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向我描述这些的时候已经五十有五，55岁的母亲当然早已退出了美人的行列，然而，她那喜形于色的表情却再现了彼时的辉煌。我不能与母亲同乐，自然也不承认那个虚假的辉煌，母亲被恭维做美人的前提是送亲太太偷偷向掀轿帘的女巡警塞了四块大洋。母亲容貌再姣好，出嫁时也已32岁，32岁的女人在那个时代已是半残的花儿，值不得警察大惊小怪。
母亲的盖头不是被父亲揭开而是被警察揭开，这点也令我不满意，我视此为不祥。从过礼大帖上看，设计得周密严谨的婚礼当是十二分的圆满与和谐，但事实是花轿一进门，母亲便知道了：属兔的、比她大6岁的丈夫并非如庚帖所写“山林之兔，五行属金”，而是“蟾宫之兔，五行属木”。看起来，天上的兔子比山野的兔子高贵了不少，但这一高贵竟又长了一轮，也就是说父亲比母亲整整大了18岁，而且还有前房的儿女……这些都是事先瞒了的。叶家坑人，实在坑得厉害，简直有些不择手段了。这无疑是因了母亲娘家的穷、没有势力，才敢这样瞒天过海地欺辱，换了别人，大概是不敢。母亲得知如此，当下如五雷轰顶，变得木讷呆傻，连步子也迈不开了。后来，母亲对我说：“为这个我哭了几天，叶家人从南营房请来了你姥姥，你姥姥站在我的床头说，闺女，认命吧。”
母亲就认了命。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母亲进门不久，父亲第二位妻子的大儿子、我的二哥便偷偷离家出走了。他离去得坚决又彻底，毫不拖泥带水，义无反顾地走出了这座大宅门，走出了这个热热闹闹的家，再也没有回来。可怜了初为人妇的母亲，她不得不跟着众人到前门火车站去堵截那个执拗的儿子，背着“一进门就挤对走前妻儿子”的黑锅，踟蹰在车站站台上，其难堪可想而知。后来又有话传出，说那儿子是在母亲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上了火车的，这便将母亲推向了更加难以辩白的窘境……事实是否如人所云，时至今日我也无机会向这位异母兄长问个明白，其实问如同不问，没多大意思，那些远年故事经过时间的磨砺，早已如风一样地散了。
这便是母亲谓之辉煌的婚礼了。老夫少妻，白发红颜，不足相当；豪门小舍，深院陋屋，贫富悬殊。如果说婚礼是一出悲苦戏紧锣密鼓的开场，那以后的日子就是愁烦、绵长的二黄慢板了。
母亲在叶家敛眉就食，俯首觅衣，妯娌们不是内务府官员的格格就是巨商的千金，大宅院里没有母亲的位置，名为太太，实为仆人，连饭也是与佣人在一起吃的。吃不饱饭，饿了的时候就抓一把生米放在嘴里嚼，这情景我记事以后还经常见到。
父母亲不但年龄相差悬殊，文化修养的差异也很大。母亲只看小人书，她对父亲的那些之乎者也不感兴趣。父亲是搞美术的，母亲却不懂画，她只欣赏烟盒上的大美人儿。有一回，母亲教我唱“妈拍着，妈抱着，你好半天没吃了妈妈的乳哇”。大概是妈妈哄小孩子的曲儿，调子很好听。后来，父亲跟母亲有一通好闹。原来，有人听到了，将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原来母亲教我唱的是《马寡妇开店》里面的段子。《马寡妇开店》是属于淫荡的小戏，流行于游艺市场那样的地界并不奇怪，但进人大宅门已不仅是荒腔走板，而是有伤大雅了。
从此，我再也没见母亲张过嘴。
母亲也很少带我们回娘家了。
听说那个热闹的游艺市场到1957年以后才逐渐消失。
不去姥姥家的结果是姥姥常来，舅妈也常来。来了都是悄悄的，见了父亲便阢陧不安地陪着笑。她们来的目的是为了向母亲要些钱，母亲没有钱，钱都在父亲手里，所以，她们见了父亲就直不起腰来，眼皮也不敢往上抬。这使我很为姥姥家的人难为情，也为母亲难为情。
很快，我就为自己难为情了。
因为父亲的死，家里的日子开始变得艰难，我无忧无虑的生活也就此打上了句号。
小家出身的母亲不是不会计划，而是无以计划，家中从此靠典卖来维持生计。先是父亲的文物字画，后来是母亲的衣物首饰……母亲不忍与旧物相别，打点完东西就让我提着到委托商行去跟人讨价还价。后来，我写的家族小说里面有不少地方涉及到了古玩方面的知识，比如对明清瓷的鉴定、对古玉真伪的辨别等等，有的读者以为我或在收集古董，或是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的常客。殊不知，那闻名中外的潘家园我至今也是一次没去过的。我的古玩知识是通过卖自家物件而获得的，其学费便是难与人言的酸涩、无奈和感伤。今天，也常有朋友拿了市场上买来的所谓古董让我辨真伪，已属游戏性质。他们说：“搁你是一目了然的事，搁我们就是一辈子钻不完的学问。”我开玩笑地跟他们要鉴定费，我说：“知识也是财富，以前体现不出这一点，现在社会发展了，应该给知识以应有的价值体现。我们叶家用上百年的家底才培养出了我这么一个宝贝，价值自然是不低的。”
