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内治可分数期：（一）自顺治入关至康熙平三藩、灭郑氏为戡定之期；（二）圣祖、世宗整顿内治，至高宗遂臻极盛；（三）高宗秉性夸大，文治武功，皆近文饰，末年更用一黩货无厌之和珅，吏治大坏，民生日蹙；（四）遂至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嘉、道以后，日入于艰难之世矣。今就五口通商以前政治、财政、军备情形略论之，以见木腐虫生，其来有自，虽曰西力东渐，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然今日所以国蹙民贫至于此极者，其患实有所受之也。
满洲部落，本极贫窘，太宗时稍有窥伺中原之志，仍岁兴师，加以赏赐中国降人，安置归附及掠取部落，财用尤见竭蹶。入关之后，以不逮三分有二之地，支持东南、西南两面之军费，更属捉襟见肘矣。然当时宫中用度，确较明代为节俭（圣祖曾言：“本朝入关以来，外廷军国之需与明略相等，至宫中服用，则以各宫计之，尚不及当时妃嫔一宫之数，以三十六年计之，尚不及当时一年之数。”）。政治亦较清明，故能废除三饷，又定赋役全书，一以明万历以前为准。是时海宇未宁，用兵不息，苛派骚扰，自不能免，然圣祖励精图治，一以实事求是为归，度支渐见宽裕，屡免天下钱粮，蠲除灾欠。末年库储已有二千余万。世宗政尚严肃，财政尤所注意，盐课关税，则增加收数，陋规火耗，则化私为公，故虽承西北用兵之余，库储仍有2700万。高宗时继长增高，遂至7800万。历朝畜积，除隋文帝之世，盖无足与清比伦。然库藏之有余，未必即为财力之雄厚。高宗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在位时南征北讨，军费所耗逾1亿，河工所耗又数千万，此尚出诸府库，至于南巡之供赈，和珅之贪求（和珅家产清单见薛福成《庸庵笔记》，估计其值在8亿两左右。近世论者谓甲午、庚子两次偿款，和珅一人之产偿之而有余云），则皆计簿无征，而所费实远较国家经费为巨。于是上官诛求州县，州县剥削小民，吏治坏而民生蹙，国家之元气隐受斫伤，内乱遂接踵而起矣。
满洲兵力本极强悍，用能以一隅之众抗天下之兵，然其衰敝亦极速。太宗崇德元年（1636）谕王大臣即谓“太祖时八旗子弟一闻行师出猎，莫不踊跃争先，今则或托妻子有疾，或以家事为辞”，可见清人尚未入关，其部落勇武之风，已非初兴时比矣。入关以后，江南川陕之戡定，皆恃降将偕行，西南之并吞，尤尽出降将之力，三藩之尾大不掉以此。吴三桂既叛，满洲兵顿荆州不能进者八年，且有谋举襄阳降敌者（见《啸亭杂录》）。三藩之终于覆亡，仍汉人之自相屠戮耳。川楚白莲教起，清兵以乡勇居前，绿营次之，旗兵居后。论者谓经三藩之变，而知旗兵之不足用，经川楚白莲教之变，而知绿营之不足用。其实清代兵力，入关以后，即不可以遇大敌，其戡定中国，开拓疆土，非适值天幸，则掩耳盗铃耳（西南之平，纯由汉将效力。永历本不能自振，吴三桂亦暮气已深也。准部适值内乱，回疆残破之余，皆非大敌。其征安南、缅甸、廓尔喀，则皆情见势绌矣。金川地不逾千里，人不盈五万，而用兵至五年，糜饷至7000万，尤为自古所未有。高宗顾以十全武功自夸，可谓颜之厚矣）。清以异族入主，镇压本专恃兵力，兵力衰则外若蒙业而安，而其基础实已动摇矣。
历代北族入主中国，无不以骄奢淫逸致败。清室初兴时，程度已较金、元为高，颇能预以为戒。太宗崇德元年（1636），即集诸王贝勒大臣命弘文院官读《金史·世宗本纪》，谕以保守旧俗，为子孙万世之计。历朝遵守此旨，未尝或渝（如乾隆时因胡中藻之狱戒满人毋得好吟咏，重汉文，荒骑射，忘满语。又定满人应试必先试弓马及格，然后许入场）。然其人之柔靡竟如此，而其不能勤事生业亦与金代之女真人同。清既不能泯除满汉之见，则恃为捍城者，厥惟满族，汉族兵力即强，亦不可终恃，况乎绿营、旗兵，其积弱又如出一辙邪。
