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在为《郭小川诗选》英文本写的序言中说过：“打开在读者眼前的这本诗集，是一本不能用平静和闲适的心情来阅读的书。它没有一篇一章可供人消遣，更没有一声一韵能助人安眠。它是晨钟，是号角，是战鼓。”这一段话，可以概括中国内地以后普遍的诗歌观念，也可以概括诗歌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所处的地位：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它总为政治代言，总被要求于充当政治发言人的角色。“供人消遣”和“助人安眠”的作用不仅得不到强调，而且是受到抑制和不被认可的。长期以来，诗歌履行着为政治服务的职责。这种诗歌从属于政治需要的处境，人们没有怀疑也不能怀疑。
没有或极少纯粹抒情的个人化的诗。所有的抒情诗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成为政治抒情诗。这种状况，也只是到了方才开始松动并有所改变。这构成了当代诗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色，当代诗歌发展的许多问题莫不与此密切相关，可以说，政治对于当代诗歌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诗歌的为政治服务，密切了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使诗歌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得到强化，以至于使诗能够成为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变迁的形象的记录。但是，诗歌排斥“供人消遣”和“助人安眠”的作用，而只是紧跟政治运动和中心任务和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后面，却影响了诗的发展并严重地摧残了诗的声誉。正是因此，一些人对传统观念常常表现出一种不驯的姿态，他们就如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所说“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
诗歌不可能与政治无关，一切的文学艺术也不可能摆脱政治的影响。进步的诗歌总是和进步的理想连接在一起。从前进的观念看：优秀的诗人，总关心社会的命运，他不会对他所处的时代淡漠乃至麻木。
在诗与政治的关系中，产生毛病的原因往往在于取消诗的独立性而使之沦为政治的附庸。有什么样的政治运动就要求有相应的诗歌配合它，而且这种配合是无可选择的和直接的，甚至是不论事件的大小，大至一个大的运动，小至一颗“红色卫星”上天、某一次会谈公报的发表（8月《诗刊》就有专辑刊登阮章竞、楼适夷、臧克家、邹获帆、晏明、王亚平、陈伯吹等欢呼《毛泽东赫鲁晓夫会谈公报》的诗作。7月《诗刊》发表《支持阿拉伯各国民族独立运动增刊》，有郭小川、冰心、田间、萧三、力扬、阮章竞、光未然、冯至、袁鹰、卞之琳、丁力、王亚凡、李广田、沙鸥、陈伯吹、楼适夷、刘岚山、管桦等诗人的“支持诗”）都有相应的诗歌作出各种各样的表态。
有两点情况是值得注意的，以来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加上经济建设以及广泛的社会运动的发动和开展，诗歌经常处于各种各样的“紧密配合”和“闻风而动”的状态中：庆祝、欢呼、批判、声讨，各种各样的宣传和表态，使诗歌承担着力不从心的重负，而且几乎使它无暇他顾，例如以比较从容不迫的心情表现生活所带给人们的内在情感的变化等。此时的诗歌局面看起来热闹，实际上由于政治充填着诗歌，使它的路子越走越窄。另一方面，政治上变动过大，即使在当时看来是十分重大的事件，事后往往失去了价值，许多以此为题材的诗也因而失去了意义。前面提到的当代两位最重要的诗人在以诗歌为政治服务方面都是极好的例子。从五六十的诗创作来看，贺敬之几乎是不对重大政治主题以外的题材写作的诗人。他的诗虽写得不多，却在诗中保留当代重大政治事件的素材最多，他总是每隔一个阶段就对当代的政治生活做一次总的概括。几首重要的长诗：《放声歌唱》、《东风万里》、《十颂歌》、《雷锋之歌》都是为政治服务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和《雷锋之歌》等一样，《中国的十月》和《八一之歌》也都是献给重大政治事件的。