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乙卯，左司谏张商英言：“臣伏见今年已闭塞黄河北流，都水监长贰交章称贺，或乞付史馆，则是河水已归故道，只消修完堤埽以杜将来訩决之患而已。近闻使者王宗望、外监丞李伟却乞开澶州故道分水，工部侍郎吴安持乞候涨水前去相度。缘开澶州故道，若不与今来东流底平，则叆经水落，立见淤塞。若与今来河底平，则从初自合闭口回河，何用功九年费财动众？吴安持称候涨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谈。前年涨水并今年涨水，各至澶州、德清军界，安持首尾九年，岂得不见？更欲延至明年涨水，乃是狡兔三穴，自为潜身之计，非公心为国事也。况立春渐近调夫，是时不早定议，又留后说，邦财民力，何以支持？访闻先朝水官孙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贾种各有《河议》，望取索照会。召前后本路监司及经历河事之人，与水官诣都堂一处反复诘难，务取至当，经久可行，定议归一，庶免见年年遇涨水，则乞候霜降水落；遇霜降水落，则乞候涨水，以有限之财，事无涯之功。”是日，曾布因商英言河事，极陈近岁调夫多至於率钱，民力重困，既切责水官以河事必大有须索。今京东、河北皆饥歉流亡，河役不可责办民力。安焘曰：“河已东流，不可复易。”布曰：“河既已东流，无已议者，大河非人力可回。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但因其势而顺导之则可矣。东流固未可保其无患，不可不责水官用心照管。若既复故道，则当使如小吴，未决以前，悠久可保，不可使岁有患也。众皆曰：“旧亦有决溢。”布曰：“先帝在位几十年，河决者三四，未尝岁为患也。”枢密院再对，布复陈：“安焘屡言东流不可更议。臣等本无此意，但未敢保其无患，须责水官以不可败事也。兼大役不可尽责民力，须朝廷应副尔。”既对，韩忠彦谓布曰：“厚卿疑子宣，以子开尝以回河为非，故亦主北流之言。”布曰：“诚不晓事，未至於此。使大河已东，必欲徙之北流以便子开之论，此言果可伸乎？”后数日，布又言：“吴安持论河事，既被督责，计穷词屈，真情尽露；兼所言先留北堤四十里泄水，以为先有此论。韩忠彦具知其说，当时吴安持以谓河须东流，须闭北流，乃可成功。但以范纯仁、苏辙主北流之论，故且为此说以诱之，庶其肯听。今乃执此言以逃责，更为欺罔。”上曰：“安持若以王宗望尽闭北流为非，当时何不言？”布曰：“安持为工部侍郎，乃其执事，何待今日方言北流不可尽闭？陛下固已察见其奸言矣。”上欣纳。退至都堂，安持等来禀河事，因反复久之。布谓章惇曰：“何惜二十万未应副，将来若败事，秋毫无所假借。”安持又言：“酾二渠为便。”布曰：“若然，则是北流是，东流是？”安持曰：“须以渐闭。”布曰：“然，则几何年可了？”安焘云：“只为昨降之文字，以东流为非，故如此纷纷。”布曰：“本不以东流为非，亦不敢以北流为是，但不敢保东流无患尔。主东流者是罪人，主北流者亦罪人，国事但欲取之当尔，东北何择焉！”翌日，同呈安持劄子，布曰：“计穷词屈，奸言尽露。”安焘曰：“安持先曾有文字欲留四十里。”布曰：“如韩忠彦所闻，乃是欺罔反复”。安焘曰：“布改定劄子以东流为非。”布曰：“臣尝以为用偏见，主东流、北流者皆罪人。臣素不预河事，於此持心实平直，於东、北流无所主，但欲处国事当尔。”焘曰：“谁不平直？”上曰：“执偏见，诚不可反复久之。”布又言：“劄子乃章惇所草，臣尝改定，云：‘新缕七十里堤，未委可与不可捍奭，将来涨水，及虑上流有壅滞訩决之患，缘公私之忧不细，不可不预为经画。’此语恐亦非道。至於众论所疑，无不削去。”（案：此下原本有脱误。） 惇曰：“昨日已谕水官，人夫物料，极力应副；若将来败事，水官亦无所借贷。”上曰：“当如此。”（《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7、甲子，左司谏张商英言：“伏闻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近诣三省、枢密院禀议河事，在都堂喧略无仪矩，始以母老为辞，又以须得二十万夫、千万刍梢乃可往。厉声云：‘水官岂可不为自全之计。’按安持主张河事八年，今日始开口为自全之计，即前后欺罔，不攻自破。缘章惇、曾布是王安石门人，吴安持是王安石女壻。安持又是安石男女姻家，致安持恃亲戚恩旧，敢肆侮慢，使庙堂之体，凌夷如此，何以耸天下之具瞻，为首寮之表式哉！安持首鼠两端，必图再用，欲乞下有司簿责。自充都水使者至今，前后费用若干人兵钱粮梢草，兴得是何功利？从初主意，为是东流，为是北流。若主东流，因何十六河不曾闭塞，下流堤埽不曾修筑？若主北流，因何年年进马头水入孙村口？若以孙村口分减水势，因何八年用功，今年浅殿却于窦家港口等处？行水明正，案牍具列情状。检会六塔河李仲昌等例先次责降施行，仍自今年间塞北流以后，专责王宗望、郑祐，候过涨水取旨当罢。况此一事，上系朝廷，休戚至大；下击生灵，利病不小。大臣岂敢以亲党之故，致私意於其间，所有臣自供职后来论列章疏，亦乞检会，再赐采择。”（《纪事本末》卷百十二。原注：商英此章，据布《日录》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癸亥，今附本日。）