然兵力之不振，财用之不足，尚皆不为大忧，政治苟善，未始无挽回之策也。而清代又不能然。清代政治，盖误于满汉之见，始终未能化除。又惩明代横议及门户水火之弊，遂专以大权独揽，挫折士气，猜防臣下为治法，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当其盛时，亦有言莫予违之乐，一朝变起，则环视皆巧言令色，全躯保妻子之徒，求一与之共患难者而不可得矣。明太祖以雄猜废宰相，然中叶以后阁权未尝不重，六部亦各有其权，而吏兵二部，权力尤大，其人不贤，贻误固巨，然得贤君良相，则亦足以有为。清代则内阁军机，皆不过书写谕旨，朋党如张廷玉、鄂尔泰，仅以营私，即炙手可热如和珅，亦不过黩货，而能把持朝政者无有也。故虽声势赫赫而去之易于振槁。六部本已见压，且尚侍皆满汉并置，吏、户、兵三部又有管部大臣，内官迁转极难，非六七十不能至尚侍，管部又为兼差，坐啸画诺，一切听命司员而已。故其中枢之地，先已不振，外官则督抚司道，层层抑压，州县不能有为，督抚亦无大权，不能系一方之重也。康雍乾三朝，皆以明察自矜于臣下，动辄严加申饬，摘发隐微，使臣以礼之风，荡焉以尽，故多得脂韦巧媚之士，上焉者，亦不过供奔走使令，骨鲠者且绝迹，况以安社稷为悦者乎？自顺治入关即禁士子结社，后来文字之狱，摧挫士气尤甚，士皆屏息不敢出气，高者遁于考据辞章，中材则沉溺帖括，下焉者则苟求温饱，寡廉鲜耻，无所不为已。嘉、道而降，时局日趋荆棘，然官方敝，而草野之士亦未有结缨揽辔，慨然以功业自期者。职是故也，善夫管同之言之也，曰：“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言官争竞，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场屋策士之文及时政者皆不录。大抵明之为俗，官横而士骄，国家知其敝而一切矫之，是以百数十年，天下纷纷亦多事矣。顾其难皆起于田野之奸闾巷之侠，而朝宁学校之间，安且静也。然臣以为明俗敝矣，其初意则主于养士气，蓄人才。今夫鉴前代者，鉴其末流而要必观其初意，是以三代圣王相继，其于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举而尽变之也，力举而尽变之，则于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祸。”（《拟言风俗书》）其于清代官方之坏，士习之敝，及其所以致此之由，可谓言之了如指掌，以此承西力东渐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夫安得而不敝乎？
第六章 道光以前中外通商情形
中国初与西人交涉，不过通商、传教两端。通商本两利之事，传教亦无害于我，我非生番野蛮，岂虑其借传教以潜夺吾民，而教士之科学，且足为吾效力，则廓然大公而许其来，于我实有益无损也。然当时于西洋情形，全无所知，见通商则虑其将为海盗，见传教则疑为黄巾、白莲之流，且从古未见此船坚炮利之外夷，亦从古未见此长于科学之教士，遂疑其别有所图，而不能已于畏忌。而西人于中国情形，亦全然隔膜，徒觉其庞然自大，冥顽不灵而已。隔阂既深，衅端遂终不可免。道光以后之变局，夫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明室初兴，沿海已有倭寇，中叶受祸之烈，尤为旷古未闻，故于泛海来之外国，疑忌最深，然疑忌之而又假之以地，令其得有根据，则官吏之好贿为之也。明代广州本设有市舶司，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尼皆来互市。海舟恒泊香山县南虎跳门外之浪白洋（就船贸易），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指挥使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濠镜，即今之澳门也。