他的诗的长处在于密切配合着政治宣传，其缺憾也在于太接近政治。例如写的《十颂歌》中：“在我们大跃进的万马丛中，有那么几个心病患者，有那么几个好龙的叶公——强大的东风使他们捧心闭眼，群众运动的火焰使他们肉跳心惊——什么得不偿失呀，什么太快、太狂……一样的现实，两样的眼睛。”显然，正确的不是批判者，而是这里被批判的那双眼睛。这对诗的声誉而言，就不能不构成损害。正是因此，贺敬之在他的诗选自序中说：“我曾用真情实感去歌颂光明事物——我们的党、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是应当做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还必须说：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解是太肤浅，太幼稚了，对我们生活中的矛盾的认识是过于简单，过于天真了。”这些话的后面，包含着很多沉重的意思。他在进行了这样的反顾之后还指出，《十颂歌》中“关于庐山的那段批判的文字还是错误的……这一篇中的这一整版，我不能不以负责的心情把它删除”。
《中国的十月》是贺敬之被迫长久停笔之后的第一首诗，全诗表现的是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中国人重获解放的欢欣。但是由于他大量地引用当时的政治术语以增强它的政治性，时过境迁，许多术语如今已经弃置不用，已经过时或变得不正确了。这些变化也使得这首诗的价值发生了变化。例如该诗第一段就是这样开头的：“——中国的月。历史的巨笔，将这样书写：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又一重大战役，文化大革命新的光辉一页！”这第一笔当时觉得是对的，现在看来，这第一笔便不对。又如另外一段：“阶级斗争啊，没有熄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对骗子啊，必须识别”，“走资派还在走，路线斗争啊，复杂激烈。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无产阶级必须继续革命啊，——毛主席就是这样为我们写下不朽的总结”。由于他太直接也过多地引用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而这些口号并不长久，也使他的诗变得不长久了。
郭小川更是一位充满政治热情的诗人。他自述他的诗歌创作动机，就是要“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姿态，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就像战争“写动员标语一样”。他始终以一个战争的歌者而自豪，而且始终坚持“斗争的文学”的信念。郭小川几乎每个政治运动都写诗。“反胡风”斗争，他写《某机关有这样一位青》。诗前序里谈到：“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中，有许多别有来历的人物。这里说的是一个新上钩的胡风分子的故事……”最后说：“读者啊，故事我实在不能再讲下去了，我的心为无穷的愤怒填得满满。我只能说：我们要声讨胡风集团，更要记住这青怎样陷进罪恶的泥潭！”这首诗，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理所当然地流逝了。“反右派”斗争，他又写诗配合。在《发言集》中他宣称不是写诗，而是要以“语言的子弹”
“瞄准反党分子”。在这样做的时候，郭小川表现了矛盾和痛苦的心情。在《发言集》中他说：当我瞄准你们左右的共产党员时，老实说：我的心痛苦而又颤惊。
像贺敬之、郭小川这样的经历，在中国内地诗人中并不是个别的，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令人悲哀的是这样热衷于宣传政治的诗人，政治并没有保护他，而是使他为政治付出代价。他们都受到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在“文化大革命”中，郭小川政治热情依旧，，他在北京和湖北农村写出了歌颂毛泽东横渡长江的《万里长江横渡》的初稿，公开发表。“这首政治抒情诗，从头到尾，都熔铸着诗人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正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伟大实践，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验明了从大风大浪中发展的道路，把亿万群众引上了继续革命的征途。”但就是这样一首诗，却被说成是“为林彪招魂”，“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宣言书”。郭小川被宣布重受“审查”，而且被遣返干校继续改造，直至“四人帮”倒台。他一直没有正式工作，最后丧失了生命。他一生以诗为政治服务，但并没有得到政治对他的宽容。瞬息变幻的政治形势，产生了许多富有戏剧性的情节。
