵两利之道，俾满蒙日益开发，而彼亦得以解决其人口及食粮之问题邪？抑仍如帝国主义之殖民政策，专瘦人以肥己也？由前之说，则吾国内地，人满之患，不下于日。吾人今日，固不必效法美国，拒日人之来；日人亦岂可喧宾夺主，转欲拒吾之往；且绝我故居满洲之民之生路？由后之说，则直自承其为侵略可耳，而何喋喋呫呫为？
盖日本之为国，军国主义之国家也，亦军阀执政之国家也。彼国自古为岛国，故其国民，偏狭的爱国之念甚强。王政复古以前，藩阀本大有势力。维新之业，又成于长萨两藩之手。故两藩在日本，实有大权。日本之海军，握于萨藩人士之手，陆军握于长藩人士之手，此略通日本政情者所能知。日本之民众，未能参与政治；即其所谓政党者，亦有名无实；而惟官僚及所谓元老者，实尸政治之执行与操纵。亦略通日本政情者所能知也。夫元老亦军阀之代表也（元老之名，宪法无之。其人居枢密院中。枢密院之职，不过备天皇之咨询。然其人既有资格声望，其言自有效力。事实上内阁更迭之际，天皇恒咨询元老，以定继任之人。故元老不居政治之冲，而实有操纵政治之力。又当光绪三十年〈1904〉，山县内阁，以枢密院令，定海陆军两部，必以现役中将以上之军人长之。1913年，改以预备及退伍之同级军人为限。军人在实际，恒听命于参谋部及海军军人会。组阁者之意见，苟与军人不合，军人无肯出就海陆长之职者，内阁即无由成。既成之后，意见不合，海陆两长辞职，内阁即复瓦解。1912年，西园寺内阁，因不赞成朝鲜增加两师团之策，致阙海陆长而辞职，即其事也）。故日本全国之政治，实握于军阀之手者也。夫一种人物，至能独立而成为阀，盖亦非偶然？此必非但顾私利者所能为；彼必略有福国利民之心，亦必颇能举福国利民之实，此观于日本之已事，吾侪决不否认者也。虽然，凡事不可过于其度。过于其度，则向之功德，今遂转而为罪恶。日本今日之军阀，得毋有为其自身之权利势位计者乎？抑诚鉴于国家之情势，而以扩张军备为急也？夫谋国而徒知扩张军备，在识者已议其偏。若略有维持其阶级之心，则推波助澜，更不知其所届矣。1922年之秋，日本与俄国，方在大连开会议之时，忽有所谓密售军械事件者，初列国在西伯利亚撤兵时，有军械19车，交由日本保管此军械，或曰“实旧俄帝国之物，购自欧美，价约3亿元。因畏德人潜艇袭击，绕道太平洋，运至西伯利亚，然后转入欧俄”，或谓“即捷克军物”，未知孰是。当各国共同出兵时，此项军械，即由各国共同保管。其后各国兵皆退，而日独留，乃即以其事委诸日。当其委托时，由日、法、捷克三国官员，会同封识。及是，忽有军械，由海参崴密运满洲，售诸张作霖。有数起，为税关所发觉。或疑所运即是此械，乃相与启封检验，则械已全空；捷克封识，亦不知何往矣。众皆谓“日军官有意为之，而参谋本部实主其事”。或以质其参谋总长上原氏。上原氏直认不讳，曰：“吾将使狄弟里联合张作霖，在日俄之间，建一缓冲国。张作霖所缺为械，狄弟里所缺为粮，吾故使之互相交换云。”（狄弟里者，俄国王党，时在海参崴，亦俄旧势力受日本保护者也。）且曰：“不建此缓冲国，则日本帝国之前途，惟有灭亡，更无他说。”此言一出，列国大哗。即日本国民亦无不异口同声，攻击其军阀者。夫日本此等行为，亦得谓为人口食粮故，不得已而出此者乎？盖日本今日之军阀，其眼光太觉偏于武力，此实其识见不免流于一偏之弊。而无论何等阶级，及其权势既盛，亦无不有维持其阶级之私心，此不期然而然，无可避免者。日本今日，军人之举动，谓其全无增加军界权势及军人利益之心，无论何人，不敢作是语也。国家之政策，贵在统观各方面以审其因应之宜。若举国惟一阶级之马首是瞻，一意孤行，宁免亢龙之悔。远者且勿论。俄人当日俄战前，岂非泱泱大风，专以侵略为志者乎？即日俄战后，宁不亦遗威余烈，炙手可热乎？曾几何时，遂转为他人所侵略，岂非不远之鉴哉？而奈何不远而复者之少也。