而在卖家底的当时却远没有今日这般潇洒，母亲从我手里接过卖东西的钱时，那手常常是发着颤的，脸也变得苍白无色。我也觉得悲苦难言，不敢与母亲对视。
1960年，物价奇涨，东西奇缺，母亲的腿肿了，我的腿也按出了坑。街道补助我们5斤黄豆，那是救命的豆子啊！但我们却迟迟没有去领，因为，就是那5斤豆子的钱，我们也拿不出来。
母亲从箱子里摸出了一个鼻烟壶，让我去把它卖了。
那是个乾隆年间的套料鼻烟壶，粉料的底，淡蓝的彩，制作之精美细致，一望便知是出自宫廷作坊的物件儿。这是父亲生前最喜爱的一个，也是最后的一个鼻烟壶了。
我拿着它奔了寄卖店，我要用它来换回那救命的5斤黄豆。
我将那个小壶小心地递过去，在对方接过的同时我注意地看了他的表情。训练有素、老谋深算的古玩商哪里会有什么表情流露给我。他并不看那壶，却说：“你们家又揭不开锅了吗？”
我低低地回答：“是的。”
他说：“你们家没有大人？”
我说：“父亲死了。”
他说：“你妈为什么不来？”
我说：“她要看我的小妹妹。”
他说：“你妈何必死守着，她应该改嫁。”
我看着他，紧咬着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说：“你才这么大，还有小妹妹，你们这么卖东西总不是长事。”
我说：“我妈不嫁人。”
他还说了很多改嫁有益的话，他是什么目的，我不清楚，但我认为他跟我说这些是明显带有欺负人的性质，是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欺负我们叶家无人。情急之中，我大声说：“我有七个哥哥！”
“七个哥哥”保护了我，慑于“七个哥哥”的威力，那个人不敢造次了。
我进一步敲定说：“我大哥叫叶广厚，二哥叶广生，三哥叶广益，四哥叶广明，五哥叶广延，六哥叶广成……”
还没有报出老七的名字，那人已经从柜里面甩出来一元五角钱。
是啊，有七个哥哥的主儿，谁敢惹！
问题在于那个善于算计的人就没想起问问这七个哥哥是不是都是母亲的亲生。
我一路小跑回家，将实情一一相告，母亲听了当下红了眼圈。
母亲说：“你长在贫困之家，要争气，此时咬得菜根，即便他年得志，也不能为绮丽纷华所动。”
我将母亲的话深深地刻印在心底，至今不敢忘记。
钱，没有不行，多了也无益，经我手从家里倒出去的古玩字画何止千万，现在看来，那一切都是虚的，看透了，也就是那么回事。如今再回过头来看财产，真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慨。
当时毕竟年纪小，不知世事，将那些脏话带给母亲，使正处于烦恼之境的母亲徒乱心曲。
真是混蛋至极！
然而，我做出的更混蛋的事情还在后面。
1962年，有邻居为母亲介绍了“一个人”。那邻居也是好心，她看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是太难了，有心提溜我们一下。只是提起，并未见面，我便将此视为世界末日的降临，外面的人欺负我们，我们可以跟他们去打，但我们不能自己从里面就散了。为了“那个人”我跟母亲有一场好闹，我当着四姐的面大声指责母亲，从四姐的尴尬里我应该完全体会到母亲的难堪，但是我不，我有意地让她下不来台。我内心深处的邪恶与自私，在那件事情中得到了充分的暴露。恶毒至极！
我以绝食来抗议这件事，每天一言不发，坐在廊子上晒太阳，那形象大概与“母夜叉”无异。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老七叶广宏不叫我丫丫而改叫“母夜叉”，他把夜叉的“叉”字发音故意高挑，以示为我的专有，避免与别的夜叉相混淆。这件在别人看来似乎是无所谓的事，我把它看得过于认真，孩子们当中，也只有我一个人在跟母亲对着干。而我的执拗、我的霸道，在叶家又是出了名的，这就苦了母亲。她几次找人叫我去吃饭，我均不理睬，我的心里装满了愤懑，我不能管父亲以外的任何男人叫爸爸，也不允许毫不相干的人进入这个家庭充任父亲的角色，我的父亲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叶家的大门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现成的大宅院，现成的妻子，现成的子女，在我们面前指手画脚地当现成的爸爸，没门儿！