是为西人在陆地得有根据之始，遂有筑城置戍者。中国颇忌之，踞者亦旋去，惟葡人于穆宗隆庆初请纳租银五百两租空地建屋。总督林富为请于朝，许之，葡人遂得公然经营市步，据为己有矣。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番禺举人卢廷龙入京会试，上书，请尽逐澳中诸番出居浪白，当事不能用。后何士晋督粤，毁其城。熹宗天启初，葡人借口防倭，复筑署，海道副使徐如珂又毁之。时倭寇初平，或言澳中诸番实为倭乡道，请移之浪白。粤督张鸣冈谓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立可制其死命，移泊外洋，则大海茫茫，转难制驭，如故便。部议从之。鸣冈之说，在当时未为非计，后来屡以断绝接济，挟制英人，其策盖原于此，然清代交涉之失，固别有在，不能为断绝接济咎也。清世祖顺治四年（1647），佟养甲督粤，奏言佛郎机人寓居濠镜澳门，与粤商互市，已有历年，后因深入省会，遂饬禁止，请仍准通市，惟仍禁入省会。此为清人禁西人入广州城之始，亦沿明之旧也。世宗雍正二年（1724），以安插西洋人，命粤督孔毓珣筹议。毓珣奏言澳门西洋人与行教之西洋人不同，居住200余年，日久人众，无地可驱，守法纳税，亦称良善，惟恐呼引族类，人数益众，请以现在3000余丁为额，现有船25只亦编列字号，作为定数，不许添造。自是葡人贸易之船以25为限。先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葡人言澳门系专给彼国居住，他国船只，不应停泊。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为之题请，部复许各国船只移泊黄埔。及是毓珣饬船到日只许正商数人与行客公平交易，其余水手人等，均在船上等候，不许登岸行走，并不许内地人等擅入夷船。定十一、十二月风信便利，将银贷交清，即令回国。雍正九年（1731），因总兵李维扬言，仍令各国船停泊澳门。葡人独擅澳门之志，至是一挫。然时各国皆船货并税，惟葡船25止纳船钞，货许入栈，卖去然后输税。乾隆时，闭浙海关贸易，并于粤海，各国船舶，在澳住冬，皆向葡人赁屋而居。葡人独擅东道之势，其权利犹独优也。
清开海禁事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台湾郑氏亡后两岁时，仍严南洋诸国之禁。至雍正七年〈1729〉乃弛。安南、广南港口等，乃相率偕来。其华人出洋者，康熙五十六年〈1717〉，以安南为限，西南洋皆不许往。雍正五年〈1727〉，闽督高其倬奏福建地狭人稠，宜广开其谋生之路，许其入海，富者为船主商人，贫者为舵工水手，一船几及百人。今广东船许出外国，何独于闽而靳之？廷议许之。世宗尝谕闽督，闻小吕宋有中国奸民二万人，宜留心察访。是年又谕廷臣，康熙未许噶罗巴小吕宋华民附洋船回内地，而回者甚少。今后出国宜定限期，逾期即不许回国，庶几不敢稽迟。当时不独畏忌外人，即华人留外国者，亦未尝不畏忌之，实缘不知海面情形，故于海盗恐怖殊深也）。设榷关四：曰粤海，在澳门；曰闽海，在漳州；曰浙海，在宁波；曰江海，在云台山。二十七年（1688），以舟山为定海县（改旧定海县曰镇海），浙海关移设焉。特建红毛夷馆一区（明时称荷兰曰红毛，后英人至，亦以是称之），为西人住居之所。时英、法、瑞典、西班牙、比利时等在广东均已立有商馆（俗称洋行，唯荷兰商馆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始设立），而浙海税则较粤海为轻，于是诸国麇至。乾隆二十年（1755），英总商喀喇生、通事洪任辉请收泊定海而运货至宁波，亦许之。乃越二年，忽有停止浙海之议，于是中英交涉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