欧人之性质，有与吾异者。吾国当内乱之时，恒不暇措意于外侮，以致每为异族所乘。欧人则内乱愈烈之时，民气亦愈奋，愈可利用之以御外侮。法国革命之际，一战而逐普奥，其明证也。俄人亦然。当其国体甫革之时，敌国乘于外，旧党讧于内；土地多被占据，兵财两极困穷，几于不国矣。乃俄人一呼而集农工为兵，4年之间，众至530万（俄人之创设红军，事在1918年3月至1921年1月，其数凡530万人。是为苏俄兵数最多之时。此后内乱外患皆平，兵数次第裁减。今常备军只余56.2万而已）。以之戡定内难，攘除外敌，再离寒暑，遂奏肤功焉。其力亦足畏矣。凡物不能不随环境而变，其自身亦不能保其无变动。俄人初革命时，尝以选将及议决作战计划之权，畀之军士，已而知其不适用，悉废之。改用旧时军队集中权力之法，将校亦多用旧人。故俄之军队，其性质已潜变矣。此种军队，他日为何种势力所利用，殊未可知。而要之非不可用以侵略者，则断然也。
近人有言曰：“满洲者，东方之巴尔干半岛也。”岂不信哉？当日俄战前，美日国交本辑。及战局既终，美人乃转而袒俄。日本所派议和专使（小村），深受不良影响而归。美日始交恶。其后以美国下院，通过移民律，禁止日人入美，弥为日人所恶。而美国扩张军备，县夏威夷，据菲律宾，亦为日人所嫉忌。感情本易变之物；国际间之感情，尤常随利害为转移。日美间之感情所以终不得融洽者，实以日俄战后，日本势力骤张，与美在太平洋之权利有冲突故也。日美战争之论，甚嚣尘上，亦有年矣。日本国力与美国相差太远。战争之事，短时间盖难实现。然满洲之权利，日人必欲一手把持，美人未必遂甘放弃。俄国既难与日调和，英人又将与美并驾，则此问题弥以错杂，而其情势滋益纠纷，真将成为东方之巴尔干半岛矣。夫巴尔干半岛则何能为？虽然，今人又有言曰，“满洲者，东方之阿尔萨斯、洛林也。”阿尔萨斯，洛林之已事，稍读世界史者所知也。一阿尔萨斯、洛林，而其推波助澜，贻祸之烈，至于如此，况十倍于阿尔萨斯、洛林者乎？然则丧阿尔萨斯、洛林者固忧，得阿尔萨斯、洛林者，未必遂为福也。
吾非为大言以恐吓欲侵占满洲之人也，吾敢正告世界曰：凡侵略、独占、封锁诸名词，一时见为有利，久之未有不受其弊者。凡谋国者，孰不欲计万年有道之长，而患恒出于其所虑之外。此非人智之所及料也。向者满洲人之入据华夏也，虑其故乡为汉人所移殖，而后无所归；又恐其民与汉人接触，失其强武之风，不能保其征服者之资格，则举满洲而封锁之，凡汉人出关者有禁。又不徒举满洲而封锁之也，乃并蒙古而亦封锁之，凡汉人至蒙古垦荒者亦有禁。而己则貌崇黄教，与结婚姻，以买蒙人之欢心。联结满蒙，以制汉人，实清代惟一之政策，以是为二重之保障也。在清人岂不自谓可高枕而卧乎？即预虑其失败，亦不过曰“汉人膨胀之力，终非满蒙所能御；此等防线，仍为汉人所突破”而已。岂知有所谓“西力东渐”者，自海自陆，两道而来；而满蒙遂为极冲；向者“限民虑边”之政策，适以自贻伊戚，丧其祖宗丘墓之地，而并贻满蒙人以大祸也哉（汉人拓殖之力，究非满人所能制限。故清初之禁令，不久遂成具文。其后清廷遂默认其开放；久之，且有官自开放，招汉人前往者矣。然汉民移殖之力，究为所抑制，其速率不免大减也）。夫自今日观之，满人封锁之失策，固已洞若观火矣；然在当日，岂能逆睹乎？然则今日封锁满洲之人，安知异日不有出于意料之外之祸，一如西力东渐，为清人之所不及预料哉？故好矜小智者，未有不终成为大愚者也。此则帝国主义者流所宜猛省也。
虽然，我国之人，实有不容以此自恕者。夫我国文化之渐被于东北也亦旧矣！勿吉、室韦，当唐时，非皆我之羁縻州乎？明初，我国势力，实犹达今鄂霍次克海及日本海沿岸。明初所设野人卫，实今吉、黑二省极东之地，亦即清初所服之东海部也。永乐七年（1409），曾设奴儿干都司于今黑龙江口。清光绪十一年（1885），曹廷杰奉命考察西伯利亚东偏，尝于特林地方（在庙尔以上250余里，混同江东岸。庙尔者，黑龙江附近之市也），发见明永乐敕建及宣德重修永宁寺碑。皆太监亦失哈，述征服奴儿干及海中苦夷之事。苦夷，即库页也。然则我国盛时，声威不可谓不远。而卒之日蹙百里，不自为政，而贻远东大局以东方巴尔干之忧，能无反省焉而自愧乎？世惟不自有其权利者，乃致丧失其权利，而启他人争夺之端。争权者以强而招祸，丧权者以弱而遭殃，其罪恶异，其为罪恶均也。我国人其深念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