甭管他是谁！
绝食的第三天，我已无力在廊下呈夜叉状，而改为静默卧床。
傍晚时，母亲端着一碗红小豆粥来到我的床前，母亲将粥放在桌子上，搓着手并不离开，明显地她是想跟我说什么。我将身子掉过去，把后背冷冷地摔给了母亲。
半天，我听见母亲声音低低地说：“……那事儿，我给回了……”
泪水由我的眼中涌出，依着我的本意，该是抱着母亲大哭一场，但倔强的我有意不回过头去，以继续显示我的冷淡，显示对她行为的不屑，让她做进一步的反思。
无奈中的母亲，再没有说什么，她……跪在了我的床头。
母亲这一跪，无异于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我实在是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我知道，我这一刀，直扎进母亲的心里，我对母亲的伤害太大了。为此，我后悔一辈子、内疚一辈子，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恨不得把自己揍一顿。让母亲下跪，我成什么了？如果说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所经历的磨难，是苍天因此而给我的惩罚，那么，我情愿这苦难更深重一些，非此不能减轻我心里的压力。全中国大概再也没有我这么不懂事、不孝顺的孩子了。我今天把这件事写出来，是让人们看到我的丑恶，看到我的卑鄙，我要让所有的人为此而诅咒我，以赎我的罪过。
如果说当初媒人的哄骗使母亲落入陷阱，那么，我后来的这一举动则如同落井下石，是我，将母亲生活中最后一点希望也给掐断了。男女不杂坐，叔嫂不通问，寡妇不夜哭，母亲在沉默中以礼自防，这一切都是做给女儿看的，女儿已经“懂事”了。
“懂事”的女儿考进了北京女一中。
我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是拔尖的，我把对家的爱，对母亲的爱用在发奋学习上。我将来要让母亲过好日子，就必须好好学习，让母亲省心，这是我应该做到，也是能做到的。那时，母亲所生的大女儿，我的五姐叶广芸已经工作，每月给母亲10元钱；三大爷虽也接济一些，经济仍是十分紧张。我和七哥利用暑假打工再挣些钱，他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我剥云母、拆线头……我们要自己挣出新学年的学费。
愁苦憔悴的母亲变得沉默寡言了，病从心起，病贫交加，更无可诉之人，每于灯昏漏转之时一人独坐床头，呆呆地望着某一个地方，那思路分明已经走得很远、很远。母亲的生命在油尽灯枯的摇曳中苦熬，其情其景之悲，令我至今难以回首。
后来，我由学校分配去了陕西，母亲越发地虚弱了，她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让孩子们回来。”这孩子们，指的就是在关中农场养猪的我和在陕北插队的妹妹叶广荃。
心血耗尽的母亲在弥留之际保存着最后一口气，她在等待着陕西的两个女儿的归来，她有话要对我们说。那口气足足拖延了3天，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等待，什么样的毅力啊！世间大约只有母亲才会有这种等待吧？当我和妹妹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来，扑在母亲的床前时，母亲已经昏迷，已经没有气力说话了。我们千百遍地呼唤着母亲，她没有反应，只有一行清泪由眼角淌下，滴到枕头上。人说这是辞行泪，是临终的人留给亲人最后的祝愿与嘱托，是全部生命的凝结。我料定，母亲的生命凝结里只有悲苦、只有辛酸，母亲的嘱托里只有担忧。
32岁出嫁，47岁守寡，66岁故去，一生坎坷颠踬，艰辛备尝，何曾有过舒心？何曾有过辉煌？
我问七哥，母亲临终到底要跟我和妹妹说些什么？七哥说，母亲所念，只有两个未出阁的小女儿，她反复叮咛，两个女儿将来择婿，一定要门户相当，年龄相当……
为此吃尽一生苦头的母亲是怕了。
春天，我再次去香山基地看望母亲，与母亲的维系已被冰冷的石板隔开，再难触摸得到了。母亲在灿如云霞的桃花中安然睡去，不再为人情冷暖揪心，不再为红盐白米犯愁，她得到了永久的安宁。
我在墓前站立许久，母亲无言，我亦无言。
我要离去了，正待转身，大风忽起，山林呼啸，花雨纷飞如雪，远望近观，湖光山色尽在扑朔迷离之中。风将石桌前的鲜花果品吹乱，风将我的心祭与无数花瓣高高扬上天空。
山大恸，人亦大恸。
母亲好辉煌！