8、乙丑，上以商英言安持章付枢密院，与三省同进呈。郑壅白上：“曾布尝诘责安持反复奸言，故安持对水官惧后命，不敢不为自全之计，亦无喧悖状”。上曰：“安持果安石壻？”韩忠彦曰：“蔡卞女壻也。”布曰：“人臣何敢用私意庇人，变乱是非，以误国事？”上曰：“此无可行者。”遂罢。（《纪事本末》卷百十二。）
1、十二月己巳朔，案：据钱大昕《朔闰考》增“朔”字。河东路转运司言：“本路盬课利往年最厚，其法之弊，无甚今日。自元丰以后至今，官场卖到见钱兼客人算请所改课利，比於元祐间，取其最多一年之数不过十二万六千缗，以方元丰最少之年犹未及三分之二。近虽专差奉议郎舒之翰至本路改更旧法，行之二年，课利愈亏。盖是不能深究弊源，遂致私煎盗贩，从而得行豪夺公家之利。按熙宁八年六月中书劄子云云，当时相度只以一色盐从官场出卖，得旨推行累年，颇有实利。自后主法之吏不能遵守，妄有改更，因缘积习，遂致颓废。兼近年裁减私盐赏钱，不许根究卖主来历，法禁废弛，滋长奸弊。请将本路盐只许官场出卖，罢去客人算请。依熙宁元丰间行私盐条禁，并制官提举，除旧条护到盐不许根究卖主来历外，馀依所奏。”（《纪事本末》卷一百，又卷九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十二月，河东盐复官卖法。《编年备要》云：转运司言：“本路盐课以一年最多之数比元丰最少之年犹未及三分之二，请罢去客人算请，官自卖”。从之。又案：熙宁八年六月在《长编》卷二百六十五，不载中书劄子，惟於戊申日下载三司使章惇言河东、永利两盐课，诏河南转运使详具条约以闻。）
2、庚午。（《长编》卷三百八十：陕西转运司收籴斛斗，充缘边五年之蓄。又卷四百九：元祐三年四月甲申，户部言陕西沿边蓄钱请注籍，以备勾考。原注：绍圣元年十二月三日。）
3、辛卯。（《长编》卷二百四十五：熙宁六年五月丁卯，详定行户利害所奏，乞从本所约中裁定，均为逐处吏禁。原注：绍圣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可考，今原文已佚。）
4、甲午，（案：原作“甲子”。十一月己巳朔，无甲子日，据《十朝纲要》、《宋史·本纪》订正。） 诏范祖禹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赵彦若责授安远军节度副使、澧州安置，黄庭坚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纪事本末》卷百一。案：岳珂《桯史》卷十一云：绍圣元年四月甲申，鲁直以史事谪黔南道。与此年月有异，或彼以到黔日，此以奉诏日也。《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修《神宗实录》，坐诋诬罪窜。《太平治迹统类》云：十二月，御史郭知章、黄庆基乞奏贬修《神宗实录》官。甲午，三省同进呈台谏官前后章疏，言：“实录院所修先帝《实录》，类多奸言，诋斥熙宁以来政事。”中丞黄履、御史翟思、左司谏张商英，论具修《神宗实录》官诬毁先帝。《编年备要》云：祖禹永州，赵彦若澧州，黄庭坚黔州，并安置，坐修《神宗实录》诋诬也。言者论所撰《神宗实录》，美意良法辄敢隐没，而微言讥刺者凡数十事。诏祖禹等供答，至是国史院奏到，祖禹、彦若、庭坚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上曰：“史官敢如此诞谩不恭！”遂有是命。李幼武《名臣言行续录》卷一云：章惇与并奸论《实录》诋诬，前史官分居畿甸以待案，摘千馀条示之，谓为无验证。既而院史考阅悉有据，依所馀才三十二事。庭坚书“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至是首问焉。对曰：“庭坚时官北都，尝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有问者，皆直辞以对，闻者壮之。）
5、户部尚书蔡京言：“本部财用皆自东南漕运以充岁计，今年上供物数十，无二三到者而汴流今已闭口，臣责到案：《宋史·河渠志》四作“责问”。提举汴河堤岸杨琰状，称（案：《宋史·河渠志》四作“乃称”。） 自元丰二年导洛通汴至元祐八年之间，不曾闭口。如遇冬寒，差兵打冻，并不失事，乞依元丰条例。”从之。《纪事本末》卷百十二。（案：《长编》卷四百七：元祐二年十二月末，是冬，始闭汴口。原注：此据绍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蔡京云云，并三年正月李仲云云增入。案：三年正月李仲之言，原文已佚，已据《宋史·河渠志》四附注於彼，又明年正月十三日庚戌，宋用臣言可考。）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严铜钱出界禁。案：《十朝纲要》：辛未日。《编年备要》云：奉使郑价言，北界支到抬厢人例物见钱七千馀贯，并是国朝新铸宝。遂诏增重其禁。据《宋史·食物志》下二：郑价使契丹，契丹还言其给与厢者钱皆中国所铸，乃增严三路阑出之法。
仁和张大昌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