公刘的遭遇，也是其中一幕。他于8月发表《我们的生活向右派宣战》。在那时，他正义地宣告，中国将“沿着社会主义的大道向前飞奔”，“这是历史的判决，这是生活的答案，这是人民的声音”。而诗人则要“抛一本新的诗集到你们面前，向你们宣战”。而事实却是，不仅这本诗集没有抛出来，他自己却成了他所批判的“右派”，并被革命队伍“抛”了出来。
与公刘的故事有关的还有老诗人公木。月《星星》发表文章《公木支持了什么》，该文批判公木的《怀友二首》，指出该诗“对党所抱的态度可用三个字来说明，即怨、怒、恨”，“怨者，怨党之不明；怒者，怒党之不公；恨者，恨党之不情”。但公木还在挣扎着，他于1月《诗刊》发表《公刘近作批判》以求表明心迹，但却没有收效。8月《诗刊》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对公木的《鞍山行》进行批判，责问作者是站在什么立场，把“我们党”说成“那么自私、嫉妒、猜疑和作伪”。公木想以批判他人戴罪自赎并没有挽救自己，他的名字当然也消失了。
政治使诗人升腾，政治也使诗人沉没。“文化大革命”前的内地诗歌发展，难以摆脱与当代政治的这种密切的关系。其间，曾经有过两次规模巨大的诗歌运动，但是仔细推断它的性质，都不能算做是作为艺术的诗的运动，而只是政治这一巨力派生出来的准政治的“运动”。的新民歌运动即是一次人为的运动。政治上的大跃进，要求诗歌的配合和宣传，企图用浮夸的形象和思维方式来改变新诗的方向。关于新民歌是否有局限性的讨论，进行了很长的时间，最后也在无形的压力下不了了之。另一次，是发生的天安门诗歌运动。这次运动是自发的，其主要动力仍然是民众要求结束“四人帮”统治的政治上的要求。平民手无寸铁，只能以诗为武器。这是一次以诗为手段的抗争，其起因是政治性的，其直接结果也是政治性的。
政治上的变幻莫测使诗歌失去了良好的艺术探求和发展的气氛，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驱使诗歌被动地尾随它。诗不可能有充裕的空间来发展自己的艺术，但是诗人仍然寄希望于和谐安定的环境和良好的气氛。人们认为，政治上安定必然带来诗歌艺术的发展。事实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之前近三十，大约有过三次由于政治提供了喘息的机会而带来了诗歌短暂的繁荣，其效果非常明显。
第一次是，前后大约两多一点的时间。战争已经结束，国内没有大的政治运动，经济建设正在开展。诗歌经过一段时间的对于新生活的适应，已经具备了发展的可能。中国当代诗歌的独特个性，这时方才显出它的鲜明的轮廓。许多著名作品都产生在这个时期：贺敬之的《回延安》、《放声歌唱》；郭小川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闻捷的《天山牧歌》；公刘的《黎明的城》、《在北方》。这个时期，不仅创作上繁荣，而且出现了一批新人，这批后来活跃在诗坛的中坚力量，都是在那个时期出现并逐渐成熟的。
第二次是。下半开始的政治上的大波动，开始的“大跃进”的狂热，造成了连续三之久的经济灾难，这时开始冷静，正着手调整和恢复。政治上的平静给艺术的发展带来了直接的好处，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在这个时候面世。郭小川的诗歌艺术在这个时期也走向成熟，著名的《甘蔗林一青纱帐》和组诗《秋歌》出现在这一时期。另一位著名诗人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第二部以及当时出现的一批表现革命斗争的激情诗篇，都产生在这个时期。李瑛在这个时期也写出了他的国际题材的名篇。
第三次是。这个时期的成绩已经由
新诗评奖表现了出来。一批著名的诗篇都产生在这个时期，创作是多样化的，写出了好诗的诗人是广泛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由于思想解放而带来的艺术大繁荣的局面，构成了“难忘的”。由于这个势头没有持续下去，第一次高潮也来不及有更多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